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四库全书总目》

《四库全书总目》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目，分“经、史、子、集”四部，著录了《四库全书》所收图书3461种，存目图书6793种，对乾隆以前万余种古代典籍进行了详晰介绍与评骘，总结了中国古代学术的渊源流变，充分发挥了中国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在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上树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清）永瑢等修撰。

清王朝以异族入主中原，随着政治统治的日益巩固，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不断恢复和发展，出现了“康乾盛世”。随着国力日益强盛，国家藏书量急剧增长，编撰一部反映当时藏书情况的目录书，显得极为必要。同时.，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清朝政府大兴文字狱，借机对社会藏书进行一番总审查，对反清反专制的各种文献进行一次集中清理，杜绝各种反清思想的传播，同样也显得极为迫切。因而在乾隆中期，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发起规模庞大的征书献书活动，进而开展中国古代最大型丛书《四库全书》的编修和目录提要《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

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初四日，清高宗乾隆皇帝以“稽古右文”的名义，下诏各省督抚学政访购古今著作。在图书征集阶段，根据征集到的书籍来编制目录，注明作者及朝代，揭示书籍内容。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安徽学政朱筠在奏折中也请求清政府“先定中书目录，宣示外廷，然后令各举所未备者以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即是先编制书籍目录，并据此来征集民间藏书。朱筠同时建议仿效汉朝以来各朝校书旧例，组织人员在对进到书籍进行一番校理基础上，仿汉代刘向《七略》，撮取该书大意，写在书前，以便观览。后来经过军机大臣讨论，经乾隆皇帝批准，决定将所征集之全部图书“详细校定，依经史子集四部名目，分类汇列，另编目录一书，具载部分、卷数，撰人姓名，垂示永久”（《办理四库全书档案》）。随着征集活动开展的深入，乾隆皇帝改变了原来单纯征求书籍的初衷，决定编纂一部囊括古今主要著述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并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正式成立“四库全书馆”。五月，乾隆皇帝下旨，将征集到的书籍以及《永乐大典》，由四库全书馆总裁等官员组织进行校勘，根据书籍的“价值”大小，或先行刊行，或抄入《四库全书》，或仅存目。根据乾隆皇帝的旨意，《四库全书总目》分为《四库全书》著录与存目两部分。《四库全书总目》的编撰原则也大致确定了下来。

各省采进本、私人进献本、一般通行本（以上三类合称进呈本）、敇撰本、内府本、《永乐大典》本，共同构成《四库全书》收录书籍的六个来源。以进呈书籍为例，书籍一到四库馆，各纂修官根据原先分工，对这些书籍进行全面的清理甄别，那些琐屑无当、荧惑视听、颠倒是非、违碍悖逆的书籍，将被逐一剔除，其余各书先列入校阅单，以供进一步校阅考核，斟酌去取。经过初步的甄别之后，总裁根据校阅但分别发下，由纂修官进一步作详细的考订校阅，主要是进行版本鉴定、内容辨伪、文字考证等。书籍经过甄别、校阅之后，纂修官给每一种书籍各撰写一篇提要，叙列作者的时代爵里、记述书籍版本源流，撮举内容要旨，考订文字得失，并根据乾隆制定的标准，提出应刻、应抄、应存目的意见。最后，总纂官纪昀、陆锡熊等人在纂修官所撰写各篇提要的基础上，再加综合考校，反复修改，并按照传统目录学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系，逐一排比编次，纂成《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

关于《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历来多有争论。清乾隆以来流行各种版本中，有的题为“清乾隆四十七年敕撰”，有的题为“紀昀等纂”，也有题为“永瑢等修”。概括而言，主要有三种代表性意见：一是四库馆臣集体创作，一是纪昀个人所撰，一是清高宗所“钦定”。三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都有其局限性。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一部清代最高统治者清高宗乾隆皇帝“钦定”的、集体创作的、体现官方意志的官修目录著作。如今通行本一般题为：“乾隆皇帝第六子爱新觉罗·永瑢等领衔修撰”。但是实际上的负责人却是当时四库全书馆的总纂官纪昀等人。

纪昀（1724 -1805），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谥号文达。直隶献县（今河北沧县）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侍读学士、兵部侍郎、礼部侍郎、左者御史、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纪昀自幼即有过目成诵之誉，加上治学刻苦，博闻强记，故贯彻儒籍，旁通百家，是乾嘉时期的一个著名学者。乾隆中期以后，曾多次主持各种官修书籍的纂修工作，其如先后做过武英殿纂修官、三通馆纂修官、功臣馆总纂官、国史馆总纂官、方略馆总校官等。人称一时之大手笔，实非过誉之辞。

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主持《总目》分类、主纂总叙、类序、案语，安排排列顺序，修改提要稿、主持《总目》校勘工作等。当然，《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亦非纪昀一人之功，也是显而易见的。

纪昀之外，清朝政府还吸收一大批学识渊博的著名学者参与《四库全书》及《总目》的编纂，安排到能发挥他们各自专长的纂修官和分校官等重要岗位上。如著名经学家戴震、著名史学家邵晋涵、著名校勘学家周永年，即分别被任命为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官兼分校官。李慈铭认为，《四库全书总目》虽由纪昀等人总其成，但是经部提要由戴震主笔，史部提要由邵晋涵主笔，子部提要由周永年主笔。后来学术界遂有经部戴东原、史部邵晋涵、子部周永年、集部纪晓岚之说。其他一些著名学者如姚鼐、翁方纲、朱筠、程晋芳、任大椿、金榜、王念孙、庄存与等，也都据其所长在四库全书馆担任了相应的职务并成为《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纂修中的骨干力量，为《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的纂修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四库全书馆一时人才荟萃，大家各尽所学，因而《四库全书总目》在各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

《四库全书总目》最终还需要经过乾隆皇帝的“钦定”。与历代官修本不同，皇帝不仅仅是徒挂虚名，乾隆皇帝的确实际参加了编纂过程中的一些具体环节与事务。如《四库全书总目·凡例》中就说到：“每进一编，必经亲览；宏纲巨目，悉禀天裁”。诸此并非都是虚美之词。在编纂过程中，大至纲目、体例，小到编排顺序，乾隆皇帝都曾给予四库馆大臣们明确的指示。

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二十六日，《四库全书总目》在屡经磨勘，数易其稿后，终于完成初稿，缮写进呈。总纂官纪昀、陆锡熊以及所有协勘、查校人员都照例受到了褒奖。但因为其中一些类目排列次序等问题，不符合乾隆皇帝的要求，遂又发下改订。经十余年断断续续的修改、增删，迟迟未能定稿。直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纪昀等人对《四库全书总目》进行全面复勘，一方面是检查各书提要内涉及撤毁书籍及作者的文字是否已经全部删除，同时还对其分类、编次、内容等作了最后一次审定。乾隆六十年（1795），《四库全书总目》最终校勘完竣定稿。

这部前后历时二十多年才最终修纂完成的《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3461种，著录未收入《四库全书》而存目的图书6793种，这上万种书籍以经、史、子、集四部排列，被统括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卷首有乾隆的“圣谕”、四库馆臣所上的“表文”以及“职名”、“凡例”，记载了全书的纂修过程和编写体例。下按经、史、子、集四部四十四类六十六子目编排。经部分：“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等十类；史部分：“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十五类；子部分：“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木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等十四类；集部分：“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五类。其中一些比较复杂的类则再细分子目，如礼类下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等。

每部各有“总叙”一篇，总述该部书的源流演变，阐明各种学术思想的渊源、流派、相互关系，以提纲挈领。每类各有“小序”一篇，详述该类书籍的分并改隶情况以及划分类目的理由。对于在大、小序中未能交代或交代未尽，需要补充说明或进一步阐发的，则在子目或具体条目后，附注案语，详加说明。

各提要排列方面，各子目之下，分著录与存目两部分，将各篇提要大致按成书时代先后顺序排列。历代帝王著作，包括清代皇帝“御纂”之类的书籍提要，冠于各代之首；其余则以作者生卒年或登第之年排比，作者生卒年代无考的书籍提要，则附于该代之末。

在提要内容上，先著录书名、卷数及底本来源，进而介绍作者的时代、生平事迹和该书内容性质、著述渊源、版本文字及其它方面的价值和不足，有的地方还作了必要的考证和评论。这样，使读者对著录或存目的各部书籍，就能有一个既完整清晰、又主次分明的理解，较好地起到了目录著作提要钩玄，指示门径的作用。

《四库全书总目》虽经详细考证，反复磨勘，但终因成于众手， 难于一一检核，不免出现前后失考、谬误多出、版本缺少等现象。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杨武泉《四库全书总目辨误》、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等书，，可略补缺憾，颇资参鉴。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作为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的纂修，前后历时二十余年，凝聚着众多纂修官学识和心血，对乾隆以前尤其是元朝以前万余种古代典籍进行了详晰介绍、评骘，总结了中国学术的渊源流变，充分发挥了中国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在中国目录学史上树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在我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因而自它面世以来，长期受到学者的重视。

清人周中孚曾评《四库全书总目》曰：“窃谓自汉以后薄录之书，无论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莫有过于是编。”（《郑堂读书记》）张之洞在所著《书目答问》中亦言：“今为诸君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术门径矣。”余嘉锡先生亦全面肯定了《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说：“嘉（庆）、道（光）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汉、唐目录书尽亡，《提要》之作，前所未有，足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四库提要辨证》）更是进一步强调了该书作为学术门径的功效。

《四库全书总目》的版本较为复杂。乾隆六十年（1795）十月，浙江据乾隆五十七年（1792）四库馆写本刊竣，世称浙江刻本，简称“浙本”、“杭本”等；而北京武英殿据乾隆六十年纪昀修订“完竣”稿本刊刻，则至十一月才完工，世称武英殿刻本，简称“殿本”。此后两百多年，《总目》共有二十几个版本，分别源自“浙本”和“殿本”。1965年，中华书局据浙本影印，并参校殿本和粤本，书后附有《四库撤毁书提要》《四库未收书提要》及《四角号码书名及著者姓名索引》，这是目前可供我们使用的最好的一个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