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3-19 23:54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郑敬平



      

——窥福清科教文卫惠民工程之一斑

 

郑敬平

 

 

说起来惭愧,读了十几年书,写了几十年文章,现在才发现“惠风和畅”不是成语。

本文试图通过几则小故事,“窥一斑而识全豹”,来展示侨乡福清惠民工程的亮点。根据“丛书”编辑体例,文章体裁应为纪实文学,因此,我选择了具有文学气息的“惠风和畅”作为这篇文章的题目。当电脑键盘敲出这四个字之后,突然间又犯踌躇:“惠风和畅”与“科教文卫惠民”有关系吗?连忙打开《汉语大词典》一查,原来“惠风和畅”不是成语,是由“惠风”与“和畅”两个词组成的。“惠风”第一义是“和风”。来之三国魏嵇康《琴赋》“惠风流其间。”亦用以比喻仁爱、仁政,出自汉张衡《东京赋》“惠风广被。”“和畅”有三义,与“惠风”搭配成词的是第二义:温和、舒畅,出自晋王羲之《兰亭集序》“天朗气消,惠风和畅。”不才以为,惠民政策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仁政,其目的是让广大人民过上舒心的生活,所以,这篇文章用这个题目还算靠谱吧!

  改革开放以来,福清科教文卫体发展很快也很好,先后荣获很多荣誉: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市、全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先进县(市)、全国“两基”工作先进县(市)、全国血吸虫和结核病防治工作先进县(市)、全国体育先进县市等。在文艺界有一句很流行的话“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不才对这句话稍做改造为“这称号那称号不如群众切身感受”。本文所窥探的就是群众的感受。

  好了,就此开“窥”吧。

 

堂侄来访:缺一份《福清科技》

 

  1991年以后,福清县改市,我也躲进“清水衙门”的文联去追寻昔日的文学梦。从那时候起,真可谓“门可罗雀”,连内亲外戚都很少来访。所以,当几年后的一天,我的堂侄特意从乡下到单位来找我,我感到很意外。

  我堂侄生于60后,在人们感叹“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那年代,弃学去了日本,名义是自费留学,实则是打工挣钱。他刚挣够去日本借的费用,在日本留学的期限就满了,只好躲下继续打工,以致他祖母过世,也没能回来送葬。

  他祖母我叫二婶,是一位目不识丁的“偷脚”农妇。所谓“偷脚”是指儿时缠了脚,没坚持到底,后来又放了,没达到“三寸金莲”的标准,但一双脚也只有十一二岁小孩大小,再也长不大了。她对新鲜事物有浓厚兴趣,总要探问为什么。她孙子出世那一年,公社电影放映队到各大队巡回放映戏剧片《秦香莲》,她一连看了三场。那时候我已经念初中了,一个周末回到家,她问我,为什么电影里的演员个个声音那么好,特别是唱青衣的那位演员,一连唱了三场,声音也不会哑。我拿村里番客嫂从南洋带回来的“洋戏”(留声机)作比,说,电影里的声音跟“洋戏片”(唱片)里的声音一样,只要机器没毛病,唱多少遍都不会哑。她没有发出恍然大悟那声“噢”,只是埋怨她儿子我堂哥小时候死活不肯念书,都当爸爸了什么都不懂。她说,无论如何要让她的孙子念书,一直念到大学毕业。没想到她后来却支持她孙子弃学去日本打工。

  1990年,他从日本回来,腰缠几十万元打工挣来的钱,想在家乡投资兴业当老板。福清人大都这样,出国打工挣钱不是最终目的,有了钱就想当老板,挣更多钱。那时候,我还是侨乡投资公司副总经理,他来找我,问我投资什么项目好。我当面给他泼了一点冷水,老板不那么好当,光有钱还不行,还得有技术,有原辅材料,有市场。投资有风险,如果投资失败,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打了水漂,要想翻身,只能再次出国重头来。他赞同我的说法,回去后再也没有来找过我。

  3年后,他也做爸爸了,请我回去喝满月酒。我才知道,他与人合股办养鳗场,成品鳗出口日本,年收入过百万元。

  这一回他来找我,那是又两年的事。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是2005年12月12日。因为我到文联工作之后,还协助科协编辑《福清科技》小报,这张小报每月一期,15日出报,免费送给全市各科技站和科技户。所以这一天我正在为2005年最后一期小报的版面作最后调整。这一期的头版头条的内容是,全市养殖业推广新品种和新技术取得丰硕成果。有几个数据很亮眼,水产品总量跃居全省第二,其中淡水鳗出口量全国第一,约占日本市场需求量的四分之一。每年供应香港生猪占全省配额的70%。禽蛋产品占福州市场60%的份额。

  但我没想到的是,他这回来找我,仅仅是因为他缺一份11月份的《福清科技》。

 

云中洋:三个学生的小学

 

  云中洋是一个村名,今属音西街道。这个村以前就很出名,不单因为它坐落在融城北门外的山顶上,有一条通往村里听起来很吓人的路叫“天吊岭”,而是这个村出了一个很出名的人。

  他姓戴,名祥滋,字吉云,是民国初福清最著名的归侨领袖。1918年,他在融城改组福清县旅洋公会,更名为福清县华侨协会,当选第一届主席。

  他的名声是由于以下的善行构筑——

  1919年,他在老家独资创办云中洋小学,并承担学校一切开支,周围13个自然村适龄儿童受惠,直至新中国成立,学校由人民政府接管。

  1920年,他发动海外乡亲在县城文庙创办福清第一所侨校——福清华侨小学。并发动海外乡亲集资为县立初级中学(福清一中的前身)修建了一座宿舍楼。同时还捐款支持兴办文光高级职业学校、玉融小学、融城小学和西园小学。

1930年,他个人捐资创办福清县救火会。并赴印尼募资,亲自到上海购置了2台“火龙”(手摇灭火机)。

1936年,他捐资5000多块银圆,在县城北门外可洛溪上修建一座长58米、宽2.45米的钢筋水泥大桥,极大方便了南来北往的商旅和群众。同时捐资2万块银圆,修建了小桥街和后埔街的下水道,还用废弃的城墙石块铺设后埔街路面。群众感其恩,用他的字“吉云”作为后埔街的命名。

抗日战争时期,他偕同郑忾辰、兪兆复等到南洋为抗日经费募捐。

  1946年,中共地下组织在云中洋建立革命根据地。他把老家整落六扇厝让给革命根据地人员使用,并主动捐款献粮,还把家中自卫用的20支长枪、1500发子弹无偿送给游击队,并为游击队员缝制军服。

  1948年,国民党军队“清剿”云中洋根据地,原闽中游击支队副司令员陈亨源因负伤没能转移,他不顾受牵连把陈亨源掩护在家中,供奉茶饭,延医救治,直至康复。陈亨源归队时,他还赠金数两充作革命经费。

  新中国成立后,他当选福清县第一届政协副主席。

  他晚年常住云中洋老家,对于有告急登门借钱的人,无论亲疏都以茶饭接待,并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在家中常备一些医治常见病的药品,供村里穷人使用。他还先后施舍200多部棺材给乡里无力收埋死者的人家。

  我念初中的时候就知道云中洋与戴祥滋,因为我有一位同班同学是云中洋人。他也姓戴,每谈起他家乡云中洋的时候,从来不谈“天吊岭”的险峻,也不谈家乡的大婶大妈们绝大多数一辈子没下过山,谈的是他家乡是起革命的地方,谁谁是老革命,眼睛里总闪烁着自豪和荣耀的光。他也说戴祥滋,他称戴祥滋为三叔公,他最爱说他三叔公1958年逝世出殡的事,说省里、专署、县里都有大干部来,山上周围13个自然村无论姓什么能走动的都来送葬。说完之后,他总拿他父亲的一句话作为总结:我三叔公做人这辈子值。

  48年后,2012年10月的一天,我走访云中洋。这时候,我的角色是福清侨乡博物馆筹建处史料组的负责人,走访云中洋的目的只有一个,探寻戴祥滋故居与遗存。但我却有另外的发现,戴祥滋捐建的云中洋小学校舍早就不存在了,眼前是20世纪80年代建的新校舍,两层楼,上下共10间教室,但只有二楼一间教室的门开着,其余皆金蝉挂壁。我不解,今天是星期三,也没有其他的法定节假日,为什么学校没开课?村党支部书记告诉我,有开课,楼上开着门那间教室正在上课。因为现在全村只有三位小学生,家里没能力让他们到山下去读书,一个是一年级学生,另一个是三年级学生,还有一个是五年级学生。市教育局安排了一位小学一级教师来这里办了一个复式班。

  当时我还没多想,现在想起来,教育惠民在弱势群体上体现得尤为突出。

 

乡下老伯求见:只为一句歇后语

 

  有一日,市电视台“讲世事”栏目组副主任打电话给我,说龙高地区有两位老伯来电视台找我,她告诉他:我只是“讲世事”栏目的嘉宾,不在那里办公。老伯要求给他与我联系的方式,他们要见我,问我可以不可以?

  我没有理由说不可以,只是有点感慨,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的文学作品就在省内外报刊发表,至今已出版10部超出300万字的文学书籍,却几乎没有乡下人认识我。没想到,我在“讲世事”方言栏目充当民俗专家,每周只有15分钟的谈话节目,几个月后就成了“名人”。记得2011年6月,中央电视台国际中文频道“消费主张”栏目摄制组来拍福清光饼的故事,我被指派为说故事的人,随摄制组到东张镇乡下做光饼的人家摄制福清光饼制作全过程。一到那里,我就被围观的群众认出来,一个人说,这个不是在电视台讲故事的老郑吗!很多人附和:对对对,就是这个老郑。围观的群众大多是五六十岁的妇女,看他们的表情,不亚于少男少女忽然看见知名歌星那般意外和喜悦。我十分清楚,并非我有多大魅力,有魅力是他们倍感亲切且容易听懂的方言。

  1984年,林绍良在“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成立大会上做报告,号召各地同乡要教导子孙说华语和家乡话。他说,为了教育下一代认识家乡,热爱家乡,首先要教导他们讲华语和家乡话。这样,我们炎黄子孙的福清人,就会把乡谊一代一代传下去,永远不忘祖,世代不断根。

  接着就有语言学家撰文称,乡音实在是一种奇怪的东西,有时简直成了一种符咒,只要轻轻吐出,就能托出一个淹没的土地,开启一道生命的闸门。

      福清方言中还保留着许多中州古汉语的音和字,福清话被语言学家称作“中州古汉语的活化石”。有例为证:福清话把“锅”称作“鼎”。古汉语“钟鸣鼎食”的“鼎”指的就是煮饭的锅。福清话叫淘米水为“潘水”。《汉语大词典》注:①潘,淘米水。福清话的“来”读音为“梨”。在《诗经·国风·君子于役》中句:“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这里“来”的音就是“梨”。福清话称“火”为“燬”。《说文·火部》:燬,火也。福清话称“凉水”为“凊水”。《汉语字典》载:凊,凉。等等,不胜枚举。

  正因为方言的魅力,“讲世事”栏目很受城乡中老年人的欢迎,被称为文化惠民实惠工程。但我没想到,这个栏目还调动了群众探讨本土文化的兴趣,来自龙高地区两位老伯要见我,只是因为对两句方言俗语的含义是否相同产生争议,而且在老人会中分成两派,一个“相同派”,一个“不同派”,谁也不服谁。所以请我来评判。

  他们争议的两句方言俗语是:“临上轿才缠脚”和“临时抱佛脚”。我支持“不同派”。理由是:“临上轿才缠脚”是指做事不分轻重缓急,比如考生上了考场才开始削铅笔。其实这句俗语是歇后语:“临上轿才缠脚——没宽没急。”“临时抱佛脚”则不同,写成歇后语是“临时抱佛脚——没用。”比如考生临考前才用心做功课。因为佛教文化说的是修身养性,人心向善,人心有爱。一个恶人当东窗事发时再去求佛祖保佑是徒劳的。

  两位老伯临走时自言自语说一句很时尚的话:难怪文化叫软实力。

 

王锦萍:守岛26年的女军医

 

  王锦萍是乡村女医生,入围2013年度全国“最美乡村医生”。

  王锦萍供职的卫生所在一座小岛上,岛上有一个村子,随岛名叫吉钓村。这个岛村原来常住人口满多的,有千把号人。改革开放后,岛上的年轻人都选择到岛外发展,有的出国,有的到全国各地做工程、搞买卖、打工,现在留守岛村的都是小孩、妇女和老人,还有700多号人。

  我第一次上岛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学校“停课闹革命”,学校文艺骨干自发组织了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到山区海岛演出。我是宣传队的副队长兼联络员,第一场演出就选在吉钓岛。

  那时候我只知道,福清有两个有村落的离岛,一个在南部叫小麦岛,属江阴镇;另一个在东部叫吉钓岛,属城头镇。吉钓岛离县城要比小麦岛近很多,而且源自吉钓岛的一个笑话给我印象深刻。说很久以前,有一位从岛外请来的年长的教书先生,在吉钓岛教了十年书,教不动了,换了一位同样从岛外请来的后生教书先生。后生教书先生在岛上任教还不到一个月,就被村民赶走了。原因是后生教书先生对“岛”字读音与字意的讲解,跟前一位老先生不一样,老先生说“岛”是象形字,鸟在山上弯着脚为“蹲”,福清话音“枯”。村民们认为,后生的教书先生没学问,连“岛”字都会读错,不中教他们子女读书。于是在岛外留下一个笑柄:吉钓岛的教书先生,老的错“蹲”了十年,新的不到一个月就正“倒”在岛上。

  宣传队在吉钓岛只演一场,却在岛上住了三天。因为第二天刮大风,海面浪大,船出不去。偏偏这个时候,一位女同学病了,发烧。我连忙联系大队党支部书记,支部书记姓王,王书记说,大队保健站没医生,只有一位接生婆。岛上人有大病都要送城头卫生院,小病就自己熬点汤喝。我已经叫家里人熬一碗东瓜皮汤,过会儿就拿过来。先缓一缓,等风小些,就送你们出去。那时候我蓦然有个想法,对海岛来说,似乎医生比教师更要紧。

  这回,我随中央电视台福建记者站的记者去吉钓岛。在路上,我拜读了从市文明办拿到的题作《海岛医生王锦萍:平凡的坚守》的典型材料。1963年9月,王锦萍出生在吉钓岛。王锦萍读小学的时候,岛上保健站有了医生,一男一女两位,是王锦萍的叔叔和姑姑。正是叔叔和姑姑对她的影响,所以她初中毕业后报考了卫校医师班。1987年她卫校毕业,毅然放弃在县城就业的机会,回到吉钓岛接过叔叔和姑姑的班,一干就是26年。26年里,无论严冬酷暑,还是三更半夜出诊,从不收取乡亲半分出诊费。如今,她年届知命,丈夫和儿女在岛外事业有成,都希望她早些退休安享清福,而她却选择坚守。

  所以我采访她,问的就是为什么选择坚守。

  她说,目前,全市已经形成以市级医院为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骨干,村卫生所为基础的医疗网络,覆盖率达100%。全面实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吉钓村卫生所作为全市医疗网络基础的一个小点,我不坚守下来,就没有医生,那就打破了全市医疗网络100%覆盖率的实际意义。

采访王锦萍之后,我又有一个想法,举办评选全国“最美乡村医生”活动,应该算得上是一项卫生惠民的软工程。

本文原载于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省作协“走进八闽”文化采风系列之《走进福清》;图片来源于福清市融媒体中心,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