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气”的项南

我和项南初次见面是在1946年10月的涟水保卫战前线，距今已有52年。上海解放后，项南任青年团安徽省委书记、青年团华东工委第二书记，我在华东海军，时常来往。20世纪50年代，我们又先后调到北京工作。1988年我离休，项南也从福建省委第一书记任上退下来，我们两家仅隔着一条马路，走动更加频繁。项南是一个“小气”的人，关于他“小气”的事儿有很多：他在中顾委时期用的名片依旧是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时没用完的，只不过给别人时将上面的有关事项用笔重新写上去而已；项南的床是用30多块长短不一的木板拼合而成的……然而，项南最“小气”的地方，应该是他的“吃饭”与“出行”。

项南特别反对大吃大喝，在家宴上也不例外。有一次他来我家，我只简简单单炒了两三个菜。他看到有一道“烧豆腐丝”（千层豆腐），心情非常好，吃到最后余兴未尽，端起盘子喝菜汤。我说：“汤就别喝了吧？”他说：“你可不知道，我这是跟外国领导人学来的。”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一次出访联邦德国，被当时的德国总理科尔请到家里共进早餐。虽然是接待贵宾，但是餐桌上摆放的除了佐餐的面包、果酱、黄油之外，主菜只有牛排和半生熟的煎鸡蛋，和德国民众的早餐没有任何区别。当科尔吃完了煎蛋之后，一些蛋黄留在盘子上，科尔就撕了块面包擦着吃，但还是擦不干净。科尔大概觉得太可惜了，拿起盘子舔了个干净，丝毫不顾及自己的身份和面前的中国贵宾。说到这里，项南感慨地说：“吃喝风一定要刹住，不然害国害民啊！”

项南在团中央、农机部工作的时候，虽是领导还一直骑自行车上下班。他不光自己骑，还鼓励别人骑。在福建期间，项南下乡调研，只用一辆面包车，他自己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一同坐在里面。项南说这么做“既节省车和汽油，又便于商量事儿，还热闹”。在担任中顾委委员期间，有一次他去一个贫困县考察，当地领导来了二三十辆小车迎接。项南非常不满，他当即让有关同志合坐一辆面包车，其余的车辆均不准随行。

凡是自己的私事，项南总是能坐公共汽车就坐公共汽车，而且一上车，就和乘客、售票员谈个没完。项南不光对自己严格，对家人的要求更加严格。记得当时项南的小女儿项小米在北京生了小孩，到当时还在福建工作的父母身边度产假。得到女儿到达的消息，项南让梁秘书去接站，但因为是私事，不让用公车。结果，梁秘书骑着自行车去接站，到站后把项小米和刚满月的孩子送上公共汽车，自己把行李放到车架上驮了回来。

回到北京后，项南每隔一天就要到中南海去看文件。当时他的大女儿项小青和父母一起住在万寿路。万寿路离公共汽车站很远，想要乘公共汽车需要走很长一段距离。小青总是想搭一段车，但总是被项南拒绝。一次，小青趁项南还没出门，抢先坐上了车。项南看到后，就当着梁秘书和司机的面让小青下车。小青忍不住说：“既不绕路，又不多浪费一滴汽油，这里又不靠公共汽车站，为什么我不能搭车？”项南说：“这是国家配给我办公用的，你是私事，就是不能坐！”小青不服气地问：“梁秘书怎么能坐？”项南声色俱厉地回答说：“梁秘书是工作需要，你就是不行，快给我下车！”结果硬是把小青赶了下去。到了晚上，项南又耐心地做小青的思想工作，直到女儿没意见了，这件事才告平息。

记得项南离开福建5年后，有一次搞调研，偕夫人汪志馨大姐一起去了晋江。项南原本不愿意让当地知道，但还是“走漏了风声”。当老两口一迈进晋江时，家家户户都放起了鞭炮——这表达了晋江人民对老两口的爱戴与祝福。老两口非常感动，但还是停止了脚步，转身退了回去。

项南是一个“小气”的人，但是，这种“小气”却是项南工作、生活的真实写照，因为这些小事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项南为民奋斗的一生，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摘自2008年第12期《纵横》，徐平口述，贾晓明整理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