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方刻有“抗战到底”四字的石砚想起
滕 容
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台湾光复80周年。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日本新政府居然为军国主义招魂，挑衅战后国际秩序，撕裂亚洲人民的历史记忋。此时此刻，我想到了一方“抗战到底”的青石砚台……
案头上，这方长32厘米、宽30厘米、高6厘米的青石砚台，且连接着长18厘米、宽12厘米的墨海。边上，刻有“抗战到㡳”四个字。虽然字刻得有点稚嫩，但可以感受到笔触中透出忍耐、坚韧的精神，恰似初春嫩芽在寒风中积蓄的力量！这方石砚收藏于福州的一家古玩店，应该是80年前抗日救国的烽火年代，由一位不知名的乡村石匠为一位知书达理通文墨的文化人所打制的……
抗战到底！四字誓言，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它不仅是政治主张，更是全民族抗战精神最凝练的呐喊，是血沃山河时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1935年，为应对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这可以被视为“抗战到底”精神的早期体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震碎了华夏大地的宁静。日寇铁蹄长驱直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此前的1936年末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两党从内战走向联合抗日的历史转折。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在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即通电全国：“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随之，“坚持抗战到底”的主张如星火燎原，迅速成为全民共识；此后，从城市到乡村，从知识分子到田间农夫，“抗战到底”成为整个民族共同的信念与誓言。
方寸砚台与小小刻刀，承载了一个民族的不屈之魂。在中华民族那段最为艰危的岁月里，文房器物不再是简单的撰写工具，更成为了民族风骨的象征、抗战精神的载体。当硝烟弥漫中国大地，从前线战士到文人学者，从艺术家到普通民众，纷纷以砚为盾，以笔为枪，在方寸之间写下不屈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
福州文艺界在抗战时期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从书斋到舞台，从国内到海外，都体现了坚定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热忱。他们以各种方式积极投身救亡，其范围远超传统舞台表演，而扩展至文学、书画及工艺美术领域。
创作抗战文学，鼓舞民心。福州文人在抗战时期主要以笔为枪，创作抗战主题作品、通过作品海外募捐、坚守气节，留下了许多感人事迹。
著名作家郁达夫，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长。1936年他拜谒于山戚公祠后，写下了著名的《满江红》词，其中“会稽耻，终当雪；楚三户，教秦灭。”等句，慷慨激昂，抒发了誓雪国耻的决心。这首词后被镌刻在戚公祠旁的石壁上。后来他在南洋从事抗日宣传，以笔为戎，在新加坡号召抗日；母亲因不愿伺候日军而饿死，他写下“无母可依，此仇必报”，“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 最终为国捐躯。文学家郑振铎撰写了报告文学《我空军炸敌目击记》，是对中国空军英勇作战、抗击日寇的战场报道和事迹记录。他还组织领导“文献保存同志会”，秘密抢救珍稀古籍，在约两年时间里抢救收购善本古籍3800余种，其中宋元刊本300余种，其规模堪比一座国家级图书馆。在守护文明火种的“隐形战场”上，郑振铎的贡献远超一般的文化工作，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文化保卫战。此外，他还参与救亡宣传，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发起人之一，并参并参
与创办了《救亡日报》，以笔为武器进行抗战宣传；1944年福州沦陷.时，诗人赵玉林愤而作诗，表达抗日决心。并组织抗日诗社，创作并上街吟诵抗战诗歌，鼓舞民众。赵玉林的抗战期间，他组建抗日剧社进行宣传，并创作抗战诗歌在街头吟诵：“惊闻日寇陷闽都，怒发冲冠责虎符。安得雄屠椎晋鄙，夺兵十万拒倭奴！”后来他投笔从戎，参与成功策反大嶝、小嶝岛的伪军，并破获漳州日军特务案；抗战时期的作家冰心，积极参与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等组织，通过演讲、撰稿等方式宣传抗日。在文学创作与社会活动方面，冰心以笔名“男士”创作散文集《关于女人》，通过女性故事探讨抗战建国议题。她还撰写《从昆明到重庆》等文章，记录战时生活。 诗人、文学家，“同光体”闽派代表人物何振岱。在福州沦陷期间，当时他生活已十分困难，但严词拒绝日军聘其担任顾问的要求，并与沦为汉奸的旧友断绝往来、焚烧书信，彰显民族气节。为了表明立场，他还与投靠伪满洲国的旧友郑孝胥等人彻底绝交，烧毁了所有往来书信和诗文。抗战胜利后，他被列为“福州抗日坚贞人士”之首。
表演艺术家直面大众宣传募捐。福州戏曲、曲艺与音乐界的表演艺术家们，则通过舞台和说唱，直接面向大众进行宣传和募捐。1941年福州第一次沦陷后，闽剧表演艺术家郑奕奏在“新生活促进会”礼堂和台江的“新舞台”上为“福州抗敌会”举行义演，所得用于捐献寒衣，支援抗战。
1944年福州第二次沦陷时，日伪“维持会”企图重金聘请他在“东亚剧场”演出，以此制造“亲善”假象。郑奕奏以“宁可清饥，不要浊饱”明志，冒着生命危险连夜逃往福清、永泰的偏远山村，坚持不为敌人演出；评话艺术家黄仲梅是福州评话艺术史上一位重要的表演艺术家，以其在抗日战争时期通过“科题仔讲报”形式讲评时事而闻名。这种形式结合了评话技巧与新闻演绎，将抗日民主报刊内容转化为通俗故事，深受群众欢迎。1939年福州沦陷期间，他在仓山烟台山等人群聚集地用评话演绎时事，形成独特的文化现象；抗战时期，福州还有民间剧团与学生剧团迁至沙县，如省立福州初级中学成立了“省福初抗日剧团”。学生们排演《劫后》《中国爸爸》等抗日剧目，不仅在本地巡演，还积极响应“劝募青年号飞机”的号召进行义演，将门票收入全部上缴政府支援前线。
著名画家和工艺家的坚持。不少知名画家、手工艺人，他们也通过自己的作品，在另一条战线上为抗战贡献力量。著名画家陈子奋努力作画，踊跃参加省内外为抗战筹款的义赈画展，用艺术作品为抗战募集资金。他的部分抗战时期作品包括《百花齐放图》、《蔬笋红蟹图》和《春光月月遍人间》等，通过国内外展览被国家美术馆收藏，体现了艺术与救国的结合；脱胎漆器大师王维韫，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沈绍安脱胎漆器技艺传人。抗战期间，在江西的“江西手工业实验所”担任漆器技师，与学生一起创作大型古铜色浮雕《烽火中苦难的中国》等漆画。这些作品被送往美国旧金山、芝加哥等地展览，激励华侨爱国热情，促使他们捐款支援祖国抗战；还有以艺术为武器的福州木刻艺术家。其代表人物为画家、木刻家陈贻衍。他以画笔和刻刀记录抗争，创作了大量木刻版画，以其制作快速、易于复制的特点，揭露日军暴行、歌颂军民抗战，成为唤醒民众的重要宣传武器。其版画作品以抗战题材为主，现存《当敌人搜山的时候》组画之《被法西斯炸伤的孩子》等。他擅长用木刻技法表现战争苦难，作品风格粗犷有力，具有强烈的时代感染力。画作曾被郁达夫题诗赞赏。1944年在广东曲江遭日军杀害。
这些福州文化艺术界的抗战记忆，不仅仅是个人的情感抒发，更是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见证了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的文化坚守与抗争意志，展现了从战士到文人，从艺术家到普通民众的共同选择。这些福州人的抗战到底的精神，如今已成为民族精神与文化的象征。它们提醒着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一次次危难中屹立不倒，正是因为有这种深入骨髓的风骨与气节。“抗战到底，中国必勝”。这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是民族风骨的永恒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