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3-20 10:50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王盛泽

来自周恩来总理的感谢


周恩来总理与李引桐握手


1973年金秋,共和国成立的纪念日,邀请了不少各国嘉宾、驻华使节、全国劳模、行业先进、海外华侨等到京观光。在晚上举行的国宾宴会上,宾朋满座,气氛热烈。周恩来总理特意举杯来到一位个头高挑、清瘦中透出儒雅的华侨李引桐面前,热情与他握手,并说:“感谢您!”“感谢您”三个字,绝不是周总理偶然的应付之语,而是发自内心的真情表露。

要知道个中缘由,还必须从共和国建立初期说起。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建,百废待兴,1950年10月又被迫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战争对于物资的需求剧增。其中,橡胶成为特种军需物资,大到飞机、大炮、汽车的制造,小到各种医疗器械,甚至志愿军脚上穿的胶鞋,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橡胶。然而,中国当时并不出产天然橡胶,只能从国外进口,朝鲜战争爆发后,这条路也被卡断了。

李引桐侨居的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是世界上主要的天然胶生产和出口国,其产量占世界生产和出口的80%。当时,东南亚的橡胶生产和出口业务主要掌握在华人手中,如第一代橡胶大王陈嘉庚、第二代橡胶大王李光前等都是闽南人,第三代从事橡胶生意的也大多是闽南人。李引桐曾经跟随陈嘉庚、李光前从事橡胶业务并成为最为得力的助手。

李引桐像


“祖国有难,我岂能袖手旁观!”李引桐决心利用自己从事橡胶出口买卖的便利,把橡胶输送到祖国去。他通过香港开办的“南宗公司”,把祖国急需的军用物资橡胶神不知鬼不觉地、源源不断地运送到祖国内地。整个朝鲜战争期间,经他辗转运到国内的橡胶达21万吨之多,而且几乎都是无偿的。这在东南亚国家没有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大背景下,需要冒多大的风险!然而,李引桐出自对祖国无私的爱,在祖国最为困难、最为需要的时候,支援了抗美援朝和建设事业,解了国家的燃眉之急。人民应该感谢他。

李引桐知道,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橡胶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光靠从国外运橡胶,决非长久之计;要从根本上解决祖国对于橡胶的需要,必须自己能够出产天然橡胶。李引桐很自然地想到在国内种植橡胶。他的这一设想,与新中国的领导者正好不谋而合。1950年,中央做出“一定要建立我们自己的橡胶生产基地”的决策,决定在两广、云南、福建大力培植橡胶树。由副总理陈云主持其事,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的叶剑英亲自挂帅,直接领导大面积植胶工作。

橡胶树的种植需要适宜的气候条件和地理因素,技术要求也很高。最初种植时摊子铺得很大,确定要垦植800万亩,预计1955年完成。一时全力动员,人员、树苗等都很快到位,进展也很不错。不过也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和隐忧,因为根据专家的说法,橡胶树只能生长在赤道南北纬15度的范围内,这似乎成了橡胶种植的极限。要在超过这个范围的中国南部种植橡胶,就必须挑战这个极限。果不其然,1955年底,两广植胶区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寒灾,90%的橡胶树被冻死了,损失惨重。

李引桐与家人在故乡南安合影


翌年初,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颇为焦虑,紧急召集农业部领导,查问情况,研究对策。这时周恩来想到了李引桐,提出邀请华侨参观办法,让李引桐回国,帮助解决这一问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由中侨委和农业部出面,找到了李引桐等人商议。经过紧张的酝酿,多方组织,这年9、10月间,一个由新加坡、马来西亚知名工商人士组成的考察团一行30余人飞抵北京。此事当时极为低调,没有过多地引起新闻媒体的注意。李引桐只作为考察团中的一位普通成员,偕团来到北京。 周恩来总理于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了考察团的全体成员。 李引桐虽然随团而来,但他的主要目的与考察团其他成员却不同。新马工商考察团回去后,李引桐并没有随团返回,而是悄悄地来到了“天涯海角”的海南岛,陪同他的是时任农垦部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所长、后来曾任农业部部长的何康。

一到植胶区,李引桐就察看胶园,询问橡胶种植进展,并同技术人员一道测定土壤成分、类型,还向气象人员和当地居民了解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雨季长短、温度与湿度等情况……

通过踏勘和调查,李引桐决定首先引种606橡胶品种。这个品种是当时在东南亚主要橡胶生产国种植的收益较好的品种之一。如何把它运回国?在李引桐的精心安排下,这些树种经过跨国旅行,终于顺利到达海南。后来,李引桐又秘密从东南亚聘请了一位叫邱金陵的专家,到海南岛帮助传授橡胶栽培技术。中国海南岛引种橡胶树终于取得了成功,创造了橡胶种植史上的一个奇迹。人们为了铭记李引桐的贡献,就把那些橡胶树命名为“桐一号、桐二号、桐三号……”

此后,李引桐多次回到国内,到海南岛考察,帮助总结橡胶种植的经验,并将它概括为修梯田、挖大穴、施重肥、良种、芽接、造防护林、加强抚育管理等6项技术措施,形成了橡胶栽培的技术规程,增强了科学性。中国海南终于有了橡胶园。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引桐称得上是一位“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中国的“橡胶之父”。

李引桐待人诚恳,注重友情。他常以民间身份充当和平使者。

新中国成立之初,西方国家封锁、孤立中国,许多国家迫于美国等的压力,不敢承认中国,更不敢与中国建交。要打破这种状态,只能寄希望于民间交往。李引桐以其丰厚的人脉关系,发挥民间使者的作用,穿针引线,促进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加强民间交往和联系。1970年,马来西亚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水灾,损失惨重。李引桐认为这是密切两国关系的一个机会。他以个人身份来到中国,请求中国红十字会捐款赈灾。鉴于当时中国与马来西亚没有外交关系,而且担心马来西亚迫于外界压力不敢接受捐赠,中国政府对此非常慎重。后经李引桐在两国间穿梭努力,终于使50万元的捐款顺利送到马来西亚灾民手中,既为两国人民的友谊写下了一段佳话,又打开了中国与马来西亚官方联系的渠道。

接着,李引桐趁热打铁,又策划、组织了中国艺术团到马来西亚演出,把祖国人民对邻邦的情谊带给了马来西亚人民。此后,李引桐还不断地以增进中马友谊为自己努力的目标,不遗余力地为此而奔走。1970年,拉扎克当选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想与中国发展关系。李引桐很快将他的意愿转达给北京有关方面。周恩来总理阅到他呈上的报告后转呈给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当即批示:“可以谈”。于是,李引桐被破天荒地作为中国与马来西亚的联络代表,在两国之间频繁斡旋。1972年,中国与马来西亚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中马建交,进而带动了东南亚其他国家,纷纷与中国改善关系和建立外交关系。

在“文革”十年动乱期间,海外华侨受到冲击,李引桐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在家乡的亲人也受到影响,遭受无辜牵连和打击。这些都没有改变李引桐为祖国奔忙做事的决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李引桐立即满腔热情地投入振兴中华的伟业之中。福建作为最早对外开放的省份、厦门作为四个经济特区之一,走上了对外开放前沿和快速发展的轨道,李引桐为此欢欣鼓舞。他对福建的改革开放和厦门经济特区的建设提出了很多好意见。1984年邓小平视察经济特区后,党中央做出了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使厦门的经济和社会取得了更快的发展。李引桐的名字,与厦门港建设连在一起,永远为福建人民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