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孝道与父权主义

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在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孝”涉及父子关系。在儒家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中，“孝”体现父子关系。“孝”被称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又与封建礼教有切割不断的联系。鲁迅反对礼教，无疑涉及这个“孝”字，当时就受到过“铲伦常”与“禽兽行”之类的非难。那么，他反的到底是传统美德，还是封建礼教？所有这些，都需要具体分析。

儒家经典《论语》谈“孝”字的内容不少，主要在“学而”篇、“为政”篇、“里仁”篇。有孔子说的，也有孔子的弟子说的。其中不少话都很有道理，且广为流传。诸如：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为政》）为的是让父母知道你在哪里，能召之即至而无失，不让父母牵挂。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言父母爱子之心无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为忧。人子体此，当以父母之心为心，能自珍自爱自重者为孝，这是一种解释；还有一种解释，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于不义而忧，独以其疾为忧，乃可为孝。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据有关学者解说，子游之于父母，能养而或失于敬，所以孔子会说，不但要奉养父母，而且要敬重父母，方能称之为孝。光是能养，养父母与养犬马又有什么区别？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据有关学者解释，子夏之于父母，能直义而少温润之色，所以孔子会说，能够和颜悦色地对待父母是最重要的，光是有事情自己去做，有酒食先让父母享用，也不能称之为孝。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常知父母之年，则既喜其寿，又惧其衰。

凡此种种孔子所论之“孝”，鲁迅似未曾有过任何异议。

对于孔子论“孝”，鲁迅明显表示不满的是：“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这句话的意思，按朱熹《论语集注》解释，父在，其言行受父之约束，不得自专，故观其志；父没，其行可见。故观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恶。观其行，至少必须有三年之期，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乃见其孝。不然，则所行虽善，亦不得为孝。

《论语·子张》中有孔子此言的进一步发挥。话是曾子说的，但依然“闻诸夫子”：“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这句话将“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具体化了，包括不去更换父亲的旧臣与不去变更父亲的政治措施，这是最难以做到的。

历来的经学家们当然也会意识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的乖讹与不通情理，起码，“道”有正道与邪道之分，这是谁都知道的。于是，有的（如《论语集注》所引之“尹氏”）就以“忍”与“不忍”去解释：如其道，虽终身无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则三年无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有的（如《论语集注》所引之“游氏”）干脆说：三年无改，说的就是在所当改而未改的。也就是说，应当“改”的，因为要尽“孝”，也可以在三年之内不改。

儒家传人当然也会在实践中受制于“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一语而不能放开手脚按照自己的政见施政。例如，宋神宗驾崩，宋哲宗即位，大儒司马光就碰到这样的难题。根据“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的古训，他们只能“按既定方针办”，继续推行王安石的新政，这是司马光所不能接受的，好在此时的他已经获得了话语权与解释权，于是便对这一“圣训”做了有利于他的政见的解释：第一，“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废也”。那么，“其不善者”呢？自然也是可以改变的；第二，“若王安石、吕惠卿所建为天下害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也就是说，改的其实是王安石、吕惠卿之政而非先帝之政；其三，“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母也”，即使“改”的是先帝之政，也是母（垂廉听政的高太后）改子，而非子（宋哲宗）改父。这么一来，“圣训”就为他的“改”开了绿灯。

大禹治水

鲁迅的历史小说《理水》，不露声色地对“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一语作了致命的抨击。其所以致命，因为这一击，正击在儒家道统之源头。不妨听听白须白发的，花白须发的，小白脸的，胖而流着油汗的，胖而不流油汗的大员，在责成禹收回改“湮”为“导”之“成命”时的慷慨陈辞以及禹的反应：

“卑职的愚见，窃以为大人是似乎应该收回成命的。”一位白须白发的大员，这时觉得天下兴亡，系在他的嘴上了，便把心一横，置死生于度外，坚决地抗议道：“湮是老大人的成法。‘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老大人升天还不到三年。”

禹一声不响。

“况且老大人化过多少心力呢。借了上帝的自壤，来湮洪水，虽然触了上帝的恼怒，洪水的深度可也浅了一点了。这似乎还是照例的治下去。”另一位花白须发的大员（禹的母舅的干儿子）说。

禹仍一声不响。

“我看大人还不如‘干父之盅’。”一位胖大官员看得禹不作声，以为他就要折服了，便带些轻薄大声说，不过脸上还流着一层油汗。“照着家法，挽回家声。大人大约未必知道人们在怎么讲说老大人罢……”

“要而言之，‘湮’是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好法子。”白须发的老官恐怕胖子闹出岔子来，就抢着说道。“别的种种，所谓‘摩登’者也，昔者蚩尤氏就坏在这一点上。”

禹微微一笑：“我知道的。有人说我的爸爸变了黄熊，也有人说他变了三足鳖，也有人说我在求名，图利。说就是了。我要说的是我查了山泽的情形，征了百姓的意见，已经看透实情，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非‘导’不可！这些同事，也都和我同意的。”

他举手向两旁一指，白须发的，花须发的，小白脸的，胖而流着油汗的，胖而不流油汗的官员们，跟着他的指头看过去，只见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东西，不动，不言，不笑，像铁铸的一样。

在唐代大儒韩愈所立的儒家道统中，舜和禹都是儒家源头的重要人物。孔子的一句“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却将他们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如果仅从个人恩怨而论，舜与禹的关系相当微妙。他是推举禹继鲧治水，施展自己的才华并最后将帝位禅让于禹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禹的恩人；他是“殛鲧于羽山以死”的人，鲧是禹的父亲，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又是禹的杀父仇人。从《史记·夏本纪》所记之情节看，无论是舜还是禹，都未曾从个人恩怨着眼，他们的着眼点是如何治水。鲧之所以被舜“殛”于“羽山以死”，乃是因为“治水无状”；舜之所以“举鲧子禹”，也是为了“续鲧之业”。禹要“续鲧之业”而不“治水无状”，就不能再走鲧的老路，改“湮”为“导”。于是与日后孔子所说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直接发生了冲突。

按照“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一儒家信条，禹不能改“湮”为“导“，鲧原先怎么治，禹也得怎么治，即使要改“湮”为“导”，也得等三年之后，要不就是不孝。然而，因袭鲧的老谱，一味地靠“湮”治水，虽然能获“孝”之名，“治水”之事，只能适得其反。“鸿水滔天”，“下民其忧”，三年之久，你能耽搁得起吗？舜也一样面临着这个难题。他是以“孝”著称的，按照“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的儒家教条，就不该支持或听任禹改“湮”为“导”，甚至根本就不该“举鲧子禹”去“续鲧之业”。孟子甚至设想，如果舜的父亲瞽瞍杀了人，被皋陶抓了起来，舜还会放弃王位而私下背着父亲逃走，到寥无人迹的海边去享受天伦之乐，怎么能让禹去做有违儒家孝道的事呢！

当然，这只是一个潜在的难题。因为大禹治水之时，孔子还远远没有出世。在儒家的道统中，他还得排在成汤与文武周公之后。孔子那句对后世有极大影响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的名言，也还远远没有影子。将禹（也隐含着舜）置于这个潜在的难题之中的，是鲁迅的历史小说《理水》。其实，与其说鲁迅将舜与禹置于一个潜在的难题之前，倒不如说，鲁迅给孔子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以致命的一击，就击在儒家道统的源头上。因此，与其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是舜与禹的潜在难题，倒不如说，儒家源头的舜与禹，是孔子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难以跨越的一道坎。

其实，早在五四时期（1919年10月），鲁迅就评说过孔子此言。那个时候，鲁迅是从进化论的角度立论的，批判的是父权主义。他说：

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当然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假使古代的单细胞动物，也遵着这教训，那便永远不敢分裂繁复，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类了。

这话出自《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写于《理水》发表前16年，可见在这个问题上，鲁迅是“一以贯之”的。即使现在去读，似也无可挑剔。

孝是人类美德，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这并不等于依附于一个“孝”字的种种观念，包括父为子纲，包括父权主义，一概都是人类美德或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于一个“孝”字，孔子有过不少经典的论述，如前所说，子游问孝时，孔子说的“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就说得相当精辟。然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就不值得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