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17日，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隆重举行了《连士升文集》出版发布会，会上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教授、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王明舟教授分别致辞，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许福吉教授、悉尼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郜元宝教授也分别作了演讲，连士升青少年文学基金发起人、连士升的儿子连亮思医生介绍了连士升生平的纪录片《长河落日圆》，之后作现场放映。最后举行《连士升文集》新书揭幕仪式，并向北京大学图书馆赠送了《连士升文集》共五卷二十三本。
90岁高龄的连士升夫人罗梅女士及连士升亲属也出席了发布会。
连士升是新马文坛上声誉卓著的文学家、报人、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南洋文学界领袖之一，享有“南洋鲁迅”的称号。他为中国和新加坡两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一位杰出的文化使者。
1907年5月24日，连士升出生于福建省福安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别号子云。1926年转往福州的英华斋学校读高中，由于成绩优异，1927年被保送到燕京大学（1951年并入北京大学）深造，攻读经济学，1931年从燕京大学毕业，在北京图书馆和政治学会图书馆钻研学问和写作，获得了经济学硕士。
连士升进入燕京大学后并参与新文化运动，曾为早期的中共党员，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在校期间认识了国学大师顾颉刚，积极投稿《食货》半月刊。1931年开始为京沪知名报纸杂志如《东方杂志》、《大公报》、《申报》等撰写文章。1935年连续在社会及经济史刊物《食货》半月刊上发表论文，翻译西洋经济史文献。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连士升举家到香港避难。他一方面继续完成在北平翻译未完的哈佛大学格拉斯教授的《工业史》，另一方面担任国际通讯社编辑，兼任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并从事经济史学的翻译工作。
1940年连士升继续翻译西方分析世局的论文及撰写评论，并在这一年与罗梅女士在香港举行婚礼，文学家许地山（落花生）为证婚人。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港九陷敌，他携眷乘难民船赴安南居住，在一所华侨小学任校长，课余仍从事西方经济史的翻译工作。之后几经辗转，跋涉于澳门、越南，在越南期间，他翻译了剑桥大学克拉判教授的《现代法德经济史》及《近代英国经济史》。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西贡《远东日报》聘连士升为主笔。其间他还先后经过老挝、柬埔寨、泰国、菲律宾等，了解华侨的情况。1949年他举家定居新加坡，受聘为《南洋商报》主笔、编辑，他出的第一本书是《祖国纪行》，1948年由《南洋商报》印行，1950年《南洋商报》一口气为他出版了四本欧洲之行的采访记录之《塞纳河两岸》、《地中海之滨》、《大西洋一角》及《印度洋舟中》，1951-1963年之间，他共有六本散文集面世，都是情文并茂，挥洒自如的作品，后来陆续推出八本信札集，以《海滨寄简》为总名，风行一时，影响深远，为他日后在《南洋商报》的领导地位、文学地位奠下基础。
1957年以后，连士升在新马积极推动文化事业，影响力与日俱增，他曾任南洋学会理事、南洋学会副主席、中国学会副会长、南洋大学及新加坡大学董事、新加坡写作人协会发起人兼顾问、新加坡政府公共委员会委员等，栽培了不少作家、新闻工作者，潜移默化影响了新马许多的青少年。1963年连士升荣获新加坡元首颁赠公共服务纪念勋章，以表扬他在这方面的贡献。1965年他见证新加坡独立建国，并在接下来的两年内出版《甘地传》、《尼赫鲁传》、《泰戈尔传》、《海滨寄简》八大册。1969年出任《南洋商报》的总编辑，撰写了许多精辟见解的社论文章。1971年，他抱病写作直至1973年去世。
《连士升文集》内容丰富多彩，包括了他生平撰写的大部分游记、散文、信札、翻译、传记等，影响广大青年的“心灵鸡汤”———《海滨寄简》、《给新青年》和耗时15年写成的《甘地传》、《尼赫鲁传》、《泰戈尔传》、《西方英雄谱》等四大传记以及《郁达夫纪念集》、《闲人杂记》、《南行集》、《祖国纪行》、《回首四十年》、《欧洲纪行》、《伍连德自传节译本序》、《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方法与资料》等书籍也全部收齐。其中八本《海滨寄简》是海滨谈人生、书简藏智慧，为连士升毕生呕心沥血之作，情真意挚，感人肺腑，可媲美中国经典家书散文，是他用情最深的散文创作。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许福吉博士指出：《海滨寄简》始于1957年正月，一直写到1972年9月，共380多篇，这些书信体散文的创作之所以能够影响那么久远，成为经典散文，主要是他不断思索人生与高韬知性的述说，把生活、人生、文化、美学等观念投射成智慧节奏与生命情调。他以理性为主，感性为辅，将儒家的理性美学与老庄的潇洒坦荡，结合得十分完美。他的作品精神高尚，境界高雅悠远，是一种人生理念的完美追求。此外，连士升的游记、传记如：《甘地传》、《尼赫鲁传》、《泰戈尔传》、《西方英雄谱》等作品，或说理道情、或议论世态、或引经据典、或评头论足，均体现出他态度真诚，情感强烈却不乏皆知，意境中和而不失俊逸。他学贯中西，学问渊博，中西学养丰厚，加上他丰富的人生历练，在写文章时评人中允，议事周圆，文章中有不少治学的方法和做人的准则，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所在，即使到了今天，仍可以为后人学习效仿。
悉尼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郜元宝博士说：连士升散文创作另一个值得注意之点，是他的全部散文创作中，八部书信体散文占三分之一强。其中，有同辈互相印证治学甘苦和人生经验，更多针对青年读者而发。在写给青年人的书信中，连士升设身处地、苦口婆心、循循善诱。现代作家大多喜欢采用书信这一传统体裁，很少像他这样有意为之、持之以恒。其言辞之恳切，经营之用心，大概只有《傅雷家书》可以与之媲美。从连士升的作品中，可以深刻感受到他沉着、理性、超功利、喜欢怀旧的气质。他一方面展现古典色彩，一方面系念故国乡土，同时又中西文化结合，具备高度的文化自觉：既讲究纯艺术和纯文学的自由主义，认同西方现代人文精神，又不放弃民族历史和文化情怀。他关心政治、热爱国家，对社会的不平现象深恶痛绝，坚持正义，嫉恶如仇。
2008年9月，在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的连士升铜像揭幕典礼上，刘太格在演讲中对连士升作如下赞美：“连士升是我们大众的，他的书信，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他教导我们，事无大小，都要抓准观念，对任何事都要有正确的立场。生活的每一个阶段，都应该在思考，‘我们在做什么？’‘认识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应该做什么？’连士升尤其是青少年的导师。他注重文化、教育事业。对当时英殖民地、新加坡建国初期的时候，起的作用特别大。”连士升认为青年是未来的希望。他关心青年，循循善诱，激励上进，对青年品性的陶冶，影响极为深远，他本身以身作则，因此在南洋成为当时青年的导师、楷模。
在连士升文集发布会上，刘伟副校长在致词中深情地说：“今天我们欢聚在这里，共享一个丰硕的成果，那就是北大出版社出版的《连士升文集》。他一生孜孜矻矻，笔耕不辍，为时代呼唤，为民众呼唤，宣扬理性精神，传承民族文化，做出了自己应有的历史贡献。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套文集，是对燕园游子的告慰，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王明舟社长在致词中指出：连士升以坚持不懈的努力与毅力办报纸、写文章，弘扬正气，鞭挞丑恶，启发民智，呼唤文明，以长达半个世纪的笔耕，为我们民族的文化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有诗人的激情，有学者的冷峻，有媒体人的敏感和迅捷，又有观察家的深邃和明断。现在阅读连士升的文章，都会被激动、被感染、被折服。他的著作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在燕园出版，作为北大出版人，我们深感荣幸，深感自豪。
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连士升文学基金会”主席许福吉博士从“秋水积淀、高峰藏智”演讲中论述连士升在新马人心中的精神价值。在论述南洋先贤连士升的文化贡献时他说：一个国家的文化特色的轮廓是由历史、文化、伟人的点点滴滴串起来的。新加坡国家文化特色的轮廓，现在还在描绘中。连士升过去的贡献，是其中几个描绘点之一，他是现代文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者。连士升是坚持理念的文化人、作家，他择善而执著地散播着人间的光明，在惊鸿一瞥中，谱写人生的美妙乐章。因为《连士升文集》的经典再现，他的散文将绵延世泽，经典永存，不断在文学的长河中薪火相传。
《连士升文集》在北京大学出版，是第一次把连士升的文学成就带回到他的祖国，带回到他青年时期浸濡熏陶10年的蓝园，其中的意义更为重大。除了促进文化交流，鼓励更多全球青年参与华文文学的学习与创作，还可让国内读者有机会重新阅读连士升的作品，借此进一步发扬他的爱国主义精神，自强不息，诲人不倦，笔耕不休的祟高品质。连士升一生致力于文化传播，将中华文化光大于东南亚。《连士升文集》就是一个生动的记录，它记录了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和连士升先生不变的追求，寄托了连士升先生的理想和信念。连士升先生是沟通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先行者之一，在全球化的新时代，连士升先生的精神将被赋予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