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过江猛龙”
——记中策集团原主席黄鸿年先生的传奇经历

在海外华人世界中，新加坡可谓是藏龙卧虎之地。特定的人文、经济环境和区域优势，使得世界顶尖的华人大企业集团、财团云集于此，龙争虎斗之中，造就了一些叱咤风云的高手。黄鸿年，这位祖籍福建泉州洛江区的华人实业家、金融家，就是近年来脱颖而出，在新加坡实业界赢得“过江猛龙”称誉的新秀。

经历过“文革”动乱

黄鸿年1948年出生于印尼苏拉威西岛望加锡的一个富商家庭，他的父亲黄奕聪是与林绍良齐名的财团领袖，其创立的“金光集团”是印尼四大华人财团之一，资产最高时达60亿美元。

7岁便离开家乡往印尼谋生的黄奕聪，没有受过系统的华文教育，但十分推崇中华文化，经常对子女进行中华优良传统教育。1955年4月万隆会议期间，他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总理对黄奕聪少小离家，华文根基却很厚实大加赞扬，还建议他送孩子到中国学习中华文化。

1960年，周总理的建议变成事实，黄奕聪把12岁的黄鸿年送到北京读书。黄奕聪的本意是这个孩子太不听话，送到中国去让毛主席管教他。黄鸿年对到中国求学求之不得，他早就想摆脱家庭的约束。

“离家出走”的自由，换来的是事事都要依靠自己。在北京读中学的日子里，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从来不知饥饿的他，认认真真地饿过。但“饿，却愉快着”，因为这段时间，黄鸿年的精神文化生活特别丰富。他对课本不感兴趣，却喜欢社科书籍。他虽然来自海外，但读起毛主席著作来比国内同学更投入，他还订了《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在读红色书籍的同时，黄鸿年还用精心收藏的体育徽章和进口礼品，向别人换来在当时属于“禁书”的中外名著。

回忆这段读书生活，黄鸿年说：“《资本论》奠定了我的思想基础，《红楼梦》为我上了一堂生动的人情世故课，而对我影响最深的一本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报刊、书籍使黄鸿年心中充满了远大的理想。正当他憧憬大学美好的生活时，“文革”爆发了。与那个时代的青年一样，黄鸿年热血沸腾，高举红旗去“造反”，但不久黄鸿年也有了新身份——“黑五类”，被清除出“红卫兵”队伍，且不准到外地大串联。

这突如其来的歧视，对黄鸿年的打击无疑是沉重的。他不甘被列为另类，积极要求入党，当然未能如愿。“上山下乡”高潮来到，尽管他是华侨子弟，属于照顾对象，但他不管不顾，背起行装，同北京的一批知青一道来到山西的一个小山村。

掏大粪、施肥、收割庄稼；缺水，一年到头洗不上澡，解手上茅厕，晚上伴着昏暗的煤油灯，农村生活使黄鸿年体验到什么叫艰苦，但他并不在乎这些，令他沮丧的是，尽管他咬着牙努力表现自己，然而，“海外关系”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

不久，更加绝望的事降临到他身上。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山西体操队一位聪慧漂亮、充满灵气的女孩，这位他“梦中的小仙女”成为他农村艰苦生活中的重要支柱和幸福源泉。

幸福太过短暂，因为“海外关系”的背景，配不上对方的革命干部出身，女方的父母坚决反对，紧接着女方单位的军代表也介入了。“这段恋情前后只有3个月，过后都弄得我3个月不能吃不能睡。”虽然现在可以笑谈这段时光，但当时，黄鸿年只有绝望的份。

歧视，无所不在的歧视，使黄鸿年心灰意冷，他不得不跨过罗湖桥，告别了生活了十多年的祖国。

资本运作的天才

回到印尼后，父亲安排黄鸿年到一家公司工作，并建议他学习打字，学会看懂会计报表，但他兴味索然，他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做这些具体的事，“自己不会，可以让会的人干。”他向父亲表示要领导一家工厂。父亲就试着把家族旗下的一家大钢铁厂让他管理。

黄鸿年毫无管理经验，更无商业经验，要运转一个偌大的企业，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决心迎难而上。他想，我自己不会，但我可以请人，请最好的人。

根据钢铁厂需要直接从日本钢铁商进口原料的情况，黄鸿年用高于市场几倍的价格请了一位日本高级经理帮助自己。这位日本经理果然不负重望，不仅帮助黄鸿年沟通了与日本钢铁商的合作，用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原料，并且巧妙地利用日本的出口信用贷款，可以先把原材料从日本运回来，6个月后再付款，且年息仅5%。这样，黄鸿年可以把以5%的年息购来的原材料转手卖掉套现，再把钱存入年息为50%的印尼银行，稳赚45%的利润。

日本经理给黄鸿年带来了滚滚利润，他的用人之道也被广泛传颂，他的将帅之才也被业界所赏识。

黄鸿年将自己负责的生意发展到顶峰后，自觉对父亲已尽到责任后，便于1980年辞去家族企业职务，来到新加坡发展。这个骨子透着不服输劲头的年轻人，不想倚仗于家族，他理想中的企业王国，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他要在这拼搏中体现自我价值，而新加坡正是他向往的角逐场。

黄鸿年在新加坡的第一次精彩亮相，就是收购台资企业“联合工业”。

收购“联合工业”需要1亿新元，但黄鸿年没有这么多钱，向银行借贷，因为没有抵押物，银行不敢贸然放贷。唯有莫斯科人民银行新加坡分行肯借给钱。因为，几年前黄鸿年在家族企业当总裁时，对该行的一次失误不予追究，“放人家一马”。此次人家知恩图报，在黄鸿年困难时帮了他。这也给黄鸿年上了一堂生动的商业课——不要逼人太甚，该饶人时且饶人。回忆当年在新加坡创业经历，黄鸿年说：“有了这笔贷款后，先不急于收购‘联合工业’，我找了3个银行职员，一个是专开信用票的，一个是专做贷款的，一个是专做信用票和外汇交易结算的，全都能独挡一面。有了这3个人，我也开了家银行，别的生意也做了起来。”很快，黄鸿年不仅还清莫斯科人民银行新加坡分行的贷款，并且有了收购“联合工业”的款项。

黄鸿年在新加坡主持“联合工业”11年，通过炒卖企业、房地产、股票，使该公司资产净增230多倍，成为拥资40亿新元的大型上市公司，被誉为“世界青年狙击手”、“股市金手指”、“过江猛龙”。

从商的黄鸿年没有把经商当作职业，而是把商场当成了战场、角斗场，他喜欢酣畅淋漓的，如同坐过山车般刺激痛快的人生之旅。1990年底，黄鸿年售出所持的“联合工业”的二成股份，保留少量股份和公司副主席职务，于翌年2月转战香港。在香港，他通过一系列企业股份买卖，仅用半年时间就建立起自己的企业总部——中策投资集团公司，出任董事主席兼总裁。

1991年9月，黄鸿年开始把大量资本投向内地，先后斥资30余亿元人民币，与辽宁、山西、福建、浙江等20个省、市的200多家国营企业合资设立近百家股份有限公司。其中，由黄鸿年收购的北京啤酒、烟台啤酒、杭州啤酒、泉州啤酒等8家中外合资啤酒企业组成的中策啤酒集团和杭州橡胶集团在中国500家工业大企业中榜上有名。《新浪财经》这样评价黄鸿年：“他是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和示范效应的民间人物之一，也是中国企业界‘资本运作’的开山导师之一；他开创了外商大规模收购改造中国国企的先河，也是带领中国企业登陆国际资本的先驱……”

2001年，由于黄鸿年家族其他成员经营的“金光集团”遭到债权人逼债，黄鸿年不得不先后转让辽宁、山西、福建等地控制的212家国企的股权；2002年，又售出香港中策集团的控股权，共获利20亿多美元，半数用于替“金光集团”还债，利用余下的资金在新加坡建立了集年集团。

近年来，黄鸿年领导的集年集团雄风再起，旗下的数十家企业遍布新加坡、印尼、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加拿大、韩国……

黄鸿年的中策集团虽然已成为历史，但他创造的“中策”现象却永远留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他没有读过大学，却是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的兼职教授。他现在仍是烟台、杭州、宁波等市的经济顾问，杭州、烟台、佛山、宁波等市的荣誉市民。经济界许多人士都相信将来总有一天，黄鸿年会重新活跃在中国经济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