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海丝”起点上

林思翔

边出土文物年代都很久远，其建筑时间当在宋元时期。

文兴码头立着一座宝箧印经塔，四面雕刻观音佛像，还各阴刻“佛”“法”“宝”“僧”字样。美山码头，在晋江沿江处筑就石构墩台，以一丁一顺的交替叠砌方式建造，墩台两侧设有一南北走向的石构斜坡式道路，向南延伸到江中。墩台的台基由下而上渐次内收，外侧呈斜状，便于大船深水停泊。这两个码头当地人习惯合称“江口码头”。

江口码头曾是当年“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承载起当年庞大的贸易船只的停泊与货物的集散，成了宋元时期“涨海声中万国商”的一个重要出海口和转运站。文兴码头上的宝箧印经塔，还成了人们心中的“神塔”。每年农历二月十九日、六月十九日、九月十九日，观音菩萨诞辰，村里人都会来朝拜这座石塔，祈求海上航行平安。航海人返航时望见石塔，就意味着很快可以平安靠岸回家了，心里就踏实了。

眼前的晋江千年不废，仍在日夜奔流。只不过长年冲积的泥沙已然沉淀起一个小岛，岛上高楼林立，成了“海景花苑”新天地。受淤积滩涂挤压，河道变浅变窄。当年一丝不挂的江面上，如今架起长桥，雄伟的造型和流水般疾驶的车辆成了一道壮观的风景线。江口古码头就在江边大桥下静静地歇息着，似一双明亮的眼睛，日夜注视着这江海交汇处潮起潮落、云卷云舒。

江口古码头

古码头与现代大桥的交织，牵起了千年时空。面对脚下这古老的晋江，我的思绪如同江水，流进大海，流进久远年代，流进那古码头建造的起点岁月。一幅“海上丝绸之路”的轨迹长卷便在我的脑海里徐徐展开……

名城泉州濒临东海，泉州湾、深沪湾、围头湾3湾拱卫，并有12个港口驻足其间，故有“3湾12港”环绕之说。因古时泉州城遍植刺桐，开花时颜色鲜艳，给人以深刻印象，因而泉州港又被人称为“刺桐港”。两座古码头所在的法石港是刺桐港12港中最靠近泉州城区的，又被称为“江口码头”。

如此优越的港口，为古代交通提供了便捷条件。据史志记载，泉州古港与海外交往，最早可追溯到南朝时期。早在6世纪初，泉州已开始和国外交往，当时已有大船到南海诸国通航，印度僧人拘那罗陀于陈武帝永定二年（558年）和陈文帝天嘉六年（565年），两次到泉州，在泉州西郊九日山上翻译《金刚经》，后从泉州乘船，到棱加修国（今马来半岛）和优禅尼国（今印度）。

唐代中叶爆发“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导致通往西域的道路被阻，“陆上丝绸之路”停滞，中外经济交流活动由陆转海，“海上丝绸之路”由此兴起。泉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唐王朝特在泉州设参军事，管理海外交通贸易事宜。

唐代福建造船业也很发达，福州、泉州两地尤为兴盛，所造泛海大帆船具有5层甲板。唐天宝中（742-755年），泉州所造海舶“舟之身长18丈，次面宽4丈2尺许，高4丈5尺余……可贮货品2万至4万担之多”。

唐代泉州通往南海的远洋航线，经海南、西南沙到新加坡海峡，过苏门答腊，穿马六甲海峡，横越印度洋，到印尼及斯里兰卡，向西航行到波斯湾的幼发拉底河口，再搭乘小船沿波斯湾西海岸到亚丁附近。唐武德年间（618－626年）伊斯兰教4大员到中国传教，3贤4贤来泉，卒葬泉州，墓称“圣墓”，如今仍保护完好。

到了五代十国初年，“三王”兄弟由豫入闽，王审知的二兄王审邽任泉州刺史。他主政泉州期间大力支持海上贸易，鼓励泉州人走出去，也欢迎外国人来泉州。频繁的海上交流，深深影响了泉州民众的习俗和信仰。王审邽逝世后，其子王延彬做了泉州刺史，致力于扩展海港，开辟新航道，挖掘港口航运和贸易潜力，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受到官方和百姓的赞许，赢得了“招宝侍郎”的赞誉。

此后，陆续主政泉州的留从效、陈洪进、真德秀以及泉州市舶司蒲寿庚，继续以开放的眼光和包容的胸襟，鼓励海上对外交往与开展贸易，为宋元时代泉州港后来的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宋元两代，是福建古代水运的兴旺时期，也是泉州港名声大噪之时，被誉为“世界最大贸易港”之一，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宋时，泉州与国外往来的有70余个国家和地区，海外交通畅达东西2洋，东至日本，南通南海诸国，西达波斯、阿拉伯和东非等地。

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市舶司建立，其职能相当于今天的海关：“掌番货、海舶、征值、贸易之事，以来远人、远物。”市舶司官员由朝廷直接任命，工作对朝廷负责。之后又设来远驿，以接待贡使和外商。这也意味着海上贸易纳入了“国家行为”，有力刺激和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和发展。

南宋时期，宋金战火连连，使得本来多到江浙的高丽商船也常到远离战火的泉州港。南宋定都临安后，泉州离政治中心更近，泉州港在宋金战争中，又成为南宋的大后方和避风港，吸引了大批海外商船到泉州进行贸易，一时千帆万船、客商云集、货物山积，泉州成了“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的国际性贸易港口城市，海上交易量持续增加。

大型商船远走爪哇、马来亚、日本、高丽、暹罗、印尼的日渐增多。中国的农产品、渔产品、丝绸、布匹、茶叶、瓷器、乌铅、铁鼎、米酒、粗盐、锅伞、藤笼等，与域外的玉器、象牙、珊瑚、玛瑙、犀牛角、琥珀、胡椒、玻璃器具等，互通五市，或以银两购买，或以物易物。“弦诵多于邹鲁俗，绮罗不减蜀吴春”（苏颂句）。海上贸易的进出口，成为每天的交易常态。海面上千帆迸发，陆地上“万商来朝”，泉州港成了“黄金水道”，海上贸易展现出空前的繁荣昌盛。

元代，朝廷颁布政令，对泉州实行优惠政策，加之受战火破坏较小，泉州港的海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取代了广东的位置，成为中外各种商品的主要集散地之一，被誉为“梯航万国”的“东南巨镇”。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奉元帝之命，送公主远嫁波斯，其船队由泉州港出航，随从人员达600余人。后来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盛赞泉州为“东方第一大港”。

因了“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当年江口码头所在的法石村十分繁华，村里石头铺就的老街店铺林立，番货荟萃。不同肤色的商人纷至沓来，会聚这里，石头路被踩磨得光溜发亮。宋代泉郡北石帝君行宫、泉郡文兴三王府均建于此地。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先后在这里发现了造船遗址、船骸、石碇和沉船，还发现数座伊斯兰教石墓。

石头老街的西端是一座小山，山上耸立一座始建于宋代的真武庙，奉祀真武大帝，是泉郡道教圣地，有“八闽玄天上帝第一行宫”之誉。由此俯看，晋江在脚下奔流，汇入东海。远处水光接天，茫无际涯，百舸争游，商贾云集。宫中大殿供奉的真武帝，手执宝剑，足踏龟蛇，十分威武，是民众想象中能镇压妖邪的海上尊神。宋时，泉州的地方官为了招徕亚非商人，祈求航海平安，每年都要在这里举行两次隆重的祭海仪式，将端午前后的“回舶祭海”和秋冬的“遣舶祭海”列入国家常典。届时，郡县官员、市舶司和缙绅人等均出席仪式，祈求真武帝庇护。南宋泉州太守真德秀还亲自撰写《真武殿祝文》，并来真武庙主持祭海典礼。如今在山门上我们还能看到一块贡岩方碑上刻“吞海”2字。这是晋江县令韩岳于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所立。意为真武大帝一显圣，其气势可以吞海，也蕴含着泉州行船人势可吞海的宏大气概。

古塔

到了明朝，政府为防倭寇，严格禁止国际贸易，泉州港只能与硫球国交往。成化八年（1472年），市舶司移设福州，泉州的来远驿也随同市舶司废置，这标志着泉州港由盛转衰。

至清代，为断绝沿海人民与占据台湾抗清的郑成功的联系，清政府实行海禁政策，并在沿海实行大规模的迁界。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正式在厦门设立海关，泉州港对外通商的职能被厦门港所取代。此后，泉州港走向衰落，沦为地方性小港。

往事越千年。今天，站在江口码头前，回溯泉州港兴衰轨迹，感慨良多。名城泉州，良港刺桐港，曾经的辉煌已定格在历史深处，刻在熠熠闪光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泉州港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重设海关机构，实行对外开放，成立港务发展有限公司，科学规划，合理开发。泉州古港焕发青春，走上了“主打内贸集装箱，兼顾外贸集装箱”的发展路子，成为“一带一路”上一颗璀璨明珠，为泉州这座“东亚文化之都”增辉添色！

思绪收回。眼前这沐浴在夕阳金辉里的江口码头，显得是那样的温柔可人，绽开着灿烂的笑容，向过往路人致意。晋江入海，涛声依旧。桥上车辆，如水流淌。眺望前方，海面碧波荡漾，船舰游弋。可以想象，明早潮起，这些满载货物的船舰又将开足马力，驶向远方。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有着“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光辉历史的泉州港，正重振雄风，迎来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