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历史功绩及现实启示
刘云刚
20世纪30年代，面对日寇的野蛮侵略，国民党反动派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制定了卖国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连续向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在敌强我弱和党的“左”倾错误的影响下，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在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决定实施战略转移，北上抗日挽救民族危亡。
为了实现党和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1934年7月初，党中央决定组建以红7军团和红19师为主力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征战闽浙皖赣四省国民党统治地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策应红军战略大转移，开辟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后来与方志敏领导的红10军会师，整编为红10军团，继续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与穷凶极恶的敌人进行殊死战斗，大部牺牲，一部突围，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斗争历史，首先是一部惊天动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英雄史。[1]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征，代表了党和红军北上抗日的政治主张和军事行动。这一革命壮举，惊天地、泣鬼神，铸就了以方志敏烈士为代表的革命精神，是我党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不竭动力。
一、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是一次高举抗日旗帜、挽救民族危亡的征战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组建及其在闽浙皖赣边区的征战，是坚决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动中华民族抗日运动发展的重大政治任务。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保卫中国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抗日主张。1934年，党和红军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妥协投降，争取民族独立；二是保卫苏维埃政权，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三是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实施战略大转移——长征，将中国革命的中心由南方转到北方。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就是在这一严峻的形势下成立的，是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一支特别部队。1934年7月初，党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中共中央关于开辟浙皖闽赣苏区给七军团的政治训令》。这两份文件赋予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重大军事和政治使命，指出这一任务是“伟大的政治与军事任务”[2]。
这支特别的部队，血脉来自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4军一部和方志敏领导的红10军一部。它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在“北上抗日”的旗帜下公开进行重大政治和军事战略行动。
1934年7月6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瑞金出发，经闽西长汀、连城到达永安。15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与执行护送任务的红9军团一部在永安苏区小陶镇石峰村会师。当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和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的名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以下简称《北上抗日宣言》）。宣言提出：“要动员全部力量，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以最大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3]宣言还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具体主张。7月31日，毛泽东接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记者采访，就目前时局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问题发表谈话，指出：“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派遣一支红军队伍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经东部各省北上抗日，以此表明红军是真正的抗日队伍。”“以实际的行动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救中国于危亡。”8月1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渡过闽江占领古田水口，正式打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帜。同日，《红色中华》全文刊发《北上抗日宣言》。
在永安苏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还发布了《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4]《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中国能不能抗日？》等布告，宣传北上抗日的重要意义。此外，还留下了大量的红军抗日标语。永安苏区现存红军标语有上千条之多，是全国最大的“红军标语博物馆”。这批抗日标语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携带“中央苏维埃政府及军委的各种宣言、传单一百六十万份”[5]在征战途中广为张贴、散发，至今在征战沿途许多地方或多或少地留存有红军书写的标语。
据不完全统计，中央红军长征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以及中央主要领导人发布有关抗日运动和红军北上抗日的训令、指示、命令、宣言、通知、公告、信函、电报、谈话等文件多达百份；中央苏区《红色中华》《红星报》《斗争》等主要报刊几乎每期都刊载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消息；闽浙皖赣等地方党组织坚决贯彻中央的决定，积极配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
综上所述，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首要任务是“北上抗日”，这也是红军将士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在风雨如磐的征战路上，“北上抗日”的号角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他们连续征战6个月，长途跋涉5600多里，经历了苦难、危险、曲折、死亡的考验，最后在国民党优势兵力的围攻下遭到失败，大部牺牲，谱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悲壮历史。
二、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是一次掩护红军长征、英勇慷慨赴死的征战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组建和征战，一开始就是服从服务于中央红军长征这个大局。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压力，并准备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组织红7军团北上和红6军团西进[6]。7月初，寻淮洲、乐少华、粟裕、刘英领导的红7军团主力组建抗日先遣队北上“调敌”，为中央红军准备实施战略大转移赢得时间。出发前，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共编成3个师6000余人，其中突击补充新战士2000余人，长短枪3000支，“新战士和非战斗人员占了全军的三分之一左右，武器严重不足”[7]。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孤军深入敌后，远离中央苏区作战，随时都可能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从长征决策和军事战略意义上来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长征的先锋队，是名副其实的“敢死队”，是要准备为长征全局作出牺牲的。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征战闽浙皖赣边区，是在中革军委的直接指挥下行动的。1934年7月至11月，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和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的名义发给红7军团（先遣队）的电报多达30余份，直接指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重要军事行动和作战行动。这充分说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十分重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红军战略大转移这个全局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1938年3月18日，粟裕、刘英领导的浙西南红军游击队（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改编的红军挺进师）组建为新四军第2支队第4团第3营。图为浙西南红军游击队在浙江平阳县山门举行出征仪式
在艰苦的征战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余次的战役战斗，如福州夜袭战、降虎攻坚战、罗源奇袭战、竹口遭遇战、大陈进攻战、送驾岭掩护战、富家防御战、谭家桥伏击战、怀玉山突围战等，攻克大田、罗源、庆元、常山、旌德等县城，牵制国民党陆海空三军和四省保安团共十余万人，大大减轻了中央苏区的压力，推迟了敌人占领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的时间，策应了中央主力红军长征。
在征战中，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许多战役战斗异常激烈，经常与敌人血战，进行殊死的“肉搏”，充分表现了红军将士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红军将士用顽强意志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创造了孤军奋战的奇迹。
1934年11月下旬，在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的领导下，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挺进浙皖赣边调动敌人，继续策应主力红军长征，与十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在征战中，方志敏对革命必胜的信念成为共产党人的绝唱。方志敏听党指挥，他十分清楚率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征战皖南，前途十分凶险，但他仍然坚信革命必定胜利，坚决执行党的决定。在身体患重病的情况下，为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哪怕牺牲也在所不辞，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革命意志。1935年1月，方志敏指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艰难突围，在怀玉山地区与敌人血战。当他率部突出敌人重围的生死关头，毅然返回敌人重围中寻找未能突围的大部队，不幸被俘后拒绝投降。面对敌人的屠刀，他大义凛然地写道：“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我相信革命必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我愿为革命牺牲一切。”[8]方志敏这种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崇高的革命气节，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
在征战中，方志敏、寻淮洲、刘畴西、胡天桃等一大批红军将士英勇牺牲，为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英雄壮举同长征一样，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巍峨丰碑。
三、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是一次依靠人民群众、汇聚团结力量的征战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征战途中，高举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大旗，汇聚起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强大力量。广大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红军是人民的军队、真正抗日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指引的道路，是人民群众翻身得解放的正确道路。
在征战中，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沿途联系群众、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开仓放粮，把土豪浮财分发给群众，慰问贫困群众，赢得了人民群众真心拥护和支持。如1934年8月25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发出《给闽东工农群众的一封信》，红军将士捐献银圆400多元和铜钱5800多文，救济贫苦群众。[9]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所到之处，都受到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
福州降虎战斗中，红军将士伤亡600余人。福建地方党组织和连江、罗源苏区的群众积极抢救红军伤病员。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发出“不丢弃一个伤病员给敌人”[10]的口号，降虎、汤岭、贵安一带的群众积极参加抢救伤病员，在降虎至汤岭的古道上设置多个救助安置点，一站一站地往下送。为了救治这批伤病员，闽东红军独立第13团和中共罗源县委立即组织人员和运输工具接收先遣队送交的700多位伤病员，长途跋涉200余里，穿越敌人的驻防地区，秘密到达罗源湾出海口的小苏区连江下宫，并成立了红军总医院，在罗源湾南岸设立多处红军分院或临时医疗点，安置治疗这批伤病员。在福建地方党组织和当地群众的积极支援下，这批红军伤病员痊愈后重返红军队伍，大部编入闽东红军独立师。在攻打罗源县城时，福建地方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参加，城内城外里应外合，一举攻克罗源县城。
1934年10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浮梁储田桥地区，受到中共闽浙赣省委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有500余人参加红军。11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浮梁地区冲破敌人的封锁线，进驻闽浙赣苏区德兴县重溪、绕二墩地区，受到苏区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群众送来肥猪千头、草鞋数万双以及鸡鸭和粮食等大批慰劳品。
在征战中，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播撒下革命的火种，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密切了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进一步诠释了“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的真理。
四、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是一次创建前进阵地、组建为新四军的征战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经过的闽浙皖赣四省边界地区，后来都成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游击区。先遣队留存下来的3000多红军指战员，成为闽浙赣皖边十余块大小游击区的主要武装力量和领导骨干。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征战过程，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这一危急情况下组建和征战，走上了一条探索新路、开创新局的革命道路。虽然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军事行动没有完全实现目标，但它极大地推动了闽浙皖赣边区革命斗争的开展。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幸存下来的红军将士，后来成为闽浙皖赣边区革命斗争的重要骨干力量。他们坚持党的领导，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适时进行战略转变，坚持游击战争，开辟游击区，建立了一块块抗日前进阵地，表现出了不畏艰险、勇于创新的革命精神。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探索新路、开创新局，建立抗日前进阵地，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开辟了一条走向新生、走向胜利的革命道路。1935年1月底，粟裕、刘英率领800余人在怀玉山突围后，根据中央分局的指示组建了红军挺进师，挺进浙西南地区，发动群众，建立党的组织，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形成了包括浙南、浙西南、浙东南等广阔区域的闽浙边游击根据地。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留在闽东苏区的700余人加入闽东红军独立师，许多骨干担任闽东红军独立师各级领导职务，为闽东地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作出了贡献。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余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他们分散在闽浙皖赣边区，并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各自独立坚持斗争。他们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和建设，创建了新的游击根据地，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军政干部。国民党当局采取频繁的军事“清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等手段，企图把红军游击队困死饿死，斩尽杀绝。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红军将士同甘苦共患难，战斗在崇山峻岭和茅草密林之间，昼伏夜行，风餐露宿。他们采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和巧妙的斗争策略，同敌人周旋，开展了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游击斗争。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统一改编为新四军。1938年初，皖浙赣、浙西南、闽东、闽北等游击根据地内的原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指战员编入新四军，继续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奔赴抗日前线，驰骋大江南北，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1938年6月，中共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在《新四军的昨天和今天》一文中指出，1934年红7军团组成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虽然后来在皖浙赣边失败，但是由于其英勇的行动和抗日的号召，建立起红军游击队继续斗争，散播抗日的影响，确立了革命的堡垒。这些是“新四军诞生和成长”的组成部分之一。
总之，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征战过程中，充分体现了革命精神，为长征精神、铁军精神注入了丰富的内涵，展示了听党指挥、永跟党走的精神，忠于理想、救国救民的精神，不怕牺牲、血战到底的精神，依靠群众、团结奋斗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的精神，实事求是、开创新局的精神等。这些都是我们党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回望90多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的历史，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历史功绩及其对新四军、对抗战胜利的伟大意义。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革命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必将鼓舞和激励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继续把无数革命先烈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不懈奋斗。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2025年第5期，作者为《福建党史月刊》原主编，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原会长）
注：
[1]粟裕：《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载《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60页。
[2]《中共中央关于开辟浙皖闽赣苏区给七军团的政治训令（1934年7月5日）》，载《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页。
[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1934年7月15日）》，载《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32页。
[4]《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1934年7月15日）》，载《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48页。
[5]《中央政治书记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会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1934年7月）》，载《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
[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233页。
[7][9]《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第171页。
[8]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述略》，载《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85页。
[10]乐少华：《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经过的报告》，载《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