毛泽覃与贺怡风雨相依

王祖远

毛泽覃贺怡及家人

1949年11月，江西瑞金红林山区。贺怡沿着弯弯曲曲的小道走上山顶，来到隐没在丛林中的毛泽覃当年殉难处石碑前，屈膝跪下，用手帕轻轻地拂去碑上的泥尘，献上一束鲜花，纪奠夫君。

革命之交

1929年2月的一个夜晚，吉安东固西村王大娘家里，贺怡第一次见到大庚战斗中负伤的毛泽覃。对于毛泽覃，她以前听姐姐贺子珍说过，毛泽东有一个与他很像的弟弟，是年轻有才干的红军干部。但贺怡从未见过毛泽东，也没见过毛泽覃。此时她将油灯拨亮，只见毛泽覃长方脸膛，粗发浓眉，宽宽的前额，英俊的脸上流露出无所畏惧的神情。

不满18岁的贺怡，想用桌上的暖瓶去打开水时，却弄出声响，把毛泽覃惊醒。毛泽覃坐了起来，与她打招呼。贺怡作了自我介绍。毛泽覃听说她就是贺子珍的妹妹时，十分高兴。

贺怡说：“前年我刚加入党组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了。妈妈死活不让我去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我就对妈妈说：不戳穿国民党的反革命阴谋，就没有我们穷人的活路，谁也无法堵住我的嘴。妈妈拿我没办法，只好让我去闯了。” 贺怡又说，去年10月，我去吉安码头工会送文件，回来路上遇见了迁居吉安的伯父。伯父知道我参加共产党，竟蛮横地把我锁在屋子里，不许外出。我不停地喊闹，五天没吃一口饭。伯母见了，不得不打开门，放我出来。

贺怡铁心干革命，毛泽覃深为感动。

为使毛泽覃的伤势尽快好转，贺怡起早摸黑访药农，爬山越岭采草药，并想方设法增加毛泽覃的营养。在她精心护理下，毛泽覃的伤好得很快。之后，贺怡担任赣西特委妇女部长。1931年6月，毛泽覃调任永(丰)、吉(安)、泰(和)特委书记，贺怡任特委委员兼保卫局局长。

这年7月初的一天，毛泽覃和贺怡正在吉安与泰和交界的枫树坪村一家院子里研究工作，突然村外传来两枪响。原来，东固附近的土豪流氓纠集一支160余人全副武装的“敢死队”，打探到毛泽覃的去向，跟踪而来，并发起突然袭击。

贺怡听到枪声和赤卫队员的报告后，大吃一惊。毛泽覃却十分镇定说：“敌人来了多少尚未搞清楚，如果冒险出击，会陷入被动，还会危及群众的安全。应通知所有干部群众，马上撤到山上。”

敌人进村后，找不到人，生怕中了埋伏，不敢久留，抢掠一阵子就溜走了。

毛泽覃在危急关头镇定自若，沉着应付，让贺怡心生佩服，产生一种永远留在他身边工作的愿望。

一天，毛泽覃轻声说：“贺怡，你是个很好的同志，我们的关系能否前进一步呢?”贺怡看了看毛泽覃，脸上一片羞红。1931年7月20日，毛泽覃和贺怡在一间破旧的民房里结合了。没有举行什么仪式，更没有摆酒祝贺，只有乡亲们送来的花生、米果、香茶。热心的王大娘做了几样菜，大家热闹一番就算办了喜事。

患难夫妻

1932年3月，毛泽覃任公略中心县委书记，贺怡任县委妇女部长。同年10月，毛泽覃调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贺怡任中共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当时，中共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叶坪村，毛泽覃夫妇住进了叶坪村西头的一户农民庭院里。

一天，贺子珍和毛泽东来他们院子，贺子珍与贺怡热烈拥搂。毛泽东和毛泽覃久别重逢。毛泽东走向贺怡，紧握着她的手说：“你就是贺怡同志吧，很好，你们姐妹都成了湖南伢子的媳妇啰。”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不久，毛泽覃和贺怡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是一个小女孩。由于夫妇俩工作很忙，就将女孩交给妈妈带养。

贺子珍、贺敏学、贺怡在上海合影。

一天，毛泽覃回到家里，脸色异常严肃，呆呆地坐着，半天不说一句话。贺怡忙问：“泽覃，发生了什么事?”“现在中央有些人到处发表议论，说什么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推行的是一条错误路线，还给他加上了‘狭隘的经验论’、‘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帽子，其言辞和用心叫人越来越难以忍受了。”

贺怡一听也说：“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得去看看他们。”

那天，毛泽覃和贺怡来到毛泽东家里。贺子珍不在，毛泽东独自坐在一张木凳子上翻阅报纸，看见他俩进来，轻轻地点了点头，继续看报。过了许久，贺怡对毛泽东说：“现在‘左’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好像中国苏维埃运动通过几次决战就能取得胜利了，这样一来，大家都不愿意做艰苦细致的根据地建设工作了。在干部使用问题上也出现了很多偏差，持续下去，非出问题不可的。”

望着贺怡，毛泽东问道：“下面对现状都有些什么反映?”

“从瑞金的情况看，有一部分人为这些‘左’的口号所鼓舞，表现得很兴奋激动，跟着大喊大叫；另有一些人则被这些口号弄懵了，不知如何是好；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更多的是担忧，群众抵触情绪也日见增长。”贺怡略思片刻继续说：“持‘左’倾口号的这些人，并不能代表党。是好是坏，人们自有选择，历史自有公论。”

毛泽东听后点了点头，很赞赏贺怡的分析，他对毛泽覃和贺怡说：“你们对党内外各层次人员的反映要好好收集一下，各种反映都要。至于在工作中的问题，执行政策要考虑到两个方面，一是上级的精神，一是群众的要求，要把二者结合起来，离开任何一个方面都行不通。”接着又说：“以后多投入到工作中去，没有大事不要往我这边跑。”

1933年2月20日，正是大年初五，早饭还没有吃完，有两个人走进毛泽覃的家门。其中一个阴冷着脸说：“毛泽覃，你在永、吉、泰期间，是否将一床从敌人手中缴获来的鹅绒被送给了一个富农?那里有不少同志反映你在永、吉、泰任职期间执行的是富农路线，你认真反省反省吧!”说完一拍屁股走了，把毛泽覃气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没过几天，他接到一份《斗争》杂志，有篇《什么是进攻路线》的署名文章，矛头直指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反“罗明路线”的风潮扩展到中央苏区的党政军，一时间，恐怖气氛笼罩着整个苏区。毛泽覃成了“反党小集团成员”。

贺怡不以为然，说：“谁革命，谁不革命，大家都看得清楚，问题是现在还有些人未弄清真假是非罢了。”

毛泽东赞许地点了点头：“目前党内出现的这种情况，对革命事业不会有什么好处，我不赞成。但是现在大多数人还没有认识到这点，仍需等待和做工作，要经得起委屈。相信历史首先要相信人民。”

4月15日，毛泽覃接到要他回江西省委参加会议的通知。会议根据王明“反右倾”的错误纲领，把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打成“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对他们进行了“集中火力的斗争”，历时五天。

5月下旬的一天，毛泽覃接到苏区中央局和江西省委《对毛泽覃所犯错误的组织处理决定》。来者告诉毛泽覃，从现在起，免去他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等职务，到兴国县接受改造，并继续交代问题，再不允许有半点的隐藏，否则将重新考虑其党籍。说完，收缴了毛泽覃的手枪。

此时，组织上要贺怡同毛泽覃划清界限，主动揭发毛泽覃的反党活动。贺怡平静地回答：“毛泽覃我是最了解的，他是个好同志，不是什么反党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我也没有看到他同其他人搞过什么反党活动。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界限要划清。”说完转身就走。没过几天，贺怡的职务也被撤销了，责令她到中央党校“学习”。在党校，她即被当作“罗明路线的代表”，进行重点斗争。贺怡高昂着头，斩钉截铁地说：“你们这样无中生有地诬陷好人，是要负责任的。” 这年10月，决定开除贺怡的党籍之事，董必武知道了，气得立即找到党校校长博古，说：“贺怡同志从小投身革命，是一个难得的优秀妇女干部，她的思想、品行我全清楚，我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身份予以担保!”

贺怡的党籍保住了，但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接着被派到瑞金下肖区做群众工作。

此时，毛泽覃在兴国县长冈乡发动组织群众，解决办学、支前、生产等一系列问题，各项工作都走在了前头。为此，长冈乡被中央政府树为模范乡，毛泽覃因此获得了一枚银质奖章。贺怡在瑞金下肖区也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组织妇女投入生产，发动青年参加红军两项工作，受到《红色中华》报“红榜”表彰。董必武、何叔衡、邓发等领导同志高度赞扬了贺怡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在这些领导人的建议下，贺怡也光荣地获得了一枚银质奖章。

最后的日子

1933年l0月底，毛泽覃一家搬到沙州坝下肖村居住。在毛泽覃和贺怡备受打击的日子里，他们的大女儿因伤寒未得及时医治而夭折。贺怡的妈妈杜秀老人为此伤心流泪，她把心血倾注小外孙女（毛泽覃的次女）身上，干脆住到贺怡家，变卖手镯为孩子增加营养。由于老人的精心抚养，小外孙女健康成长，讨人喜欢。毛泽覃给她起了一个名字——毛雪英。

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失利，造成根据地经济越来越困难。

1934年7月，中央机关开始从沙州、叶坪等地陆续往西迁移。毛泽东随中央政府迁往云石山。9月初的一夜间，中央红军开始战略大转移。

一天傍晚，刘英急匆匆来到贺怡家，悄悄地说：“党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将要撤出中央苏区，留下一部分人坚持斗争，现在走与留的人员都已经确定，他们已找我谈过，让我跟随部队走。贺怡，你们走不走?”

贺怡说：“我们什么都还不知道呢。”

毛泽覃回家后，贺怡赶紧将这一消息告诉他，并急切地催问：“泽覃,我们是走还是留?”

毛泽覃坐在凳子上，神情十分严峻。他抱过小英子，亲着苹果般的小脸蛋，半天不说话。

杜秀老人见此情形，关切地问道：“你们今天怎么啦?好像又出了什么事?”

毛泽覃沉重地说：“我们的队伍要撤离苏区。”

“要撤就撤嘛，反正我们老两口跟随你们一道走。”杜秀老人坚定地说。

贺怡看着年迈的父母，心里倍加伤感。两位老人跟随儿女受了多少苦啊。早年，他们在子女的影响下，不惜倾家荡产，掩护女儿做革命工作。以后，他们随贺怡到了东固，在区委做勤杂，刻钢板、印文件、抄抄写写，什么都干。1931年冬，母亲随贺子珍来到瑞金，才过一段较安稳的日子。

几天后，毛泽覃和贺怡都接到留守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的通知，毛泽覃担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和红军独立师师长职务。

主力红军出发那一天，贺子珍汗淋淋地从云石山赶到下肖贺怡家里。贺子珍说：“老毛(毛泽东)已经先走一步到于都了，组织上也正式通知我随主力红军行动，小毛不能随我们走，只好交给你们关照了。爸爸妈妈也只有靠你们妥作安排。”

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走后，毛泽覃立即对父母妻儿的转移作了安排。他对贺怡说：“我已和项英、陈毅等领导同志汇报研究过了，决定派你到赣县去，那里是半红半白的区域，容易隐蔽。瑞金是赤色首都，目标大，清剿严，且你已有身孕，留在瑞金不合适。”又说，“经研究，爸爸妈妈和小英子随你一同去赣州，还有刘伯坚的儿子刘豹子也去。小毛托咐保姆刘钖福带到她福建老家隐蔽抚养，组织考虑这样可能要安全些，现在已安排了护送人员。”

“不行不行”，还没等毛泽覃说完，贺怡坚决反对：“说什么我也不让小毛离开我!”贺怡的脸一时胀得通红，嘴角不住地抽搐，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胸前。

“组织上这样安排是有道理的。小毛的目标大，你的目标也大，如果合在一起行动，恐怕更加危险。”

“可是，让小毛一个人走，一旦发生意外，怎么向姐姐、姐夫交代呀?”贺怡已经泣不成声。

但是，一切都得按组织的安排进行。这年11月下旬的一天夜晚，贺怡坚持要为小毛送行。她打点好小毛的行装，还特地煮了十几个鸡蛋，会同保姆刘钖福和两个负责护送的游击队员，抱着小毛连夜赶到武阳渡口。

贺怡怎能料到，武阳河一别，竟是同小毛的永别！刘钖福抱着小毛回到家乡福建长汀后，很快被敌人盯上了。刘钖福怕小毛遭毒手，就把他秘密转移到亲戚家里，不久刘钖福被国民党杀害，小毛从此下落不明。全国解放后，贺子珍、贺怡、哥哥贺敏学，还有毛泽覃的儿媳周剑霞等，都先后设法寻找小毛的踪迹，都没有得到准确的消息。

12月初，国民党先遣部队进入瑞金。毛泽覃按照组织的安排，将贺怡一行带到会昌县的白鹅渡口。三条船早已等候在那里了。负责护送的王贤选、刘老大等人迎了上来。王贤选向毛泽覃报告说：“我们挑选了三条较好的木船，每条船上的船工都是共产党员。第一条船是贺焕文，化名陈文，由刘老大开路；第二条船是贺怡，改名胡招娣，与赖芝湖装扮假夫妻，小英子随母同下此船；第三条船是杜秀和刘豹子，刘豹子化名小三子，与杜秀婆孙之称。行船保持一定距离，便于应变。”

毛泽覃先将两位老人扶上船，然后紧紧握住贺怡的手说：“父母和孩子都托付给你了。无论碰到什么情况都要坚持住，要坚信我们的事业是一定能够胜利的。”

船渐渐向远方划去。贺怡抱着小英子站在船尾上频频向泽覃摇手，老人在向泽覃微微点头。没想到这次分别却是永别。

毛泽覃率领红军游击队转战在闽赣边界、武夷山区。战斗频繁，生活极苦。没有粮食，就挖笋子，摘野果充饥；没有衣服被褥，就穿着破旧单薄的衣服在山林岩洞中裹着干草过夜。他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以想象的困难，英勇顽强地同残暴的敌人周旋搏斗。

1935年4月25日，毛泽覃的队伍又一次被敌军冲散。他率领部分游击队员穿山越岭，来到瑞金黄膳口一个名叫“红林”的大山之中。山上有个黄田坑的小村子。毛泽覃带领游击队员悄悄地来到村后的一间纸槽小屋里休息。

深夜，毛泽覃与几位游击队领导正商谈着如何冲出敌人的包围，突然响起一阵刺耳的枪声。

敌人已经包抄过来了。毛泽覃机警地冲到左边门口，命令游击队员迅速从后门撤往山上，自己端起枪向涌来的敌群横扫过去。敌人从四面向毛泽覃逼近，子弹横飞。这时，毛泽覃的右腿一阵剧痛，鲜血染红了草地。他迅速从口袋里摸出珍藏着的党证和两枚银质奖章丢进小溪边的杂草丛中。战士们安全转移了，毛泽覃的头部又被打伤，鲜血顺着脸颊往下流，他继续朝敌人射击，不料从右后侧开来一枪，子弹穿进了胸膛。

贺怡一行在地下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已辗转来到赣州河西石人前村。1935年5月，在赣州湖边岗边排的三宝径村落脚。

一天，陈毅派人传来毛泽覃在战斗中不幸牺牲的噩耗。贺怡听到如同晴天霹雳，抱着襁褓中泽覃尚未见过面的儿子，伤心地痛哭。

不久，贺怡的父母先后遭受敌人杀害，她一次次掩埋好亲人的尸体，抹干痛苦的泪水，带着儿女机警巧妙地甩掉了敌人。为了寻找党组织，她携儿带女一路乞讨，餐风露宿。“七七事变”后，她担任了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统战部长、民运部长；1939年，贺怡调中共广东省委妇女部工作。次年6月，在韶关市举行的抗日救亡演讲会上，贺怡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投进监狱遭受酷刑。为了反抗国民党的暴行，她吞下了一枚金戒指。党组织将她从监狱营救出来后，又辗转来到延安。她在延安做了戒指摘除手术，毛泽东作为亲属在手术单上签了字。手术后，贺怡的胃仅剩下三分之一，瘦得只有80多斤。但她仍不愿休息，经再三请求，又投入到新四军队伍里，跟随陈毅代军长奔赴苏北抗日前线，一直战斗到全国解放。

1949年11月21日，贺怡告别了这块终生怀恋的红色土地。她说：“失去了的将永远失去，幸存者还有未竟的事业，只有把新中国建设好，才是对烈士最大的慰藉。”可是，万万没有料到，就在这天晚10时左右，当车行至离泰和县城七八里的凤凰圩时，发生了车祸，贺怡不幸遇难。

1984年8月，由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的“毛泽覃同志纪念碑”，高高地耸立在绵江河畔。

瞻仰毛泽覃、贺怡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