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学师生在建阳的抗日救亡活动

驰名海内外的暨南大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国立华侨高等学府，抗战前校址在上海真如。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役后，校舍毁于日军炮火，学校被迫迁移。1941年夏在福建建阳成立分校，1942年6月全迁建阳，直至1946年夏才迁回上海，在这段民族危亡的血与火的岁月里，饱受颠沛流离的暨南大学师生怀着一腔热血在建阳写下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抗日救亡运动篇章。正如著名教育家周谷城在评价这段历史时题词道：“暨南大学，华侨学府；几十年来，人才辈出。抗战时期，迁到建阳；传统精神，今犹可述。”

宣传抗日责无旁贷

暨大内迁建阳时，一无所有，校舍以位于童游镇的文庙为主，大成殿扩建后作为礼堂，东西殿改建成教室。新建的师生宿舍极为简陋，大多是毛竹骨架、芦席糊泥墙壁、茅草盖顶的草房。窗子用毛边纸代玻璃，涂上桐油以增强透光性。学生日常伙食只能吃芥菜和煮黄豆，生活异常清苦。日本飞机时常飞临骚扰，警报一响，师生只好往附近山上隐蔽。面对国恨家仇，暨大师生怀着拯救中华的爱国之心纷纷投入宣传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作为进步文艺社团的暨南大学暨南剧社在当时颇有名气。由该校商学院学生陈默主演的《雷雨》、进步学生蔡启鸿执导的《家》、《醉生梦死》、《饥饿》、《哑妻》、《晚祷》等话剧在县城义演，吸引了当地百姓，鼓舞了群众抗日斗志。该校歌咏团经常在县城公演，节目有《桃李春风》、《放下你的鞭子》、《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每逢公演之日，不仅当地群众争相观看，连建瓯、南平、邵武等地群众也乘车赶来，剧场常常座无虚席。暨大歌咏团活动是每周一次，不论是在校园练唱或在城里公演，每当有人唱完“爹娘呀，哪年哪月才能欢聚一堂”时，就有不少听众哭泣。当有人再唱“中华锦绣河山，谁是主人翁，我们四万万同胞”时，观众情绪又从低沉转向高昂，尤其是印尼籍学生邓松贞唱的《红河谷》凄楚动人；陈默唱的《黄河颂》气势宏伟；而《保卫黄河》大合唱又把情绪推向高潮。除了歌咏团外，暨大还组建建阳京剧团，时常演出《打渔杀家》、《四郎探母》、《借东风》、《武家坡》等，慰问抗日将士。他们时常手拿各种小旗在街头宣传抗日。每逢暨大剧社和京剧团义演，当地商会则以派票形式向各商店老板募捐。暨大师生则将售票或卖花的收入作为抗日救济基金，资助从沦陷区逃难到建阳的灾民或慰问从前线下来的抗日将士。除了演出外，暨大师生经常给战时在闽北刊行的《前线日报》、《东南日报》、《大潭报》投稿，撰写一些以沦陷区大学生穷困生活为背景，揭露法西斯残暴罪行的诗歌、散文、杂文，表达他们在烽火漫天的艰难岁月里读书不忘救国的思想。

抗战时期，暨南大学所处的建阳也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和中美合作所东南办事处所在地。尽管兵匪横行，反共猖獗，暨大师生抗日救亡运动仍如火如荼。在这方面，很大程度与该校一批进步教授、爱国同仁的支持分不开。

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著名史学家何炳松教授是一位爱国民主人士。他受命于民族危亡和国家多难之际担任暨大校长。抗战时期，他饱尝战争的艰苦和国土沦丧的耻辱。在上海真如，他积极支持学生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带头捐出巨资，制成500件棉衣声援傅作义将军率兵奔赴绥远抗日。1940年春，汪伪政权成立当天，伪政府传令“各校均放假一天，以示庆祝”。何炳松校长以“忠奸不能并存”的严正立场而断然拒绝放假。

1941年12月8日，当上海租界陷于敌手时，何炳松作出“当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即停课，学校关闭”的庄严决定。在建阳，他总是站在本民族立场上，支持校内华侨同学会、话剧社、歌咏团等开展救亡活动。当暨大话剧社歌咏团公演时，时常收到他无私的赞助。不少学生从敌占区跑出来，一无所有，他就从部队搞到大批旧的军用棉衣棉被救济学生。暨大文学院院长、中文系主任许杰教授是参加“五四”运动的地下党员，他一贯提倡学习鲁迅的革命风骨和战斗精神。对敌人嫉恶如仇，爱憎分明。1942年至1945年期间，他兼任《前线日报》社《文艺评介》主编，就组织进步青年学生撰写抗日爱国文章，还将学生写的抗日评论文章编成《蚁蛭集》出版。他还经常在《公民运动》课上给学生讲游击战术和发动群众抗日救亡等内容。大公中学在他的领导下，师生抗日情绪高昂。大公校歌就有“惟我大公、唤起民众、复兴民族”等口号。

曾参加过“左联”的著名文艺理论家方光焘教授在暨大期间总是旗帜鲜明地站在进步学生一边。他对当时国民党官员贪污腐化和消极抗日深恶痛绝。有一回，国民党CC派头目、教育部长到暨大“训话”，装出儒雅风度，不谈抗日形势，却大谈孔孟之道。会后，方教授在学生面前批评道：“他算什么部长？误国误民，还装什么风雅？”他总是语重心长地对学生说：“黑暗的后面总是有光明的。雪莱的诗句不是说过：‘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还有一位被学生誉为“红色教授”的国际贸易系主任卓如教授，早在卢沟桥事变时就参加了“留日同学救亡会”。在上海，他组织同学大力开展宣传、救护、募捐、慰问前线抗日战士等活动。1938年秋，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更加勇敢地在文化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利用教学给学生讲《资本论》，经常借一些马列著作给学生阅读。在他的帮助下，邓雁澄、徐善书、周振文等学生毕业后即赴苏北抗日前线。正因为暨大有一大批进步教授，他们饱含爱国热情，因而暨大抗日救亡运动在当时搞得轰轰烈烈，被誉为“东南民主堡垒”。

进步学生爱国似火

在一派爱国气氛中，暨大涌现出一大批爱国学生。在爱国教授的支持下，除经常组织歌咏团和话剧社到校外义演抗日救亡节目外，各系进步学生还自发成立了“太白社”、“学林社”、“未明社”、“励学社”、华侨同学会、新闻学会、中国文学研究会、女同学会等20多个学术团体，他们经常在各自的刊物《微茫》、《学林》、《诗垦地》、《艺苑》、《太白》、《未明》、《时与空》、《南侨》、《暨大女声》、《新闻周报》上发表大量抗日救亡的诗文、漫画，以大量事实揭露日军在中华大地犯下的滔天罪行，抨击汉奸卖国贼奴颜婢膝的丑恶嘴脸。为了更好地配合抗日，反对内战，进步学生还自发将当时校内的16种暨南大学小报结成联盟，成立“暨联”联谊会。

暨大学生除了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外，不少进步学生在白色恐怖下，不畏强暴，与敌人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暨大会计银行系学生柯以圻入学前在广东潮梅地区加入中共地下组织。他时常以“轲夫”、“戈壁沙”等笔名主编抗战救亡刊物《铁蒺藜》，揭露日军奸淫掳掠、大肆屠杀我国同胞的罪行，抨击国民党官僚政客、地主恶霸当汉奸和趁火打劫的勾当。1947年，柯以圻离校后回到家乡，即到闽粤赣边韩江支队参加游击队，解放前夕不幸被捕英勇就义。

参加过新四军的地下党员陈斐然，自皖南事变脱险后，考入暨大中文系。1942年春，他与金家麟、祝丰等进步同学一道组织未明文艺社，团结了一大批同学开展救亡运动。后因叛徒出卖，1943年4月被反动当局逮捕。为了营救他出狱，在许杰、方光焘以及许多爱国师生保释下，他胜利出狱。一出狱，他立即与福建地下党秘密接上关系，向当时的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曾镜冰汇报了暨大开展救亡活动的情况，得到了省委很高评价。随即，陈斐然回到暨大开展工作，又被特务发现而再度被捕，但他在敌人面前始终表现了一个爱国青年大无畏的精神。

在建阳暨大学习期间，不少进步学生经常聚集在童游街上的小茶馆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有时，他们慷慨激昂，引吭高歌《满江红》；有时为国土沦丧而悲叹。林楚平同学性格内向，但他常常低吟《囚徒之歌》、《延安颂》，以坚定大家的信心。进步爱国学生金尧如爱国忧民，文采横溢，他主编《大潭报》“东南风”副刊时，经常在上面发表爱国文章。他曾写过一篇“中山狼”的新编故事，嘲讽汉奸的狰狞面目，受到社会的关注。许甫如看到当时建阳剧院正上演国民党御用文人、汉奸陈铨改编的话剧《野玫瑰》，他立即无情地在《大潭报》的“绿野”副刊上加以笔伐，斥之汉奸文学，要求广大群众不要受其蒙蔽，认清抗日救国的道理。

欢庆胜利谱写新篇

1945年8月，当电波传来日本向美、英、苏、中四国乞降照会、同意遵守波茨坦公告的消息时，暨大2000多名爱国师生欢天喜地，纷纷自发组织上街游行，把胜利的喜讯告诉给建阳群众。当天夜里，全城欢腾，锣鼓喧天，鞭炮声不绝于耳。接连几天里，整个校园沉浸在兴奋喜悦之中。在校园内长约四丈的巨型壁报上，师生们纷纷发表感想，吟诗作赋，欢庆抗日胜利。

1946年10月，暨南大学从建阳迁回上海，经受战争洗礼的爱国师生很快又投入“反饥饿、反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洪流中去。在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暴行中，在呼吁停止内战、实行民主的南京学生请愿运动中都表现了赤诚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当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爱国学生柯以圻、林维雁、王多祥、康光华、郁饧明烈士等从暨大毕业后，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暨南大学师生可歌可泣的爱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