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闽东之光 赓续红色血脉
徐文彬
闽东苏区以福安、连江两县为中心,包括宁德、霞浦、寿宁、周宁、福鼎、柘荣、罗源、屏南和古田等县,活动范围还延伸至浙江省南部的泰顺、平阳、苍南等县的部分地区。闽东苏区总面积达1.1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近百万。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闽东人民在烽火岁月中,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光在何处——闽东苏区的历史贡献
闽东苏区是中央红军长征前与中央苏区并存的全国八大苏区之一,是中央红军长征后中国共产党在南方的最后一块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闽东苏区地理位置特殊,南接省会福州、北邻浙江,与闽北、闽中、浙南等苏区互相策应,其发展壮大对国民党政权产生极大震撼。1934年9月,蒋介石发电惊呼:“闽东军事发展迅速,日来突飞猛进,为向所未有。”[1]闽东红色力量之强“实不下于闽西各县,而其中尤以福安、连江、罗源、霞浦各县为甚”。为扑灭此心腹大患,蒋氏当局急调国民党军重兵,大举进攻闽东苏区。闽东苏区的革命斗争有效牵制了国民党在东南沿海的军事力量,减轻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压力,有力配合支持了中央红军长征。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形势图
在邓子恢、陶铸、叶飞、曾志等中共党员的领导下,闽东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将土地分配给五六十万贫苦农民,极大调动了群众革命积极性。同时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府,推行民主选举、妇女解放、文化教育等政策,形成了一套颇有成效的苏区治理的实践经验。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闽东革命根据地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根据革命实际制定灵活的斗争策略,依托山区地形与群众支持,成功保存了革命火种,体现了“独立自主、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战略原则,丰富和验证了党的历史经验和毛泽东思想,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丰富了中国革命的内涵,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闽东苏区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中,闽东特委的领导干部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涌现了叶飞、曾志、范式人、马立峰、詹如柏、阮英平、杨而菖等优秀干部,他们在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和政治经验,成为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为民族解放事业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作出了突出贡献。尤为重要的是,以闽东独立师改编的新四军六团,在全面抗战时期是新四军主力,在解放战争时期是华东野战军主力,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力,南征北战,战功赫赫,以英勇善战、坚强不屈、能打硬仗而闻名。
闽东革命先辈在血与火的岁月里,用生命诠释了理想信念的崇高价值。如被誉为“红军中的活菩萨”,为长征胜利而鞠躬尽瘁的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讯与技术侦察工作创始人蔡威;如舍己断后,与敌人浴血奋战,在支提山百丈岩上悲壮跳崖牺牲的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九壮士;如被敌人钉在十字架上,遭受凌迟酷刑,高喊“革命不会绝代”的忠贞烈士凌福顺。他们用生命捍卫了革命理想,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精神丰碑,激励后人不断前行。

闽东革命烈士纪念碑
闽东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重要农村革命根据地,牵制和消耗了国民党军的大量兵力,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闽东苏区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支撑点,在极端困难条件下,闽东党组织领导军民坚持斗争,不仅保存了革命火种,恢复和拓展了游击根据地,扩大了红色政权的辐射范围,还培养了革命骨干,淬炼了百战之旅,为后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新四军的创建、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积蓄了力量。闽东苏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其坚持独立自主、因地制宜的斗争策略,军民亲如一家的优良革命传统,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为何发光——闽东苏区成功的原因
较之闽西、闽北苏区,闽东苏区具有它自身的特点:“它是全国最后建立的苏区,利用闽变的有利时机建立的工农革命政权。由于它是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严峻岁月里诞生的,失去中央的联系,所以中央只是从敌人报纸上知道这里有党的活动,有红军,有苏区。”[2]而且闽东苏区的创建不同于主力红军开辟的苏区,它是土生土长的,却能够坚持红旗18年不倒,这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
闽东苏区之光长明不熄,得益于邓子恢、陶铸、叶飞、曾志、范式人、阮英平、詹如柏、马立峰等革命领袖的赤胆忠心。邓子恢、陶铸冒着风险,亲临闽东巡视,指导革命运动,策划“五抗”斗争、建立工农武力量,举行一系列暴动,点燃闽东星星之火。叶飞、曾志与范式人、阮英平等本地干部密切配合,审时度势,在艰难环境下,成立闽东各级苏维埃政权,组建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不断拓展闽东苏区,使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闽东军政领导人在队伍被困深山密林,缺医少药、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游击作战,风餐露宿、栉风沐雨,坚持革命,重建苏区。为了闽东革命事业,叶飞遭到敌人多次围捕,在狮子头客店连中数枪,可谓是九死一生。曾志在闽东亦多次遇险,以“革命幸存者”自称。詹如柏、马立峰、叶秀蕃为保卫苏区,献出了生命。阮英平在全国革命即将胜利前夕,在闽东不幸遇难。他们为了革命大义,坦然面对生死,不惧敌人威逼利诱。在他们掌舵下,闽东红船始能在狂风暴雨中破浪前行。
闽东苏区之光熠熠生辉,得益于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闽东苏区的创建不同于主力红军开辟的苏区,它主要是依靠本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的英勇斗争,“有良好的群众基础,自始至终都是依靠群众”[3]。人民群众的支持,是闽东苏区得以存续并不断发展壮大的关键所在。若无九家群众联保,叶飞与福安中心县委领导恐遭不测,苏区革命有可能被扼杀于萌芽之中。若无刘墨林、潘玉球夫妻鼎力相救,叶飞极有可能光荣牺牲,苏区革命难成气候。若无畲嫂蓝金妹舍子相救,曾志恐被捕遇难,闽东革命领导力量必遭沉重损失。敌人为“围剿”苏区,采取并村、联保等毒辣手段,闽东人民群众仍积极响应革命、参军入伍,照料伤员、筹款备粮,军民亲如一家。恰如曾志所言:“人们把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比喻为鱼和水的关系,这真是再确切不过了。共产党人离开了人民群众,就好像鱼儿离开了水,连一刻也不能存活。我深刻地体会到,我这一生,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无私救助和保护,恐怕一百次也死过了!”[4]为了支持革命、创建苏区,闽东人民浴血奋战,牺牲甚重。据统计,革命战争时期,闽东共有革命烈士7326人,其中大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被敌杀害20044人、被毁灭村庄1031个、被烧毁房屋131621间、被灭绝17364户。闽东苏区平均每平方公里就倒下了一位红军将士、四位革命群众。[5]
闽东苏区之光璀璨夺目,得益于畲族人民的无私奉献。闽东是畲族重要聚居区,畲族人民为闽东苏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积极参与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利用对山区地形的熟悉,竭尽所能为红军和游击队带路、传递情报,提供粮食、衣物、药品等物资。许多畲族妇女还主动为红军缝制衣物、护理伤员,畲族村庄成为红军和游击队的可靠后方。畲族青年踊跃参加红军,成为革命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叶飞所率北上抗日的1300名闽东子弟兵中,就有200余名为畲族。
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敌人采用“五光”“十杀”“移民并村”等残酷手段摧残畲族革命群众。面对敌人的残酷“围剿”,畲族人民与红军同甘共苦,他们在深山之中建立起秘密的被服制造厂、枪械厂、医院、交通站来提供革命物资、递送情报和救治红军伤病员,帮助红军隐蔽和转移,使革命火种得以幸存。叶飞晚年回忆:“在闽东三年游击战争最艰苦的年代,畲族人民的作用是很大的。他们具有两大特点:第一,最保守秘密,对党很忠诚;第二,最团结。在最困难的1935年至1937年对革命斗争支援最大。我们在山上依靠畲族群众掩护才能坚持下来。”[6]畲族群众为革命牺牲甚巨。据不完全统计,“闽东被敌人杀害的畲族党员、干部、战士和群众5600余人,占全区畲族人口的4.8%,被敌人抢劫掠夺的村庄有980余个,占全区畲村总数的70%,被‘移民并村’的村庄有540余个,占全区畲村总数的40%”[7]。面对白色恐怖,畲族人民展现出坚强的革命性,令人敬佩。

叶飞题词
闽东苏区之光灿烂夺目,得益于因地制宜制定革命策略。由于种种原因,闽东苏区“受王明路线的影响比较少,受外来的错误做法的影响也比较少”[8]。叶飞等闽东苏区领导人实事求是,契合民心。如叶秀藩、范浚、范式人等领导人针对闽东客观情况,创建了颇具地方特色的群众武装组织——红带会,并迅速向福安、霞浦、宁德等县发展,人数达十万之众,在对付敌正规军和地主武装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是闽东革命形势迅速兴起的重要原因。詹如柏、马立峰等人把握闽变的大好时机,发动全区工农武装斗争,建立闽东苏区。曾志在制定《分田纲要》时,借鉴中央苏区经验,根据闽东具体情况,创造性提出“抽肥补瘦、畲汉平等、红军家属一定要照顾”的原则,并通过各级苏维埃推广,深受群众欢迎,在短短三个月内推广至闽东苏区全境,受惠人数近百万,为闽东苏区的创建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叶飞作为闽东苏区的核心人物,虽然年轻,但擅长灵活机动地制定斗争策略,在闽东苏区面临生死关头,他在洋面山会议一锤定音,带领闽东独立师跳出敌包围圈,开展游击作战,革命力量得以保存。三年游击战期间,叶飞等人创造性地制定了“狡兔三窟”策略,以宁德桃花溪、寿宁岗垄、霞浦柏洋、福鼎南榜宫等4块根据地为依托,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大力恢复老区和开辟新区,使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叶飞等人在与中央失联的情况下,根据有限信息判明局势,及时调整斗争策略,成立闽东军政委员会,与国民党福建地方当局开展和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纪念馆
闽东苏区之光璀璨异彩,得益于依托山海地利开展革命斗争。闽东山海相依,既有崇山峻岭,亦有漫长的海岸线,岛屿星罗棋布。凭借山海交界的地理优势,闽东革命领导人一方面依托山地地形,建立大小不一的革命根据地,开展山地游击战,使敌人疲于奔命,难以“围剿”;另一方面借助滨海地形,开辟了寿宁斜滩—福安赛岐—三都澳东冲口—罗源湾可门口—闽江口—马尾—福州的海上交通线,传递情报,运输弹药、粮食、药品等重要物资,护送革命同志与伤病员,使敌人难以封锁。与此同时,在党的领导下,沿海船民还组织了三支海上游击队,一支在福鼎秦屿、嵛山岛,一支在霞浦、宁德交界地区,一支在连江。[9]此后,在柯成贵的海上武装力量基础上成立了工农红军闽东独立二团海上游击独立营。他们以西洋、浮鹰、四礵列岛等岛屿为据点,活跃于霞浦、福鼎、福安、宁德、罗源、连江等县的广大海域,积极开展海上游击斗争,开拓海上对敌斗争通道,成为闽东游击区对敌斗争的支点。[10]后来曾任海军司令的叶飞将军称其为“新中国人民海军的前身”,认为“闽东苏区与其他苏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有海上游击队。唯一的只有闽东这个地区有海上游击队……最早的海上红军和游击队可以说就在我们这里”[11]。
闽东苏区是全国最后建立的苏区,是利用闽变的有利时机建立的工农革命政权,由于时值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加上中共福建省委受到严重破坏,其失去与党中央的联系,只能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因此其创建过程颇具特色,其斗争过程是从农民运动的小型武装斗争发展到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始终以游击战作为基本斗争形式。闽东苏区之所以能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创立发展,关键是凭借闽东特委领导群体的赤胆忠诚、广大红军和游击队的浴血奋战、良好的群众基础、畲族群众的肝胆相照、实事求是的革命策略、山海地利的充分发挥,故能冲破敌人的重兵“围剿”,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后党在南方的最后一块革命根据地,坚持红旗18年不倒。
三、如何发光——闽东苏区之光的弘扬
1990年,习近平同志在《闽东之光——闽东文化建设随想》一文中指出:“闽东的锦绣河山就是一种光彩。闽东的灿烂文化传统就是一种光彩。闽东人民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善良质朴的精神就是一种光彩。”[12]强调一个地区的文化建设内容很多,有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就是要弘扬地方的传统文化:“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不仅增强我们的自信心,而且提高外界对闽东的信心。”并强调一定要把握住闽东的闪光之处:“畲族文化是一个闪光点;闽东是老区,有长期的斗争历程,也是一个闪光点;闽东人民现在正在抓紧机遇,脱贫致富,这又是一个闪光点;闽东的山海交融,风景独特,这也是一个闪光点。”[13]

闽东苏区博物馆塑像
习近平同志之所以将老区视为闽东闪光点,缘于他对老区的深厚感情。1988年7月,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上任伊始,便轻车简从,直奔柏柱洋。在斗面村闽东苏维埃政府旧址,他动情地说:“闽东过去是革命老区,为革命做出了很大牺牲。”[14]此后他多次到闽东各地革命老区视察,慰问老红军和革命“五老”人员,瞻仰革命遗址、追寻革命足迹。他高度评价畲族对闽东苏区的历史贡献,指出:“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的火种之所以能在闽东大地传播,革命的力量之所以能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得以保存和壮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民族的团结。很多革命老前辈,都是畲族群众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下来的,我们福建的革命老前辈叶飞、曾志、范式人等同志过去打游击的时候,经常是在畲族山村、畲族的老乡家里度过的。畲族群众有坚定的革命性。有一位同志告诉我,在革命年代,闽东畲族的同志没有一个叛变,这是非常了不起的。”[15]

福安南溪九家保纪念馆塑像
弘扬闽东苏区之光,重在开展红色文化教育。习近平同志指出:“闽东的老区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辉煌历史。无数先烈留给我们用之不尽的宝贵精神财富。”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结合闽东的革命历史和传统,进行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其条件可以说是得天独厚的”[16]。他曾专门看了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讯与技术侦察工作创始人蔡威的事迹与家史,强调:“为了教育下一代不要忘了革命前辈付出心血打下的江山,一定要做好革命传统教育。蔡威是无名英雄,宁德人要感到骄傲,要好好地宣传。”[17]
弘扬闽东苏区之光,重在宣传的方式与内容。“思想性是宣传工作的灵魂,也是宣传工作的出发点。”任何内容的文化建设活动,都应注意活动的方式和手段的运用。“没有能为别人所接受的方式和手段,思想性就无从体现,宣传教育活动也就无从落实。”[18]博物馆是开展红色教育的重要阵地,能通过藏品的征集、保护、研究和展示,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式讲好革命故事,因此习近平同志对闽东革命纪念馆颇为重视,曾先后四次主持地委办公会议,听取纪念馆建设、陈列等工作汇报,具体研究推进纪念馆开馆事宜。从革命文物收集、史料陈列、设施完善、讲解员培训到开馆仪式等诸多细节,他都逐一过问、研究,协调解决经费、编制、管理体制等问题。1989年7月,习近平同志与老同志、老红军代表参加了闽东革命纪念馆开馆仪式。闽东革命纪念馆开馆后,他要求“充分利用闽东革命纪念馆这块阵地,广泛开展老区传统教育”。
弘扬闽东苏区之光,重在将其转化为精神动力。习近平同志经过深入调研,总结出宁德有三大特点:“一是革命老区,9个县都是重点的革命老区;二是少数民族畲族的聚集区,全国的畲族集中在福建,福建的畲族集中在闽东;三是贫困,宁德是全省最贫困的地区,也是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区之一,所以被称为‘老、少、边、岛、穷’,占全了。”[19]革命老区是闽东的首要特点。老区的革命传统是闽东精神文明建设的精神优势。老区革命精神是闽东摆脱贫困的强大精神支柱。习近平同志要求在脱贫致富的事业中,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继承老区革命传统,弘扬老区革命精神,每一个人都要“爱中国共产党、爱社会主义、艰苦奋斗、滴水穿石、锐意进取、无私奉献”[20]。
闽东革命纪念馆
闽东苏区之光,蕴含老区斗争之光、彰显畲族文化之光,反映闽东人民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善良质朴的精神。在习近平同志的关心与爱护下,宁德干部群众继承苏区优良传统,发扬“滴水穿石”“弱鸟先飞”精神,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瞩目成就,全面奏响“魂牵梦绕、山海交响”新乐章,实现从“沿海黄金断裂带”到“沿海经济新增长极”的精彩蝶变,于2018年全面脱贫,2019—2023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速连续5年居福建省首位,宁德时代等品牌享誉全球。新时代,闽东人民应牢记习近平同志的殷切嘱托,弘扬闽东之光,发挥地域优势,为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宁德篇章而努力奋斗!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2025年第6期,作者为闽江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福建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闽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注:
[1]《福建民报》1934年9月8日。
[2][3][6][8][9]叶飞:《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89—90页、第74页、第80页、第74页、第50页。
[4]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8页。
[5]根据闽东苏区博物馆相关材料。
[7]钟大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闽东畲民》,宁德市政协文史委编:《闽东文史资料:闽东畲族百年实录》(第9辑),海峡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46页。
[10][11]中共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编:《遍地英雄·福建革命英雄纪略》,福建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91页。
[12][13][18]习近平:《闽东之光——闽东文化建设随想》,载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页、第17页、第18页。
[14]杨筱怀:《习近平:我是如何跨入政界的》,《领导文萃》2000年第11期,第63页。
[15]习近平:《巩固民族大团结的基础——关于促进少数民族共同繁荣富裕问题的思考》,载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
[16][20]习近平:《建设好贫困地区的精神文明》,载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6页、第116页。
[17]《“习书记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宁德人民早日摆脱贫困”——习近平在宁德(四)》,《学习时报》2019年5月30日。
[19]《“习书记在宁德提出的观点和思路放到现在都是非常恰当和深刻的”——习近平在宁德(二)》,《学习时报》2019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