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甘薯之父”陈振龙一家七代引种推广甘薯的故事
王 佳
否极泰来，返璞归真。经过这几十年高速发展的中国人，大概已经洞察繁华尽头的景象，开始懂得删繁就简、复归自然了。清清爽爽的屏南药膳以青草药吸油解腻增味，还形成特别的荤鲜草味复合香型，这是对城里人饱食大鱼大肉和各种化学添加剂后的终极抚慰。
又是一年秋分日，我们迎来了“中国农民丰收节”。
丰收是千百年老百姓最大的期盼，它意味着繁荣和生息。
说起丰收，就不得不提到我国农业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高产作物——甘薯，甘薯又称番薯、红薯、红苔、白薯、地瓜，在古代亦称朱薯、金薯。富含蛋白质、淀粉、果胶、纤维素、氨基酸、维生素及多种矿物质，有“长寿食品”之誉。
（资料图片）
甘薯原不产于我国，16世纪末由长乐人陈振龙从“外番”引进，故称“番薯”。 400多年前，陈振龙从菲律宾引种番薯，并且其后代致力番薯培育推广，历经170多个春秋，为促进我国农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陈振龙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的“甘薯之父”。
陈振龙（资料图片）
陈振龙（约1543—1619），福州长乐县青桥村人（今福州市长乐区鹤上镇青桥村人），自幼饱读经书，年未二十中秀才，后乡试不第，遂弃儒从商，到吕宋岛（今菲律宾）经商。振龙见当地到处种有朱薯，可生吃也可熟食，容易种植。他以敏锐的眼光认识到朱薯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联想到家乡“闽都隘山阨海，土瘠民贫，赐雨少愆，饥馑存至，偶遭歉岁，待食嗷嗷”，若把朱薯引种乡土，将是一件造福万民的大好事。于是，潜心学会了朱薯种植之法，等待时机。
陈振龙出生地（周锦云 摄）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50岁的陈振龙不顾当地西班牙殖民政府不准带朱薯出境的禁令，将薯藤绞入吸水绳中（另有“编入藤篮”“封装于竹筒中”等说法），藏匿于船中，经七昼夜航行，终于将薯种带回故乡福州。
《金薯传习录》，记录了陈振龙将红薯引入中国的经过（来源：中国青年报）
这一年大旱，田园绝收，民不聊生，福建巡抚金学曾为此大伤脑筋。陈振龙让其子陈经纶向巡抚金学曾呈报《献薯藤种法禀帖》，汇报其父带回薯藤的经过，并说明吕宋种植朱薯之利，建议试种朱薯以解粮荒。金学曾对陈振龙涉险带种而归的义举大为称赞，命其觅地试种。陈振龙父子依照土人传授种植之法，在达道铺纱帽池舍旁空地试种。7月份种下去，4个月后启土开掘，朱薯子母相连，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枣，可以充饥。陈经纶再上《献番薯禀帖》，称番薯适合东西南北种植，恳切请求金学曾“乞广生民计，通饬各属效文栽种，以裕民食”。金学曾采纳建议，通令各地如法栽种，大获丰收，闽中饥荒得以缓解。闽人感念金学曾之功，将朱薯改名金薯，又因来自“番国”，俗称番薯。
陈振龙的后代子孙“克承世业”，一家七代不仅积极致力于番薯的引种、推广，还将种薯技术传授亲戚朋友，把番薯推广到更多的地方，功绩卓著，成为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农作物推广世家。
陈振龙的曾孙陈以柱在浙江省鄞县试种番薯，还将薯种与种植技法传授给莆田人徐缓携往江浙传植，把番薯从闽中推广种植到长江流域。
陈振龙纪念亭（周锦云 摄）
乾隆年间，陈振龙五世孙陈世元携同好友余瑞元、刘曦把番薯引种到山东，在北方各地推广。他不仅赠送薯种和传授技法，还四处自费张贴招贴，动员百姓种植番薯。汇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甘薯专著《金薯传习录》，该书保存了番薯从国外引种并推广到全国各地的历史资料，是宝贵的农业科学史文献。另据四川地方的方志记载，当地的番薯是由陈世元的朋友引种、推广的。
陈世元的三个儿子陈云、陈燮、陈树继承父志，利用在各地经商的机会，将番薯推广种植到了河南、河北、北京一带。
番薯极易种植，产量极高，成了百姓的重要口粮。若遇旱涝歉收的年岁，番薯更是百姓度荒解饥的重要食物。古籍记载，荒年时，“乡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从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番薯传入我国，到清朝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政府下令全国推广番薯，这近二百年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的高峰期，粮食供给压力增大，自然灾害频仍，百姓常受饥荒之苦。番薯的种植有效地解决了日益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也推动了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土地的开发和利用，加快了这一时期社会人口的增长。
著名历史学家夏鼐《略谈番薯和薯蓣》一文指出：“我国的人口，在西汉末年便已接近六千万，到明代极盛时仍只有六千万有零，清初以战乱有所减少，但是到乾隆六年（即1741年），便达一万万四千余万，道光十五年便增至四万万以上。这样的人口激增，虽然与版图的扩大、田地的开辟，及赋税的改变都有关系，但是与明朝晚年输入原产于美洲的番薯，恐关系更大。”
新中国成立后，红薯种植食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从四万万同胞的人口基数增长至八亿工农群众，作为经济尚不发达时期的代粮“重器”——红薯扮演了重要角色。待到1978年改革开放时，据农科专家测算，“今日的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甘薯生产国，产量占全世界的百分之八十三”。而当时的中国人口，也将突破十亿大关。
陈振龙及其子孙虽出身布衣，商贾为业，却一心情系民生，花费了七代人的心血，引种、推广种植番薯，终有所成，泽被苍生，功德无量，为后人纪念。晚明史学家何乔远曾作《金薯颂》称赞陈振龙引种之功。清代中期，百姓在福州、福清等地建报功祠，主祀金学曾，配享陈振龙、陈经纶、陈世元。
清道光十四年（1834），福州人民为了纪念陈振龙和金学曾大力推广种植番薯的功绩，在乌山建“先薯亭”。1957年，福州市人民政府又重修了“先薯亭”。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亭前悬有一幅黑漆烫金刻制的楹联，联曰：
引薯乎遥迢德臻妈祖
救民于饥馑功比神农
联句将陈振龙等引种红薯的功绩，比作妈祖、神农，这样的评价与尊崇从侧面反映了陈振龙等引种红薯的功绩，造福华夏、影响深远。
先薯亭（周锦云 摄）
《先薯亭记》（资料图片）
370年后，1962年冬，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到福州考察，特地去福建省图书馆查阅一本奇书——《金薯传习录》。这本《金薯传习录》专门写红薯的栽种方法、培育过程。透过那些已经泛黄的纸页字行，红薯传种中国最明确、具体的记载跃入眼帘，郭沫若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与诗意，挥毫写下了《满江红——为红苕传入中国370年而作》：
挟入藤篮试密航，
归来闽海勤耕植。
此功勋，
当得比神农，
人谁识?
（本文原载于《八闽文脉·人物》，系综合“掌上长乐”原文和中国青年报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