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盛一舤悬

黄明和

大风起兮云飞扬，江河呼啸兮声四方——风，不仅给天地万象带来瞬息即成的磅礴气势，更给人类思维带来亘古难移的风姿流韵。

在建瓯423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管人们从业有不同，贫富有不均，居所有远近，文化有差异，然而无论城市乡村，还是男女老少，自古至今心中总漫动着这样一股千年不息的情怀，这就是“崇文重教”的强烈意识所掀起的浩浩长风。

这风源自儒学。自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建县以来，作为闽域首治之地的建瓯，一直受着中央政权的直接控制，而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正统思想的儒家学说，注定要在这里传播和继承。魏晋八王之乱后的“衣冠南渡”，中原士族大量涌入，更是开启了邹鲁之风的先河。随着宋代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尤其是大儒朱熹少年时期在这里求学成长及其嫡裔择居建瓯，使儒风更为炽盛，儒家思想成了建瓯历史文化不可撼动的参天大树，成了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最为突显的外在标志就是今天依然屹立于城关青云路旁的文庙。据民国《建瓯县志》记载，文庙始建于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1年），原为“建宁府儒学”，到明朝时规模进一步扩大，占地近百亩。在文庙旁，原先还有一座朱子祠，并以宋代名贤“蔡元定、真德秀、刘渝、黄干四人配之”。文庙中的大成殿，重建于清同治八年至光绪五年（1869～1879年），两邻原为建宁府学宫。近千年来，在建瓯境内，不知毁了多少寺庙道观，唯有文庙虽经周折，却依然雄峙于历史的风雨之中，成为福建省现存的最大县级孔庙。因为建瓯人心中有一个共同信念，祖坟你蛮挖，但文庙不许动。正是这种意志形成的强大护佑力量，使文庙不仅得以保护，还多次得到社会的捐赠进行了修缮。2009年10月18日，台湾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府管理处主任、国画大师江逸子先生慕名而来，把一套12尊的孔子及其弟子铜像捐赠给文庙。细心人会发现，在12尊铜像中，除孔子及其10位弟子外还有一尊并非孔子的学生，而是江逸子的老师李炳南先生。李炳南（1889～1986年），山东济南人，一生担任衍圣公孔子奉祀官府秘书长及大学教授，在致力佛法弘扬、儒学传授和著书立说的同时，还积极创办社会福利事业，在台湾享有很高的声望。为何要将他的铜像并入孔子弟子的行列呢？江先生认为，他的老师与孔子的弟子虽然生于不同年代，但他为传道慈善终穷一生，他的思想境界和人生追求足以担当得起孔子弟子的名分。所以，他所捐出的三套（另两套分别在台湾、山东曲阜）铜像均有其师位列其中。铜像揭幕当天，文庙内外，男女老少，人山人海，那氛围无处不让人感到儒学在建瓯世代相承的不可逆转。五是文物罕见珍贵。在大成殿里，不仅能欣赏到古代建筑的风貌，还能看到清圣祖康熙和德宗光绪御书的“万世师表”、“斯文在兹”的牌匾，这是清代皇帝颁给所有孔庙十块匾额中的第一块和第十块。此外，还有明代孔子行吟图和朱熹自画像碑。这些建筑与文物，除了历史价值，早已成为建瓯人民文化与精神的共同财富。六是木柱、塑像启迪心灵。在大成殿里，34根楠木大柱全是歪的，不仅体现了“柱歪力不歪”的力学原理，还暗喻了孔子“歪材正用”的教育理念；而殿中所立的至圣先师孔子及复圣颜回、宗圣曾参（曾子）、述圣孔及（子思子）、亚圣孟柯（孟子）四大弟子的君臣装扮的塑像，更寓意着孔子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孔子在世时，不仅有过远大的政治理想和抱负，而且也曾任过鲁国的大司寇（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长）。因他一生“功被斯文”，后代皇帝就给了个帝王的封号。这样孔子不仅是一个知识渊博的至成大圣，而且还是一个头顶光环的九五之尊，自然成了儒风浸染之地的建瓯官民心中最崇高的偶像。正是长期受到以上因素的综合影响，文庙成了建瓯人民心目中的圣殿，受到保护自在情理之中。而孔子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念也愈来愈深入人心、透彻骨髓，形成了“家有诗书，户有法律”的社会风尚。尽管时代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这种风尚始终没有改变，总在或强或弱地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如果说文庙有一种不可抗拒的磁力，一直吸引着当地及海内外无数的虔诚者前来观光朝觐，香火旺盛，是因为它雄伟的建筑和悠久的历史，倒不如说是孔子“入世有为”的积极的人生态度在人们的思维和信念中潜移默化，才让人如此顶礼膜拜、热衷一是，形成意识时空上永不停歇的浩荡长风，串古今、啸未来，悠悠声不息。从一定角度上说，读懂了文庙，就读懂了建瓯的传统文化，也就读懂了建瓯教育的厚重历史。

这风吹遍城乡。儒风熏陶的突显功效就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城乡的古建书院。据民国版《建瓯县志》记载，建瓯书院自宋至清最为兴盛。目前可考的古建书院，时间上，从南宋建炎年间到清朝嘉庆年间共660多年历史；数量上，大小书院遗址有20多处；分布上，以城区为中心，向乡村辐射，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书院体系。城区有：环溪精舍（建于南宋，明时改为环溪书院，清初改为朱韦斋先生祠，遗址在袜厂）；屏山书院（建于明代前期，共三处：分别在城南紫芝山上坊、城东察院前、西溪口）；建安书院（建于南宋，遗址在磨房前民政局福利院）；建溪书院（建于宋嘉熙初，后改为汇沙书院，附设于府学左侧，遗址在中西医结合医院）；崇正书院（建于明代，后改为朱文公祠，遗址在德胜坊）；正音书院（建于清代，设在建溪书院内）；登灜书院（建于清代，遗址在豪栋）；此外，还有锦屏书院和兴贤书院。乡村有：东峰的紫芝书院，东游的紫云书院，东游党城的右文书院，小桥上屯的沙溪书院，玉山的玉溪书院，迪口的迪溪书院，南雅的鹤汀书院，房道的聚英书院，吉阳的蔼吉书院，吉阳玉溪的莲峰书院；还有当年属于建瓯管辖的今顺昌高阳的凤山书院、洋口的龙山书院和麻溪的屯山书院以及今建阳水吉的西澜书院——在山乡村落，还有许多办在庙宇、宗祠、道观里的私塾、社学等，与城内的建宁府学、建安县学、瓯宁县学等三所儒学及各大书院一样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材，承担着传授学业、培养人才的使命。同时，还有一种官倡民助的学校，即义学。所谓义学，就是积善举义的学校（与现在的希望工程类似），由乡绅富商出资办学，帮助那些贫困的学子上学。建安义学（现在的御花苑所在地）就是典型的代表。不仅为大批贫困学子提供了学习机会，还为许多饱学之士讲学提供了场所。义学同样培养了许多人才，不仅成为官办学校强有力的支撑，还以其义举赢得社会称道。当时，人们就将建安义学所在地称为“义学前”（建瓯古城共有义学前、府前、仓长前、磨房前、县前、察院前，前三者叫法已基本消失，后三个还保留，这种地名称呼是否受到“义学前”的启发和影响，有待考究），从地名的更呼可见公众的信任。当然，这种办学模式在乡村还有许多，为千年古邑共同担当起了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在林立的书院中，教学效果最闻名遐尔的是环溪精舍。南宋建炎十年（1136年），曾任朝廷秘书省正字职的朱松，因反对秦桧主和，被逐出朝廷。漂泊于外的朱松，带着7岁的幼子朱熹来到了建州（今建瓯）定居。在官场失意的无奈中，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天性聪颖”的幼子身上。他深知自己这个幼子是个可塑之材，他曾指着天教4岁的朱熹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上有何物？”让他感到大为吃惊。于是，他决定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在风景秀丽的城区三江河畔建起了一座环溪精舍。朱熹从8～14岁，就在这座书舍里苦读，为他后来开始迈向理学巅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办学历史最悠久的是建溪书院。书院建成后就有许多学者到此讲学。到了清代，历任知府都要聘请名人（称为山长）到书院授课。廖德明的门人郑师伊和蔡元定之孙蔡谟，都先后在书院主持教事。当时，这里不仅是建宁府管辖的建安、瓯宁、崇安、建阳、松溪、政和、浦城等七邑的人文荟萃之地，还是建安、瓯宁两县的学堂。每年二月，对两县报名“入学”的学子都要进行“甄别”考试，然后根据考试成绩录取。录取后，学子每月还得参加课考。课考分师课和官课。师课于每月初九、二十三日举行，试卷由监院负责收集、包封，送山长评定。官课于每月初一、十六日举行，初一由知府主考，十六日由知县主考。每次考试位居前十名者，都有奖赏。学业完成后参加科举应试，考上秀才的称生员，未考上的称童生。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知府白曾煜将书院改为建郡中学堂；宣统元年（1909年）改为建宁府中学堂；民国元年（1912年）改为建瓯中学校；民国6年（1917年）改称福建省立第五中学校；民国16年（1927年）改称福建省立第五初级中学校；民国18年（1929年）改称福建省建瓯初级中学校；民国30年（1941年）改称福建省立建瓯中学；1949年，与县立中学合并为福建省建瓯人民中学；1952年，合并私立培汉中学为福建省立建瓯中学；1956年，始称福建省建瓯第一中学。讲学师长中最负盛名的是朱熹。宋淳熙初（1174年），44岁的朱熹到建安书院讲学。次年，游览了紫霞洲，见风景优美，亲笔题写“溪山一览”牌匾悬于园中亭上。并在园北侧凿开一井，取名“艮泉”。并作《艮泉铭》：“凤之阳，鹤之麓，有土兀而状。堂之坳，圃之腹，斯瀵而沃。束之亭，润于谷，取用而足。清于官，美于俗，是为建民之福。”为永念大师教化之恩，当地人又叫它为“朱子井”。1998年“6·22”洪灾，城区大片被淹，许多居民还到井中打水，渡过难关，可谓恩泽百代。正是这种书院、社学、义学等教育形式的竞相开放，互相促进，使建瓯境内的文化教育更加昌明兴盛，一时间儒士与日俱增，儒风与时愈盛。

这风激化心智。受到儒学主流意识的长期影响，建瓯社会上，对知识的重视和人才的尊重成了历代沿袭的习俗。只要小有文化或技艺的不论年龄大小都被冠以“先生”或“师傅”。如今，当地人仍把学校称作学堂，乡音难改，乡俗不移。家长中，深知智力投资的功效，即便自己一字不识，也会苦口婆心地教育后代：“念好书，不吃亏”。用“有字笔，再穷也穷不到哪里，没字笔，再富也富不到哪里”；“吃硬要有力气，吃软要有字笔”；“拾漏乘天晴，念书乘年轻”之类的话语勉励。只要家境允许，必让后生上私塾或学堂读书。同时，有的朝代官府为了鼓励更多的学子读书求功名，也采取了许多办法和措施，诸如给学子设立“书丁田”、免除差役等，对一些实在上不了全日制的特困子女还组织老师开办夜校，这些做法极大地促进了社会读书风尚的形成。到今天，这种送子、督子读书之风愈演愈烈。一个共同心愿，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子女念书。近年来，农村许多经济组织对考上大学的当地学子不仅给予奖学金，还组织当地干部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到家中祝贺，其场面令人仰慕。这种代代相传的习俗和鼓励方式，极大地激化了学子们的心智，形成了一道学海千帆竞渡、书山万径争攀的独特风景。

这风催生英杰。据史书记载，从隋唐开科取士以来，建瓯籍进士超1200人之多，成为全国18个千名进士县之一，最值得一提的是：历史学家袁枢。他编撰的《资治通鉴纪事本末》史学著作，不仅开创了我国以纪事为主的本末体，实现了史书编纂体的突破，从而形成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足鼎立的编纂体例的格局，他也成了与司马迁、司马光并驾齐驱的世界级人物。理学大师朱熹。虽然他不是建瓯人，但少年时期是在建瓯度过的。明代重臣杨荣。他前后辅助了五位皇帝理政治国，以他灵敏机智的为人处世，廉洁自律、不谋私利的高尚品格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宽广胸怀赢得了朝廷上下的崇高称誉和万众景仰。此外，还有如杨达卿、练氏夫人等一大批乡贤精英一样放射着他们人生的熠熠光华，叫人高山仰止。一脉相承的办学理念，使建瓯成了享誉八闽的优秀人才培育基地。在现、当代，英烈志士、劳模标兵、专家学者层出不穷：有革命先驱共产党员杨峻德烈士和1926年“3·18”惨案中惨遭杀害的刘葆彝烈士；有转战南北、功绩显赫的陈英将军和宠辱不惊、热爱祖国的杨立将军；有闽北第一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徐洵和荣获国际博览会发明与革新金质奖章的女教授熊则男；有中国医学科学院创始人江上峰和我国当年最年轻的临床医学博士黄烽；有江上峰之子、中国科学院院士江龙；还有获得美国十项专利的博士工程师朱立彦及科研成果被评为1996年世界十大科技成就之一的宋晓东；有现任厦门大学校长、知名学者朱崇实——从他们的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建瓯儿女一种进取精神的传承和延续，更看到了一种历史文化的弘扬与开拓。立于建瓯教育潮头的一中，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连续18年高考上线总人数名列南平市10个县（市、区）第一。最值得称道的是2006年6月高考前夕，天河倾倒，暴雨肆虐，建瓯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灭顶之灾。城区进水，交通阻断，全市5个考场有3个考场被浸泡水中。经教育部同意延期高考，7天后启用B卷开考。然而就在这困难的重压之下，高考成绩竟然再创新高，仅一中，本一、本二、本三上线人数均居南平市第一。

一代名臣杨荣说过：朱熹、真德秀二先生过化之邦“流风余韵，宛然犹存”。是的，建瓯的“崇文重教”之风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正以其不可阻挡的气势呼啸未来。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当地政府持续加大投入，确保当年财政收入的1/3以上用于教育，使学校设施不断改善。目前全市53万人口，在校中小学学生48500多人，3至5周岁在园幼儿15100多人。1996年通过了教育“双基”验收，2008年被省政府评为“教育工作先进市”，2009年通过省级两项督导评估，2010年正在接受省级“双高普九”验收。同时，特长技艺教育风起云涌，形成了政府创办学生实践基地、少体校、校外活动中心，学校开办兴趣小组，社会举办特殊人才培训等多位一体的课外教育网络，参加文学、艺术及体育等专业训练的学生占到在校生总数的近半。职业学校被清华、浙大美院录取的学生先后达10余人；实小参加全国科技大赛多次获奖，被中国少年科学院授予“中国少年科学院科普基地”称号；一小的版画连年获得全国金奖，并走出国门；二小的“青少年个性生肖邮票设计大赛”连续5年获得全国金奖；建安小学“新星小文社”10多年来参加全国作文大赛获奖近2000人次；芝山小学青少年挑幡队荣获中国民间艺术节金奖；南平市“青少年武术套路大赛”建瓯历年高居金牌榜首。此外，其他奖项及荣誉不胜枚举，与义务教育共同交织出璀璨星空。

积土成山，风雨生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当我站在建瓯境内海拔高达1822米的辰山顶上时，当我漫步在城区三江汇流宽阔的沙滩上时，我突然感悟到：有如此高峻的山峰托起鹫峰山脉的伟岸，何愁风雨不生；有这般丰盈的江水注入闽江的浩荡，何愁蛟龙不腾。这方灵山秀水，注定风起降甘露，渊深走蛟龙。千载儒风正炽盛，最是乘风破浪时。假如把建瓯的教育比作一艘从远古驶来的航船，那么，它就正在鼓满擎天的巨帆，沿着溢满儒风雅韵的历史文化长河劈波斩浪，迎接桃李更加芬芳馥郁的明天。

（本文原载于《走进建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