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是一部全面总结先秦思想文化的著作，由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门下众宾客集体编撰而成。该书兼收并蓄，细大不捐，以儒、道两家思想为主，旁采名、法、墨、兵、农、阴阳诸家之长，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农业、外交、伦理、修身等各个方面，同时还涉及天文、历法、医学、乐律、术数等，体系庞大而复杂。不但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而且保存了无数珍贵的先秦史料。同时，《吕氏春秋》还是吕不韦的治国纲领和施政方略，后来虽不为秦始皇所采用，但其中所构想的儒、道、法三家思想互补为用的统治政策，却深刻启发了汉以后的统治者。
《吕氏春秋》(又称《吕览》)，二十六卷，共一百六十篇，(战国)吕不韦组织门下宾客集体编撰。
吕不韦，战国后期卫国人。据《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吕不韦本是阳翟的富商，因为经营有道，积累了巨大的财富。有一年，他到邯郸经商，恰巧结识了秦国公子嬴楚。当时，公子楚正在赵国做人质，因为是庶出，其母夏姬又不被秦王宠幸，所以他不被秦、赵两国重视，地位十分低下，生活也很窘迫。但吕不韦却如获至宝，认为此人奇货可居，于是主动拿出巨额的钱财给公子楚，让他去结交宾客，又替他到秦国游说太子安国君的宠妃华阳夫人，希望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能够立公子楚为嫡嗣。
秦昭王去世后，太子安国君即位，是为孝文王，并立公子楚为太子。孝文王去世后，太子楚即位，是为庄襄王。庄襄王用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并将河南洛阳的十万户作为他的食邑。吕不韦一跃而为秦国的达官显宦。
庄襄王在位三年而死，太子嬴政即位，即为秦始王。由于嬴政即位时年仅十三岁，故尊吕不韦为相国，称“仲父”。此时，秦国的政权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吕不韦手里，国家的大政方针主要由他决定。他在主理秦国国政期间，对外致力于兼并六国的战争，大大拓展了秦国的疆土，对内调整秦国独尊法家的政策，广收百家之士，经济上主张尚农的同时，也鼓励工商的发展，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为秦国的统一大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然而，吕不韦的思想倾向和治国方针渐与秦始皇格格不入。吕不韦偏向儒、道，而秦始皇推崇法家。所以在秦始皇亲政后的第二年，他就以嫪毐与太后事为借口，罢免了吕不韦的丞相，命他回到河南封地去。两年以后，秦始皇又怕他作乱，将他迁居蜀地。吕不韦见大势已去，便在前往蜀地的途中服毒自杀。
《吕氏春秋》便是吕不韦任秦国相国时，召集组织门下宾客集体撰写的。书成之后，吕不韦认为其中备论天地万物、古今之事，所以号为《吕氏春秋》。全书撮取儒、道、名、法、墨、兵、农、阴阳等诸家之说，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农业、外交、伦理、修身等各个方面，同时还涉及天文、历法、医学、乐律、术数等，是一部体系庞大而复杂的著作，可以算得上是先秦诸子百家的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实践经验以及各种文化观念、哲学思想的提取和浓缩。既有突出的思想意义，又有重大的史料价值。因其内容驳杂，所以《汉书·艺文志》将其归入杂家。尽管这部书出于诸宾客之手，但它是在吕不韦的主持之下，按照他的意图编写的，最后又集结在他的名下，因此基本上可以反映出吕不韦本人的思想和主张。
此外，《吕氏春秋》还是先秦典籍中惟一可以知道比较确切的写作年代的著作。书中的《序意》篇写道：“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由此可见，本书的成书时间应在秦始皇八年，即公元前239年。当然，还有一些学者对于“维秦八年”的具体时间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差距不过两三年之内，并不影响基本的判断。根据它的成书年代，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其他许多书籍、事件的发生时间，因而意义十分重大。
关于《吕氏春秋》的成书原因，历来也有不同的说法。根据《史记》记载，在战国时期，各国贵族都有养客的风气，比如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都礼贤下士，广结宾客，并且以此互相竞争。吕不韦认为秦国如此强大，但在这方面却比不过他们，感到十分羞愧。因此，他也招徕了许多宾客，优厚的对待他们，并且请他们把各自的见闻和思想都写出来，加以筛选、归类、删定，最后集结在一起，便成为《吕氏春秋》。吕不韦也希望能够借助此书播名天下，流传后世。
但是，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当时正处于秦始皇亲政前夕，秦国统一天下已成必然之势，吕不韦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肯定已经十分清楚的认识到这一形势，并且准备为秦国的未来做进一步的打算。所谓“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慎大》）吕不韦在这时就必须考虑统一后的秦帝国该如何治理，要实行什么样的政策才能长治久安。作为秦国的相国，其实吕不韦是不同意自孝公以来就处于独尊地位的法家思想作为治国的基本国策的，他必须借助一部典籍把自己的主张和政策理论化，以此作为统一后的秦帝国的治国纲领。因此，我们可以说，《吕氏春秋》就是他的治国纲领和施政方略。
据说书成之后，吕不韦将其悬挂于咸阳的城门上，并且声称如果有谁能够改动一个字，就赏给千金。消息传开后，人们蜂拥前去，但没有一个人能对书上的文字加以改动。当然，这不一定就证明《吕氏春秋》真的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很可能是由于当时的人们畏于吕不韦的权势，不愿意出头罢了。但是，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吕不韦对于《吕氏春秋》的重视和自信。同时，吕不韦的这一举动，也极大的宣传了《吕氏春秋》，并向国人公布自己的政治主张，借此向秦始皇施压，希望他能够继续依照自己的主张行事，从而达到他的政治目的。
但是，随着秦始皇的亲政，吕不韦在秦国的政治斗争中很快失败，门客四散，所以《吕氏春秋》在当时并未大行于世。除了司马迁在《报仁安书》中将其与《周易》、《春秋》、《国语》、《离骚》、《诗经》等相提并论，东汉为之作注的高诱称其“大出诸子之右”外，《吕氏春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相反，后世的许多学者囿于吕不韦的名声和为人，都讳谈这部书的价值，以及所受到它的影响。但实事求是的说，这部书对于我国传统政治、思想、文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众所周知，我国汉代以后的历代统治政策实际上都是儒、道、法三家思想互补为用的，而《吕氏春秋》正是吸收、改造了儒、道两家的思想，并将其与法家思想相互结合，可谓最早透露了这种统治思想结构的萌芽，对后世具有重要的启迪之功。此外，《吕氏春秋》中的不少文章或描写细腻、形象生动，或气势宏大、纵横铺陈，或褒贬分明、明快犀利，并善于将故事、譬喻、议论等元素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因而在我国古代散文史上也有相当的地位。
《吕氏春秋》虽然内容庞杂，包罗万象，但全书显然经过了比较精心的组织编排，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这在先秦的著作中是仅见的。全书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三个部分，每一部分底下又各成系统。其中，十二纪包括《孟春纪》《仲春纪》《季春纪》《孟夏纪》《仲夏纪》《季夏纪》《孟秋纪》《仲秋纪》《季秋纪》《孟冬纪》《仲冬纪》《季冬纪》，每纪又分五篇，共六十篇。八览包括《有始览》《孝行览》《慎大览》《先识览》《审分览》《审应览》《离俗览》《恃君览》，每览又分八篇，但《有始览》中缺少一篇，所以共计六十三篇。六论包括《开春论》《慎行论》《贵直论》《不苟论》《似顺论》《士容论》，每论又分六篇，共三十六篇。十二纪后有《序意》一篇，仅剩残文，应是全书的序言，加起来总计一百六十篇。
十二纪象征“大圜”的天，按照四季、十二月份的顺序排列，可以视作全书思想的主旨和纲领。正如《序意》所说：“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由于春季是万物滋生的季节，所以其内容多与养生有关；夏季是万物繁盛的季节，所以讨论与人的生长有关的教育和音乐思想；秋季万物凋零，有一种肃杀之气，所以主要涉及与战争有关的内容；冬季万物敛藏，所以讨论人的品行，并将《节丧》、《安死》之类的文章归于其中。八览则进一步阐述吕不韦的思想，着重于君道和治术方面。而六论有点像杂篇的性质。
《吕氏春秋》的中心思想主要已反映在《序意篇》中：
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三者咸当，无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数，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三者皆私设，精则智无由公。智不公则福日衰，灾日隆。”
由此可见，全书的主旨就在于“法天地”。具体来说，就是要上揆度于天，下考验于地，中审察于人。而顺天之道在于贵生，固地之道在于安宁，信人之道在于听言。只有做到了这三点，才能使个人保身全生，国家繁荣兴盛。
在本体论和宇宙论方面，《吕氏春秋》主要继承并发挥了《老子》道家的思想，认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是一种极其精微的东西，即“精气”。这种精气有时也叫做“太一”，或称为“道”。它没有大小，也没有形状，既看不见，也摸不着，不断变化而不会穷尽，充塞天地而不会枯竭，没有人知道它的起源，也没有人知道它的终结。这就是它的神奇和可贵之处。浑沌的“道”判生天地，分阴分阳，而阴阳二气的推移变化又产生了千姿百态的天地万物。所以《大乐》篇说：“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莫不咸当。……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因为天地都是自然形成的，所以是可以为人们所认识的。而人们要认识天，就必须通过这些自然现象。“民无道知天，民以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当赏》）
由于天地万物都是由精气构成的，所以《吕氏春秋》提出了“类同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召类》）的观点。在它看来，自然界的同类事物之间具有一种客观的联系，可以相互沟通、吸引和感召。比如“慈石召铁，或引之也。树相近而靡，或付之也。圣人南面而立，以爱利民为心，号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颈举踵矣，则精通乎民也”。（《精通》）同样，“父母之于子也，子之于父母也，一体而两分，同气而异息。若草莽之有华实也，若树木之有根心也。虽异处而相通，隐志相及，痛疾相救，忧思相感，生则相欢，死则相哀，此之谓骨肉之亲”。（《精通》）天地万物虽然外表不同，但同样是由精气构成，就如同父母与子女一样，是同一体而分居各处，所以可以依靠精气互相感通。
《吕氏春秋》还将这一思想与五行理论相互结合，把五行与季节、方位、颜色、音乐、脏腑、帝王、神仙、祭祀、动植物等等配合起来，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从而将先秦时期的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也是由于这一原因，《吕氏春秋》中有不少宣扬祥瑞、灾异的内容，希望人们能够从特殊的自然现象中悟出某种“天意”，进而反省自身的言行和过失，改恶向善，避免灾祸的发生。
在历史观上，《吕氏春秋》主要受儒家和阴阳家的影响，主张五德始终论，认为社会的演变和朝代的更替是由于五行的相生相克，表现为周而复始的不断变动。所以《应同》篇说：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乃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於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
五德始终的次序既可以是五行相生，也可以是五行相克。相生则象征递禅，反映上古的禅让制；相克则象征兵争，反映后世的征诛和革命。
《吕氏春秋》的这一套历史观，主要还是表现为一种历史循环论的观点。但在书中的某些部分，则又透露出一些历史进化论的消息。如《察今》篇说：“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又说：“夫不敢议法者，众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时变法者，贤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圣，其法皆不同。非务相反也，时势异也。”这便是明确的主张要随时变法了。在它看来，由于时代发生了改变，旧法大多不能适合新的社会，所以应该根据新的环境制定新的政策和法令。我们要效法的是先王制法之意，而不能因袭先王之成法。它还用了一个“刻舟求剑”的寓言，来说明那些墨守成规、死守旧法的人仿佛“刻舟求剑”一样的愚蠢。
在政治思想方面，《吕氏春秋》也以“法天地”的思想为基础，主张顺应天地自然的本性，注重人的情欲与利益，这样才能平治天下，实现国家的安定繁荣。在它看来，人们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群体、国家，是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命，维护自己的利益。“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贵公》）政府的起源便在于“全生”，在于“利群”。所以它说：“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利之出于群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则利出于群，而人备可完矣。……故废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恃君》）又说：“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之谓天子。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则失所为立之矣。”（《本生》）
政府一方面要保障人民的利益和欲望，另一方面也利用人民的利益和欲望，以赏罚来治理国家。如《用民》篇说：“民之用也有故。得其故，民无所不用。用民有纪有纲。一引其纪，万目皆起；一引其纲，万目皆张。为民纪纲者何也？欲也，恶也。何欲，何恶？欲荣利，恶辱害。辱害所以为罚充也，荣利所以为赏实也。赏罚皆有充实，则民无不用矣。”而《为欲》篇亦云：“使民无欲，上虽贤，犹不能用。……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无欲者，不可得用也。……善为上者，能令人得欲无穷，故人之可得用亦无穷也。”
《吕氏春秋》主张君主制，认为君主的存在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它看来，“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此无君之患。……自上世以来，天下亡国多矣，而君道不废者，天下之利也。”（《恃君》）同时，整个国家也必须有一个统一的领导和方向，才能避免混乱。所谓“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专之也。一则治，两则乱”。（《执一》）
但是，《吕氏春秋》又主张君主要处虚无为，养性葆真，最终达到无为而治。它说：“善为君者无识，其次无事。有识则有不备矣，有事则有不恢矣。”（《君守》）因为即便是一国之君，也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他的知识、能力以及对外界的了解、认识，必然会受到多方面的制约和局限。为了克服这种制约和局限，君主就必须依靠群臣治国，充分发挥群臣的才智和作用，而不能事事躬亲，去做本该臣下所做的事情。故曰：“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任数》）同时，如果臣下在行政中犯错，君主和旁人都可以纠正他，而君主一旦犯错，不但没人敢纠正他，一些奸邪之人还会阿谀奉承，文过饰非，以博取君主的宠信，从而造成奸臣当道，政治混乱，君主的地位和威信受损。所以“君道无知无为，而贤于有知有为。”（《任数》）
君主若要做到无识无为，首先必须自我反省，去除私欲，加强自身的修养。“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先己》）其次要任用贤人来治国。“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求人》）最后还要正名审分，使群臣各尽其能，各就其职。“百官各处其职，治其事以待主，主无不安矣。以此治国，国无不利矣。以此备患，患无由至矣。”（《圜道》）
《吕氏春秋》除了总结、融汇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具有丰富的思想价值之外，还保存了很多先秦的珍贵史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由于先秦时期距今久远，中间遭遇无数动荡，诸子百家的著作散失很多，知其人名、书名而不知其学说的更是不可胜数。因此，《吕氏春秋》中所引证诸子的片言只语，就成为无价之宝，对于研究诸子的年代、生平和思想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李峻之先生曾作《吕氏春秋中古书辑佚》，从《吕氏春秋》中辑出宓子贱、李克、公子牟、子华子、田骈、邹衍、邓析子、惠子、孟胜、田鸠等二十家的言论事迹，为先秦诸子的相关研究增加了许多材料。此外，《吕氏春秋》中还保存了当时许多有关医学、卫生、音乐、天文、历法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和观念，为我们了解、研究先秦时期相关方面的情况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当然，《吕氏春秋》的编撰还是存在一些缺陷和遗憾的。由于书成众手，加之内容庞杂，《吕氏春秋》本身在思想上并未形成一个十分完备的体系，对于诸子百家思想学说的吸收和折衷还没有达到圆融无碍的地步，有时会出现了一些观点相互矛盾的地方，不免对全书的思想性有所损害。同时，由于《吕氏春秋》在形式结构上刻意追求整齐划一，所以出现了一些内容割裂、重复的现象。有时为了凑足一览一论的篇数，竟将同一篇文字分割成几篇，或把同样的内容改头换面后又重新编入，导致相似的文字重复出现。如《去尤》和《去宥》，《应同》和《召类》，《长见》和《观表》，《谕大》和《务大》等。
《吕氏春秋》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版本是元至正年间嘉兴路儒学刊本。明代出现了一批刻本，比较重要的有明弘治年间的李瀚刻本，嘉靖年间的许宗鲁刻本，万历年间的张登云校本、姜璧重刻本、宋邦乂刻本、宋启明刻本、刘如宠刻本、汪一鸾刻本和凌稚隆套印本等。清代乾隆年间，毕沅根据元刻本和部分明刻本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的校理，作《吕氏春秋新校正》，纠正旧刻错误不少。历史上，《吕氏春秋》的注本以汉代高诱注最为著名。近人所作关于《吕氏春秋》的注解，则以许维遹的《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版），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和张双棣等的《吕氏春秋译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为较善，可供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