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闽茶发声的古代茶论

《茶经·续茶经》

从地理位置、自然气候、溪河水系、土壤特性等方面进行全面科学分析，福建乃属于最适宜茶树生长发育要求的地区。有关这方面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南安莲花山东晋太元丙子年（376年）的“莲花茶襟”石刻，历史十分悠久。至于福州鼓山茶、方山露芽同武夷岩茶，唐代末期就曾经被选作贡茶，更是不可多得。

但是，被誉为“茶圣”的陆羽（733—804年），在他的《茶经》（世界上第一部茶书）里，罗列了许多各地的佳茗，却“不第”闽茶。继陆羽之后的另一位茶人裴汶的《茶述》，同样也“不第”闽茶。裴汶不是一般人物，古时民间奉陆羽为茶神，常将他与卢仝（唐朝人，写有《七碗歌》）配享两侧。陆羽、裴汶“不第”闽茶，闽人不能不感到遗憾。因此，宋代福建建阳人熊蕃撰《宣和北苑贡茶录》，有言：“陆羽《茶经》、裴汶《茶述》，皆不第建品。说者但谓二子未尝至闽，而不知物之发也，固自有时。”

为什么陆羽、裴汶不第建品，古代茶论中曾有过探讨。阅读现存的一些古代茶论，究其原因大致有三：首先，如熊蕃所说的，陆羽、裴汶两公“未尝至闽，而不知物之发也”。《茶经》总结的是陆羽本人的实验经验，广度和深度都受历史的限制；其次，北宋建安人黄儒在其《品茶要录》中作了分析，认为不能怪陆羽，闽茶本身也存在问题。他写道：“说者常怪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盖前此茶事未甚兴，灵芽真笋，往往委翳消腐，而人不知惜”；第三，当时闽地较为偏僻未曾开发，北方茶人对其环境缺乏全面了解，存有偏见。认为闽地常有瘴疠之气，影响了茶品的饮食安全。明朝田艺蘅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撰《煮泉小品》，在“宜茶”章中，曰：“茶自浙以北者皆较胜。惟闽广以南，不惟水不可轻饮，而茶亦慎之。昔鸿渐未详岭南诸茶……余见其地多瘴疠之气，染着草木，北人食之，多致成疾，故谓人当慎之。”我以为，陆羽、裴汶论著中之所以没有提及闽茶，主要还在于他们从未到过闽地，闽茶在那个时代又难有北运。他们无法接触闽茶，自然不可能入书，情有可原。我们也不宜用百科全书的要求，去对待陆羽的《茶经》。

据《郡斋读书志》介绍，因陆羽《茶经》不载建茶，宋太常博士周绛于是撰《补茶经》。在《补茶经》中极力推崇建茶，用辞无以复加：“天下之茶，建为最；建之北苑，又为最。”

从五代到宋朝，茶论呈繁盛之势，内容十分丰富，有不少前所未见的创建。这时不少茶论，开始为闽茶发声，让闽茶为世人所认识。目前可见到的古代茶论最早为闽茶发声的，是五代时毛文锡撰写的《茶谱》。《茶谱》遍录全国各地佳茗，其中把福州方山露芽、柏岩、建州北苑先春龙焙列入，赞言：“福州柏岩极佳。”曾任刑部、户部尚书的宋人陶谷（903—971年）撰有《茗苑录》，把建州茶收入其中。有“缕金耐重儿”条目：“有得建州茶膏，取作耐重儿（注：茶名）八枚，胶以金缕，献于闽王曦。”王曦为五代十国时，闽国第五任君主。另有武夷茶“晚甘侯”的条目：“孙樵《送茶与焦刑部书》云：‘晚甘侯十五人遣待斋阁……盖建阳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侣，慎勿贱用之。’”

特别要提到的是，福建兴化仙游人蔡襄（1012—1067年），此公任福建路转运使时常造茶进贡朝廷，创北苑龙团饼贡茶，对茶事非常熟悉。他吟作许多茶诗，撰写《茶录》。《茶录》分成几节：前序、上篇论茶、下篇论茶器、后序。叙述简明扼要，但十分系统。有评论称其为宋代最早的茶书之一，奠定了宋代艺术化茶饮的理论基础。我以为，《茶录》影响我国茶界极其深远，在茶史中的地位不亚于陆羽的《茶经》。

蔡襄写《茶录》的动机，在“前序”中表达得很明白，因为“昔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丁谓《茶图》，独论采造之本。至于烹试，曾末有闻。臣辄条数事，简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录》。”详读《茶录》，可以感受到文中的所言。该书是蔡襄在福建主持茶事的实践归结，作为依据的茶品茶器主要来自闽地。因蔡襄的《茶录》问世传播，被陆羽《茶经》不第的闽茶，在全国更加扬名，褒奖有加。与蔡襄同时代的梅尧臣（1002—1060年，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有诗《建溪新茗》：“南国溪阴暖，先春发茗芽。采从青竹笼，蒸自白云家。粟粒烹瓯起，龙文御饼加。过兹安得比，顾渚不须夸。”闽茶一时成为嗜茶者争相索取，以及馈赠亲朋好友的珍贵礼品。

闽茶被追捧，还得归功于宋朝第八任皇帝赵佶（1082—1135年）的青睐。赵佶即宋徽宗，治国无能却多才多艺，精于茶艺。他撰《大观茶论》，文中多次提到闽茶，屡屡赞赏大有爱不释手之意。他写道：“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又言：“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这无疑是为闽茶作最高端的广告，闽茶不由得身份百倍，市面上则一两难得。

宋代茶论涉及闽茶颇多，尤其对“北苑茶”的介绍相对集中，出现一些“北苑茶”专论，这是宋代茶论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古时的北苑位于建瓯东北部的东峰镇境内，设有御茶园。曾任福建路转运使的丁谓（966—1037年）撰《北苑茶录》，内容主要涉及建州北苑官焙贡茶采制入贡方式。文中提到建茶遣辞极至：“建安茶品，甲于天下，疑山川至灵之卉，天地始和之气，尽此茶矣。”另宋子安（宋朝人，生平不详）撰《东溪试茶录》，专述北苑及周边茶叶，文中分有序、总叙焙名、北苑、壑源、佛岭、沙溪、茶名、采茶、茶病等条目。在“序”中，对闽地和北苑的介绍十分精彩，引人注目：“隄首七闽，山川特异，峻极回环，势绝如瓯。其阳多银铜，其阴孕铅铁，厥土赤坟，厥植惟茶。”在“茶名”条目中，对七种茶（白叶茶、柑叶茶、早茶、细叶茶、稽茶、晚茶、蘖茶）的特征，作了详细的剖释，让人对闽茶有更深入的认知。又有南宋时人赵汝砺，为补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撰《北苑别录》，洋洋大观近万字，独立成书，也是为闽茗发声的重要古代茶论。

元代的茶论几乎断档，偶见一两篇也是无足轻重的小文。这种现象，或许与当时统治者的饮茶习惯不同有关，民间饮茶不敢太讲究，既使有讲究也不敢发声并作文张扬吧！

根据茶叶专家搜集的资料统计，明代是茶论著述最多的时期。现存33种，辑佚6种，已佚29种，共68种。从现存的明代茶论来看，虽然也有些许新的见地，但多数是搜集前人资料汇编成书。它的学术价值不如宋论，大致可分为几类：第一类，茶考、茶史汇编，如陈思贞作于1593年后的《茶考》；又如龙膺编著于1612年的《蒙史》；再如万邦宁辑成于1621年的《茗史》。第二类，前人茶论、茶故事汇编，如屠本畯作于1606年之前的《茗笈》；又如徐[火勃]辑于明万历年间的《蔡端明别纪》。第三类，前人研究茶品得失加有自己体会的汇编，如张源成书于1595年前后的《茶录》；又如陈继儒撰写于1595年前后的《茶话》，除了汇编前人茶论外，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开创茶饮之功在于吴王、晋人，不是陆羽，还说：“宋徽宋有《大观茶论》二十篇，皆为碾余烹点而设，不若陶谷十六汤，韵美之极。”这是以前茶论中所未见的；再如罗廪著于1609年的《茶解》，程用宾著于大约1640年间的《茶录》。第四类，茶的趣事汇编，如程百二于1643年前后编撰的《品茶要录补》。

明代茶论中涉及到的闽茶佳品，大多不出宋代茶论所提到的，倒是许次纾（1549—1604年）撰《茶疏》，其中“产茶”条目中，说及：“武夷之外，有泉州之清源，倘以好手制作，亦是武夷亚匹。”所谓亚匹，为相匹敌之意。徐[火勃]著《茗谭》也有相似的评介，曰：“泉州清源山 ，产茶绝佳，又同安有一种英条，较清泉（注：“泉”疑为“源”之误）尤胜，实七闽第一品也。”为闽茶新增佳茗发了声。

明末清初，中华大地一些茶区的茶叶生产屡有创建，出现许多新品种，如福建的小种红茶、茉莉花茶、漳平水仙；台湾的冻顶乌龙；安徽的黟山雀舌、霍山黄大茶；湖北的恩施玉露，等等。从民间传说中，清朝的乾隆皇帝和慈禧皇太后都喜欢喝茶品茶，带动一大批士大夫阶层对茶所好。这个年代，也是我国茶叶大量出口，赚取大量真金白银的开创时期。依道理而言，清朝应该要有大批的茶论登场，但是恰恰相反问世的茶书茶论却少。而且，现存清代茶书，大多为摘抄汇编前代的论述，原创性的茶书茶论稀缺。在这些不多的清代茶书茶论中，有数篇是茶产地的专著，如陈鉴的《虎丘茶经注补》、冒襄的《芥茶汇钞》、程雨亭的《整饬皖茶文牍》、程清的《龙井访茶记》。闽茶在清朝的茶论中，明显地被冷落了。我们只在刘源长辑于大约1669年的《茶史》里，见有“福建”专节，以二千多字的篇幅，把前几代茶人的茶书和茶诗中，所提到的闽茶名录作了大一统的总汇。单建安御用茶名介绍，就十分详细：“建安御用名目凡十有八，曰万寿龙芽，曰御苑玉牙，曰玉叶长春，曰万寿银针，曰龙苑报春，曰上林第一，曰乙夜清供，曰宜长宝玉，曰浴雪呈祥，曰旸谷先春，曰蜀葵寸金，曰云英，曰雪叶等目。”其详尽着墨，也算是为闽茶发出较为强劲的声音，实属难得。

从陆羽撰中国（也是世界）第一部茶书《茶经》算起，直至清末我国古代茶的著作，少说应有大几百种，但大部分已散失。我们现在能读到的古代茶书不足百本，且有些还是残缺不全，剩下一些短章断节，因此对古代茶论内容的了解非常有限。本文专述为闽茶发声的古代茶论，摘取内容的根据，是现存古代在全国比较有影响的茶论，福建地方古代志书涉及闽茶的论述不列入之内。

《大观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