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两个结合”的历史贡献

余  伟

“两个结合”是对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征程及其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用和创新发展。在长期的改革实践中，邓小平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矢”射中国之“的”，在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了“两个结合”形成又一理论创新成果——邓小平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基。在推进“两个结合”方面，邓小平续写了新的篇章，引导中国共产党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性认识。

一、“两个结合”贯穿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征程

中华大地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成长的深厚沃土和民族风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各种思想文化相互阐释、彼此认同和融合发展，在相互交织、共生共存中契合相通，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推动了党的理论创新和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与活力。从1938年毛泽东明确提出和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到1943年中共中央指出“马列主义要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再到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正式确立“两个结合”最新命题，“两个结合”实际上贯穿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发展进程。

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毛泽东一直坚持将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要同中国国情相结合，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在推进“两个结合”方面起了开拓性作用。毛泽东带领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成功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坚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带领共产党人在“两个结合”方面取得巨大成功^[1]。毛泽东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和“双百”方针批判性继承了传统文化，强调充分和批判地利用中国文化遗产。他为“两个结合”搭建理论框架，堪称“两个结合”先行探索者^[2]，创造性探索和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重大问题^[3]。毛泽东思想是党的第一个理论创新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次飞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推动“两个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新的理论飞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带领党和人民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立足中国实际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使得马克思主义找到了贴合具体实际与时代境遇的结合情境。邓小平以开放的眼光和博大的胸怀汲取了古今中外优秀文明成果，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与文化自信加以运用、转化，提出文化“二为”方向，着力建设“两个文明”，为马克思主义不断注入新的血液。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围绕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带领人民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

“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作为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经验，在长期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相较而言，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具体实际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未被单独揭示出结合特性，使得“第二个结合”一直内化于“第一个结合”的具体过程中^[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征程上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作出“两个结合”重大论断，为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实践路径。“第二个结合”在新时代的明确提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从“一个结合”升华为“两个结合”，是长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地位的必然结果，表明了党对理论创新的认知进入了新境界。

党的百年历史就是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5]。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在推进“两个结合”过程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中展现。“两个结合”实质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双向互动共进的过程，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真理伟力。

    二、邓小平对“两个结合”的历史贡献

（一）正确评价了毛泽东思想，主导了“两个结合”的价值回归

在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党和人民面临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问题^[6]。毛泽东把握“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趋势”的历史机遇，创造性提出并于1956年至1976年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形成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理论创新成果。但在“左”倾错误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干扰下，“第二次结合”逐渐偏离了正确轨道，未能完成时代任务。对于是否坚持以及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党内出现认知分歧，中国的方向和前路不明。

邓小平拉开接续“第二次结合”的大幕，以改革开放的创新实践持续推进“两个结合”。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为“两个结合”廓清了道路，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才能走出一条正确道路”的价值定位。邓小平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肯定其“把马列主义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最大功劳^[7]，坚持“最根本的经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重启“第二次结合”。在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正确评价了毛泽东思想，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同时又继承并发扬了毛泽东思想，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保证了党的思想统一、政治稳定和理论延续，是坚持“两个结合”最为重要的政治和思想前提。邓小平引领党和人民续写“两个结合”的新篇章，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新进展。改革开放是邓小平带领党和人民继续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其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第二次结合”的重要实践成果。

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同步开启。邓小平沿用毛泽东“批判地继承”态度，认为“古代进步和优秀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都可学习借鉴”，运用马列主义具体分析剔除封建思想糟粕，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华文化关联度更趋紧密。1979年，邓小平重申“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1980年，人民日报刊发《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社论，正式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强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对文化领域的迷茫和徘徊起了指引作用。“二为”方向是邓小平确立的文化发展方向，明确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追求，为传统文化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提供了政策引导，是对“两个结合”的生动诠释。

（二）探索从实践到认识再回到实践的结合路径，提升了党和人民对中国具体实际的认知层次和高度

“两个结合”的价值回归为把握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聚焦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困境以及正确看待“资”“社”关系、中国与世界的紧密联系等打开了思想通道，为处于理论和实践“空白期”的改革开放事业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邓小平全面准确地把握了世情、国情和民情，提升了党和人民对于中国具体实际的认知层次和高度。关于外部环境，明确“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问题”，指导内外政策调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8]；关于发展基础，强调必须从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出发，“走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关于思想路线，再次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全党牢记理论联系实际、尊重发展规律；关于具体实践，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明确“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提高了人们的思想认识；关于发展道路，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关于发展目标，用“小康社会”喻指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提出“三步走”战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关于改革方法论，倡导摸出改革规律的“摸论”，1980年起兴办经济特区后逐步向沿海内地推行，不做空洞抽象的争论，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关于发展阶段，指出“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明确了相当长时期内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把对中国具体实际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1984年2月7日，邓小平视察厦门经济特区并挥笔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邓小平在哲学方面突出了以方法论为特征的应用哲学，以“实事求是”简要概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走自己的路”“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他从国情和实践出发来建设社会主义^[9]，作出社会主义本质论、初级阶段论、“一国两制”构思、改革开放论、市场经济体制论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党的建设等不同领域的理论创新。他为解决不同的发展难题贡献出本土方案，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彰显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方面所蕴藏的丰富经验和深邃思想。同时，还注重“形成一整套更成熟、更定型的制度”，为建设现代化强国提供成熟、有力的制度保障；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领导制定1982年宪法、构建基本经济制度、完善民族区域和基层民主自治、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把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总结的理论创新成果制度化，使得理性认识在“第一个结合”中发挥长期稳定的指导作用。

（三）让马克思主义“入乡随俗”、中华文化重获新生，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发展

邓小平以“四书”“五经”发蒙，耳濡目染传统文化。“君子以自强不息”“柔中寓刚、绵里藏针”赋予邓小平历经“三起三落”仍秉持不变的坚韧气质；“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等革故鼎新思想和商鞅变法等历史基因激发了改革创新精神；“以民为本”思想道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立场；“制民之产”“藏富于民”等利民富民主张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谋而合；从接触“五行说”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到坚信辩证唯物主义，“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治学态度转化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对古籍的研习贯穿邓小平大半生，为传统文化绽放改革之花奠定了文化根基。

坚持以文化人，让马克思主义“入乡随俗”，为“第二个结合”回归群众生活创造了生动范例。邓小平善用凝结群众智慧和经验的民间寓言、俗语、谚语以诠释马克思主义原理，使改革思想为群众所理解和认同，增强马克思主义现实指导力。广为人知的有内涵丰富且通俗易懂的“猫论”“摸论”等，形象化表达了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真理以民间语言和故事形式回归群众生活，以群众习以为常的方式表达。“大胆地试”“杀出一条血路来”“我是人民的儿子”“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通俗话语，以小语句表现大道理，契合群众语言习惯和思维模式，具有亲和力和感染力，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养分与传统文化之“根”能够有机结合。“第二个结合”在回归群众生活的过程中，使人们更透彻地理解中国特色，推动中华文化迸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汲取先贤哲思，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推动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传统文明的优秀基因，拓展、完善传统文化的内涵，使其贴合时代需求，汇聚成改革方案的智慧源泉。他借用先秦典籍《诗经》中“小康”一词，运用社会主义思想加以改造和转化成“小康社会”。“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继承并创造性运用了“中庸”和“大一统”思想，彰显中国特色，让传统文化优秀因子转化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的具体方案。共富论“超越传统大同思想，找到达于大同之境的正确途径”，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目的，实现了古代理想社会从传统跨越到现代。分析、挖掘和运用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丰富“和而不同”的内涵，从个体之间的相处模式引申为大国外交原则。发扬“穷则思变”改革创新精神、“天人合一”生态思想以及艰苦奋斗等传统文化精华，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无缝衔接，增强了现代文化感染力。

（四）创立科学完备的邓小平理论，推动“两个结合”再次实现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围绕“找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基本任务^[10]，接续探索“两个结合”。在推进“两个结合”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邓小平瞄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解决现实问题，创造了科学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根本问题的邓小平理论。“第二次结合”成功与否，“两个结合”创新成效如何，邓小平理论是否科学，都必须经过实践证明。1980年，他肯定了安徽肥西包产到户和凤阳“大包干”，支持源于群众实践并使群众受益的农业改革，是坚持汲取群众经验、以实践检验结合成效的具体体现。1992年，“南方谈话”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用“三个有利于”作为改革实践价值评判标准，成为评判“两个结合”成效、坚持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具体运用。

邓小平理论历经实践检验，推动社会主义模式由传统转变为现代特色，使马克思主义实现当代新形态。邓小平理论找到了在发展比较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案。涵盖经济、政治、民族、军事、文化、外交等诸多方面的邓小平理论，体系完备、科学规范，针对新时期多个领域建设提出崭新的理论命题或论断，引导全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途上取得新发展，有着开辟道路的划时代意义。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与来访的日本首相太平正芳谈话时，第一次用“小康”来描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阶段性奋斗目标

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中，邓小平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本身，指导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起了奠基和指导作用，推动了党的理论创新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再次飞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打下稳固基石的邓小平理论，在第二次飞跃的过程中，将“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结合起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发展，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飞跃。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两个阶段的关系^[11]，继承和发展了“两个结合”的精髓，为持续推进“两个结合”树起了新标杆。

    三、现实启示

（一）牢固树立主体思维，为持续推进“两个结合”凝心聚力

中国共产党是推进“两个结合”的领导主体和运用主体，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地位。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理论创新引领事业发展，根据时代变化指导人们在改革实践中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实际问题。党的领导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提供了政治保证，为推进“两个结合”构筑了基本前提。正确认识党的领导是“两个结合”的关键因素，牢固树立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追寻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政党的试金石^[12]。人民是以“两个结合”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13]，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传统文化民本思想的理论结合。邓小平以民间俗语谚语使“第二个结合”回归群众生活，推动马克思主义“飞入寻常百姓家”，在群众日用不觉的生活中贯通中华文化。新时代提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以人民根本利益为重。不断推进“两个结合”，要“激发全体人民历史主动精神”，保障群众利益和总结群众实践经验。

（二）始终坚持守正创新，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明确路径

守正创新明确了“两个结合”的本质要求，防止教条化照搬照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开花结果，不断创造出本土的新东西，具有中国风格、汇聚中国力量。在邓小平推进“两个结合”的历史进程中，从主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回归到“摸论”“不争论”“富论”等改革思想的提出，从批判性继承到“小康”“天下大同”等传统文化内涵实现古今跨越，都体现了守正创新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作用。

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要同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面对起伏不定的各种思潮一般，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要加强对中华文化的挖掘和阐发，立足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文明底蕴。通过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准确把握中国国情，以“两个结合”筑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力量支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推动马克思主义真理更好地同中国国情相结合、同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契合相融，创造性解决中国发展难题。

（三）不断强调问题导向，为全面深化改革锚定目标靶向发力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因时因地而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彰显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鲜明实践特色。当前，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全面深化改革对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围绕新时代党和国家面临的风险挑战和现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锚定高质量发展，继续推进“两个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马克思主义持续焕发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生命力。

全面深化改革要求我们不断加深对世界形势、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认识，敢于打破观念束缚、走在时代前面，以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照亮改革之路。继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后实施国企改革深化再行动，继全面脱贫攻坚实现后继续推进全国乡村振兴战略，改革和创新一直在路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弘扬改革创新精神，在新起点上实现新突破。不断强调问题导向，就是要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创新思想、开拓进取，以全面深化改革为目标、以力争上游的决心为动力、以“两个结合”为内生动力，将全面深化改革推向新阶段。

（四）坚决紧扣奋斗主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砥砺前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不变的奋斗主题。中国共产党人在追求民族复兴过程中坚持以“两个结合”解决复兴路上的难题困境，推动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就是“两个结合”不断深化的过程。邓小平将“两个结合”的持续推进融入到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当中，在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两个结合”彼此交织的发展历程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飞跃创造了条件。民族复兴擘画了“两个结合”蓝图，描绘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实现新发展的光辉前景。

因此，要将“两个结合”统一于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14]，将“两个结合”不同时期的推进目标与实现民族复兴的奋斗主题紧密联系，以现实和长远目标相结合的方式分阶段完成。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发展为新三步走战略，从“第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提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将坚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转化为现实的推动力量和具体发展成果。要始终坚持“两个结合”，时刻不忘奋斗主题，在破解实践难题中提出中国方案，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为实现民族复兴不懈努力。

（原载于《炎黄纵横》2026年第2期，作者为中共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委党校教师）

注：

[1]薛庆超：《“第二个结合”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从改革开放新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年第4期。

[2]刘仓：《毛泽东对“两个结合”的先行探索》，《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第4期。

[3]束锦：《毛泽东关于“结合”的重要论述及其对推进“两个结合”的启示》，《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11期。

[4]胡钰、石文婷：《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理论基础、历史脉络与发展路径》，《出版发行研究》2022年第5期。

[5]田培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坚持“两个结合”》，《光明日报》2022年11月2日。

[6]齐卫平：《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结合”》，《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年第1期。

[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3页。

[8]高屹：《邓小平新时期的外交战略思想述论》，《党的文献》1996年第2期。

[9]刘湘溶、周发源、刘云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四大特征》，《求索》1999年第2期。

[10]管文虎：《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09年第1期。

[11]曲青山：《党史著作编写理论与实践》，中共党史出版社2024年版，第388页。

[12]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0月22日。

[13]鞠忠美：《从“两个结合”维度理解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学刊》2024年第1期。

[14]付秀荣、苑寅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结合重要论断的价值诉求》，《山东干部函授大学学报（理论学习）》202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