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峰山水碧空碑
——延平革命烽火纪事
林思翔
建溪、沙溪和富屯溪三股巨流分别从东面、西面包抄而至，在九峰山下冲撞聚合，汇成宽阔的闽江。闽江奔腾不息，一路东去，滋润了两岸土地，哺育了省会福州，闽江因此有福建母亲河之称。这母亲河干流的源头就在这三江汇合处九峰山下的延平。延平水亲山也爱。鹫峰山、戴云山和武夷山这福建三大山脉也在这里纵横交集，深情拱卫。山水的眷顾，使延平峰峦叠嶂，林木蓊郁，成了福建一个绿色金库；同时，江河交汇，水运通达，又是连接省会与闽北的一条黄金水道。其地理位置与战略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
山高水长的地理形势，正是我党我军早期活动的有利地形。因此，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延平就是我党组织和游击队活动的重要地域，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许多红色的足迹和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我谨从当地同志介绍的革命往事中，撷取数段记述于后。
东方军两次入延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工农红军东方军在延平的王台镇与国民党地方军队的谈判，不仅在延平革命史上留下光辉一笔，也是我军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已载入史册，千秋永记。
1933年6月，中共临时中央要求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中央苏区北部的抚河、赣江之间积极活动，破坏国民党军“围剿”中共苏区的作战计划；另一部分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打击驻福建的国民党军。7月1日，中革军委命令以第三军团（欠第六师）和第十九师组成东方军，彭德怀兼司令员，滕代远兼政治委员，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东方军以“筹款百万，赤化千里”，“创造百万铁的红军”，“把红旗插到福建去，开辟新的根据地”为主要任务，入闽东征，7月2日从广昌县头坡地区出发，分两路入闽作战。
8月25日,东方军到达延平王台地界，迅速占领并解放了王台镇，并进攻顺昌洋口和延平峡阳。随后东方军将顺昌、南平隔断，围攻两城，采用“围城打援”的战略方针，诱出国民党援敌消灭之。东方军围困南平城期间，曾多次组织精锐部队，以机枪为掩护，对守城敌军发起强攻，双方发生激烈战斗，各有伤亡。东方军一面坚持围城，并不时发起佯攻，一面分派主力，在夏道、水口、西芹等地截击敌援军，坚持了一个月后奉命撤离。1934年1月3日，在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率领下，东方军再次入闽，在延平等地与敌作战，2月中旬离闽返赣，第二次东征结束。
东方军两次入闽，在延平的革命活动持续了两个多月，仅在延平各地就与敌人展开大大小小战斗30多场，歼灭了大量敌人，缴获了敌人的大批武器弹药和食盐、煤油等物资。同时，东方军驻扎在延平各乡村的红军派出工作队，广泛开展政治宣传，帮助延平各地建立政权，组建农会，组织游击队、赤卫队、贫农团等，为当地党组织的组建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在东方军的宣传发动下，广大苏区群众积极投身革命。其中东方军司令部所在的王台镇就有173人参加红军。当年中央苏区《红星报》曾发表社论盛赞东方军的出色工作，其中写道：“东方军争取新区赤化与扩大红军方面，写成了政治工作最光荣的一页，是中央苏区红军的光辉模范，我们应广泛的运用东方军在顺、延、将、沙地方工作的宝贵经验，为巩固扩大与联合苏区而战。”从1933年8月下旬至1934年10月中旬，延平苏区成立了20多支游击队组织，2000多人参加了游击队、赤卫队、工会、贫农团、妇女会等团体或组织，790多名延平优秀儿女加入红军队伍。
王台八角楼谈判
东方军入闽作战连战连捷，国民党十九路军连遭惨败，这使得有“抗日铁军”声望的十九路军将领大为震惊，这支并非蒋介石嫡系的部队，屡受重创，情绪低落。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明白蒋介石意图：或借红军之手消灭十九路军，或借十九路军之手消灭红军。据国民党行政院原副院长陈铭枢回忆：“其时十九路军处境困难，蒋、蔡要求一致合作抗日反蒋，早具决心……催我迅速同中共谈判，以免夜长梦多，发生意外。”于是十九路军决定，在福建延平前线与东方军谋取联系。
陈铭枢请陈公培赴前线代表十九路军与红军磋商停战事宜。陈公培曾是中共早期党员，为黄埔军校二期生，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等人都是熟人。1933年9月中旬，陈公培到达王台东方军司令部。彭德怀、滕代远即将陈公培到王台一事电告项英、朱德和周恩来，接着又将与蒋光鼐、蔡廷锴谈判条件及所用之名电告项、朱、周。
9月23日凌晨1时，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滕代远，提出与十九路军谈判的三点先决条件和谈判应遵循的原则：一、制止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沙县仍可维持其统治，谭师应作后退；二、释放在福建牢狱中关押的所有政治犯，保证反帝运动及反帝组织的自由；三、发表反帝反蒋之政治宣言。十九路军如果接受这些条件，双方可以订定协定，并磋商今后作战协定及其他问题的具体步骤。是日上午，项英又致电彭德怀和滕代远，说明谈判除以中央局指示电为基础进行外，还提出必要时可派袁国平先往西芹，与陈公培一谈，以探知对方更多内容。当日，东方军领导人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在东方军司令部隔壁的王台八角楼内与陈公培举行谈判。
王台，因西汉时闽越王无诸在此筑有行台，故名越王台，后简称王台。历经二千多年，越王台屡毁屡修，如今仍屹立江边，成了该镇悠久历史的标志。八角楼就在与之相邻不远处。楼建地势稍高的台地上，拾级数步即达，楼旁绿树掩映，古朴中透露出勃勃生机。楼为三层三檐八角攒尖顶。立于楼窗前，葱绿青山与清溪流水尽收眼底。始建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的八角楼原名魁星阁，奉祀着杨时等理学大家，为莘莘学子求学问贤之地。不意却成了一次我军重要政治活动的会所，真乃楼之有幸。
落座后，双方开始了推心置腹的恳谈。陈公培首先表明了自己代表十九路军来谈判的三点理由：一、共产党有联合抗日声明；二、十九路军有和中央苏区联系的要求；三、他个人想到中央苏区取得联系。并说此次来与红军谈判系陈铭枢所主持，蒋（光鼐）、蔡（廷锴）同意，并召集高级军官师旅长征求意见，因畏红军之英勇，都同意。隐居香港的李济深同病相怜，也赞同。
彭德怀司令员把中共《八一宣言》的三条团结抗日内容向对方宣讲一遍，并说，只有抗日才能停止内战，停止内战才能有效抗日，可是蒋介石推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因此，抗日必须反蒋，反蒋才能抗日。接着彭总按照苏区中央局指示，提出双方谈判的三项先决条件，并表示红军愿与十九路军在抗日反蒋基础上订立共同作战协定，保证红军在确悉十九路军完全接受以上提议后，当即停止进攻。
双方初步达成了临时停战协议。东方军当日下午即致电项英、朱德、周恩来汇报谈判经过。彭还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回信，交陈公培转交。9月28日，彭德怀派人护送陈公培到西芹。至此，东方军与十九路军在东线达成休战。不久双方各自撤兵，东方军撤回瑞金苏区，所部各自归队。
10月6日，十九路军派徐鸣鸿为全权代表，由陈公培陪同赴瑞金，与我党进一步商讨共同合作抗日反蒋问题。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与十九路军代表正式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这一“初步协定”的签订，初步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与十九路军反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对十九路军来说，则加速了反蒋步伐，客观上促进了是年11月20日“福建事变”（福建人民政府成立）的发生。
如今的八角楼还原了当年会谈时的模样：一张四方桌、两把木椅、一个大嘴茶壶、一盏马灯……墙壁上那墨写的“欢迎十九路军士兵过来当红军”等数条标语依然清晰。历史从这里走过，岁月在这里留下痕迹。“彭总当年驻此亭，威振八闽建奇功。十九路军遣来使，统战功高永不泯。”原十九路军团政治部主任、后在上海任大学教授的朱伯康老先生如是说。
“闽江地下航线”建立
上世纪六十年代，电影《地下航线》风靡大江南北。故事说的是1947年闽江轮船公司“福州号”司机、共产党员林森官，接受党的指示，以帮助船长运私货为掩护，与地下党员江财弟等船工进行地下活动，把武器、电台运往我游击队根据地，开辟了地下航线。故事惊险生动，机智勇敢的地下工作者令人敬佩。
故事的生活原型就发生在福州至延平的闽江水道上。不久前，我来到闽江边的南山镇吉溪村，这里耸立着一座“闽江地下航线”纪念碑，还建有地下航线纪念馆。读了碑文，参观了纪念馆后方知，吉溪村和沿江的葫芦山、岳溪、茶洋等地均是当年地下航线的停靠点，为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胜利后，随着福建省委指挥机关逐步北移南平后，南古瓯根据地与各游击根据地之间的人员、信息往来日趋频繁，各种武器、弹药、食品、药品等军事物资和生活物资需要量和运输量也越来越大。党的地下交通运输联络任务更加繁重。这些人员、信息和物资的运送主要是通过闽江水运进行的。而这条水运大动脉为当时国民党反动当局所控制，他们扬言不让一粒米、一颗盐、一只鸟、一片纸进入红色区域。
为粉碎敌人的封锁，省委决定在闽轮公司和福州运输船队（亦称粪船队）等闽江航道企业中，建立党组织，开辟闽江水上地下秘密交通线。1946年4月，成立了中共闽轮公司支部，由梁宝通任书记。党支部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到福州解放前夕共发展了18名党员，还教育团结了一支拥有200多人的可靠的外围工人队伍，奠定了水运交通联络的群众基础。同时，省委还派人到福州运输船队开展党的活动，于1946年5月建立了中共福州运输船队支部，由林森官任支部书记。还在闽江两岸设立了十几处交通接应点或小渡船流动点，以便接应。
闽轮公司的党员，大多在航行于福州至南平区间的客、货轮上担任司机、副司机、助机或水手等职务，他们对党忠诚，与敌人斗智斗勇，出色完成了水上秘密交通运输任务。
他们护送来往的革命同志和革命群众，保护他们的安全。曾在“开封号”和“青岛号”客轮上工作的共产党员伊立惠就先后掩护省委诸多领导同志，乘船来往于福州、南平等地。
他们运送武器装备等军用物资，支持武装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各种通讯器材和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进入南古瓯根据地，大多数是通过地下航线运送的。
在完成地下航线交通运输任务中，南平凤山地区特别是吉溪村和东门村的地下党、贫农团和革命群众起了极为重要的配合接转作用。闽江上游的吉溪村，是地下航线的终点站。船运的人、货到后，这些村地下党员就组织人员及时护送或转运至当时的省委机关驻地和革命据点东门、芹山、岩溪等地。吉溪村党组织还从贫农团内抽调水性好的人员组成夜间运输队负责转运。由于沿线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的相互配合。才使闽江地下航线从船上到船下，从水上到陆上形成一条秘密可靠的安全线。
省委北迁南平
中央华东局于1947年12月14日致电闽浙赣省委，指出在过去一年里福建的游击战争，群众基础不广是最大的缺点，并指出蒋介石集团败局已定，新的一年是转折的一年，在新时期里，在军事、土地改革、经济和统一战线等一系列问题上应有新的方针和政策。号召全国人民把革命斗争进行到底。
1948年1月，省委机关从闽侯县尚干一带迁到南平县凤山镇（今延平南山镇）东门村。为更好领导游击战争，省委于1月19日作出《为展开广泛群众性游击战争恢复与建立民主根据地的决议草案》，宣告：结束从“民主根据地到合法与武装结合斗争的退却阶段，开始了发动游击组织到恢复民主根据地的进攻阶段。”今后要以分田废债、抗丁抗粮，消灭地主阶级压迫、摧毁反动政权，建立民主政权与民主根据地的任务，代替减租、减息、抗丁抗粮的任务；以坚决彻底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代替利用地主矛盾的政策；以武装斗争形式为主，代替以合法斗争形式为主。规定了消灭地主阶级的具体步骤、方法和政策界限。
为保证《草案》的贯彻执行，省委要求县委以上干部必须学习毛泽东《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县委以下干部学习党章和《土地法大纲》等文件，并在省委机关开展以四查（查阶级、查思想、查立场、查作风）为中心的整风整编试点。
2月初，中共闽浙赣省委机关从东门迁到凤山镇下明洋村，并在那里成立了中共南古瓯县委（后为中心县委），中共南平县委也在凤山镇芹山成立，使南古瓯游击区有了一个坚强的基础组织领导机构。为便于发动、领导，还划分了游击区，任命了各区区长。
1948年4月，中共闽浙赣省委机关转移到上明洋村对面的岩溪村，在水尾山搭棚驻扎，以岩溪为中心据点，开展恢复和建立民主根据地的试点工作。省委书记曾镜冰一边领导机关党员、干部和游击队指战员的整风学习，一边加强对农民运动的指导，亲自部署“除恶分粮”斗争，派出精干的武装工作队，深入乡村调查，秘密访贫问苦。左丰美、王一平、苏华、黄扆禹、夏润珍、刘捷生、杨兰珍等省委、地委和县委领导，分别在南平农村开展“除恶分粮”试点工作，镇压了群众最痛恨的江口村保队副朱白豹和桐梓园村原国民党凤山镇长童荣长。把反动分子囤积的粮食分给苦大仇深的农民，并当众烧毁了被霸占的田契、债券。这两起“除恶分粮”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斗志，巩固和发展了“除恶分粮”的胜利成果。
1948年4月下旬，省委在凤山镇杜嵩岭李家祠堂召开扩党练干会议，通过了《为坚决发动农民扩党练干的决议》，提出群众性游击战争的两大任务：一是坚决发动农民起来作斗争，主要打击恶霸地主；二是扩党练干。由下而上建立各级党组织，在对敌斗争中吸收更多积极分子入党；训练贫雇农中的积极分子，组织区乡政权。此后南古瓯游击区以贫农团运动为主要内容的农民斗争不断深入发展。在闽东北地委辖区内设立南平、古田、建瓯、屏南四个县委，并分别成立县游击大队和区游击队。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后，南尤沙地区的党组织、革命武装和贫农团组织，以及革命统一战线工作都得到了快速发展。至1946年下半年，南尤沙游击区扩展至数百里范围。1948年4月，省委决定将闽赣边地委改称闽西北地委，并将闽赣边游击纵队改称闽西北游击纵队，由林志群兼任纵队司令员、政委。纵队首先攻占了沙县富口乡公所，首战告捷，拉开了闽西北游击纵队由隐蔽斗争转向与敌人进行公开作战的序幕。纵队越战越强，到1949年春扩大至1500多人，打开了闽西北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新局面。
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游击战争蓬勃发展，令国民党福建当局大为恐慌，他们调集军队向各游击区发动全面进攻。中共闽浙赣省委机关驻地南古瓯地区和闽粤边区是重点进攻区域。1948年7月下旬，国民党军队600多人大举进攻，妄图一举摧毁省委机关。他们实行“三光”政策，仅凤山一地就有18个村500多户群众和30余名中共党员、干部和游击队员被害；在遵福乡（今洋后）田丹村一次就被活埋20多名革命群众。游击队四面出击，打击敌人嚣张气焰，巩固了根据地，保卫了省委机关安全。
中共闽浙赣省委还注意调动外围力量，开辟了隐蔽农村据点。派江作宇等人到南平大洋、茂地一带，开辟了南（平）顺（昌）建瓯根据地，建立起中共南顺瓯工委，并发展武装队伍。南顺瓯工委一直坚持到延平解放，江作宇带领游击队进城接管政权。
“高山列列千峰碧，秀水清清一镜天……王台谈判名垂史，旗插苏区茫荡巅。”发生在延平大地上的革命往事，已铸成历史丰碑耸立在青山碧水间，成为鼓舞和激励延平人民阔步前进的强大动力。如今，延平人民正发扬光荣传统，继承红色基因，为打造“山水宜居之城，活力创业之城”而奋发努力！
（本文原载于《走进延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