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接管永安“中国农民银行”

1949年4月23日夜，南京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财办青州总队南进纵队的战士们，跟随第三野战军某部提前于4月21日夜从镇江渡过长江。渡江之后，归属十兵团，向闽挺进，于“8.17”解放了福州。

福州解放后，我们被分配到第七军分区，部队驻扎在福州东岳乡，准备随军解放永安并接管永安。

1950年元旦过后，我们从福州出发，沿着崎岖的山间小路，日宿夜行。当行进到南平西芹山上时，突然风雨大作，因为我们没有任何雨具，只得任凭瓢泼大雨浇头，暴雨打得睁不开眼，身上棉衣、棉裤全都湿透了。连背包内的书籍也全都成了纸浆。

这时，前面突然传下口令：“就地休息！”我们那个班算是有幸。刚好路旁有一个由杉树皮搭盖的、农民用来沤肥用的粪坑，坑的上面有木板，有人进去躲雨。其实，全身都已淋湿，躲不躲无所谓了。 大雨过后，我们一路翻山越岭，艰苦跋涉，途经沙县、三元，赶在1月28日上午9时准时到达永安。就在1月28日午夜，永安县已被解放军与当地游击队解放了，永安伪县长陈文孙举手投降，专员公署伪专员高凯也被解放军八十七师侦察科长卓凤鸣率领侦察连的战士活抓。此役总共俘虏永安及三元伪县长以下120人；伪保安大队副队长陈邦文率残部逃上山为匪。

根据上级分配，我们前去接管“中国农民银行”。事前，领导指示：永安是抗日时期国民党省政府所在地，又是国民党专员公署所在地，情况比较复杂。现在，刚解放，经济工作与军事攻势同等重要。并要求我们要谨慎工作，严格执行城市政策，团结人民群众，尽快组织生产，恢复市场秩序，稳定物价。

我们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没有休息，立即前往燕江，进驻“中国农民银行”，开始了紧张而有序地接管工作。

我们的领队是刘培新。随同前往的有王鸿佩、赵东平、张锡泉、裴玉风、王磊之、王骏、韩永春等战友。当我们到达“中国农民银行”时，那里的国民党大小头目早已作鸟兽散，只留下一个年约六十来岁的老头看门。领队刘培新同志对他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并对他说：只要你老老实实配合接管，我们将采取留用政策，发给薪金。

看门老头听了政策后，情绪稳定，面露喜色，主动领我们去查看银行的“金库”。当他打开了3道铁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20多平方米、由混凝土建筑的小屋，里面没有一点黄金白银，塞满了的是成叠的尚未开封的大木箱。箱里面装满“金圆券”，面额有壹百万圆、伍拾万圆。这是些草纸不如的货币。那老头对我们说：“原来这里也有一些金银，可是都被当官的带着逃到台湾去了。”我们所接管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一部手摇电话机。

于是，我们立即动手摘掉那个空壳银行的招牌，贴上用红纸写的“永安贸易公司”牌子，开始营业。为了安定民心，稳定市场，我们采用收购当地土特产的办法，比如收购当地的大米、笋干、毛边纸、香菇等，向市场投放人民币，同时出售通过水路从福州运来的工业品如棉布、食盐、肥皂等，以便活跃流通领域。

为了腾出库房，存放人民币，我们只得把“金库”里的金圆券搬出来交给炊事员当柴草烧，用于煮饭。谁也不会想到那些金圆券会是这样派上了用场。当时，我被分配担任出纳员，为了保护好人民币，我们按规定和经理、会计科长3人，每人配备一把钥匙，3人同时开锁才能打开“金库”。由于加强了管理，很快地使贸易公司走上了正常营业轨道。

与此同时，永安贸易公司还派出王洪佩带领王骏到永安所属的大田县筹建大田贸易分公司；李春仁与王磊之到莘口建立分公司，组织货源，保障供给，稳定市场。 正当我们高效地为恢复市场而努力时，残余的敌特分子与逃到山上的土匪，造谣说人民政权在这里呆不到8月15日；还发出叫嚣：“杀掉一个外地干部赏8块银元；杀一个本地的干部赏4块银元。”由于这种蛊惑人心的造谣使得老百姓不敢持有和保留人民币，贸易公司每天上午投放的货币，群众立即用来换回我们出售的工业品，致使当日流通的货币当日回笼。可以说，当时人民币的使用与流通举步维艰。更令人气愤的是，残敌与土匪，还扬言要抢劫我们刚刚成立不久的贸易公司。我们只得在贸易公司的围墙上架设电网，白天工作，夜里持枪站岗。这种“武装工作队”的生活，一直持续到剿匪结束为止。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人民币成了世界上最有信誉也是最坚挺的货币之一，我们心中感到无比的自豪。回忆接管永安“中国农民银行”的日子，我们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