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交给沈醉等人的任务

1959年4月底，全国政协第三届一次会议闭幕的当天，担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总理在全国政协举办的茶话会上提出了创办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倡议。因为当时在座的大多数都是年过花甲的非中共人士。周总理让大家把亲身经历的史料留下来，传给后人。他说：“在座的都经历了四个朝代：清代、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前，自清末戊戌变法以来的史料很值得收集。时间过得很快，如果不抓紧，有些史料就收集不到了……”周总理还一再强调说：“新的东西总是在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隔断历史……”周总理的这一倡议，得到了与会委员的热烈支持。1959年7月20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正式成立。历史学家范文澜为委员会主任，申伯纯为副主任，负责具体事务，主要是征集、研究、编辑出版文史资料。

1961年3月1日，周总理亲自安排了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溥仪、郑庭笈、周振强、杨伯涛等第一批特赦人员到文史委员会任文史专员；第二年又安排我父亲沈醉和李以劻、范汉杰、董益三等到那里工作。他们工作的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写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二是阅读、审核其他人写的、而他们又了解情况的稿件。这项工作给了他们一个发挥余热的舞台，对他们而言真可谓是人尽其才，适得其所。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周总理会考虑得如此周到，对他们会如此的关心、爱护。几乎所有的文史专员都对这项工作非常满意，对周总理及党和政府感激不已，都决心努力工作，不辜负周总理对他们的关爱。

我父亲沈醉曾告诉我，写文史资料是周总理交给他的任务。他说，1961年大年初七上午，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罗瑞卿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前两批特赦战犯时，周总理对他讲：你在军统那么多年，跟在戴笠身边那么久，你把军统的种种内幕如实地写出来，不论是你自己干过的，或是看到和听到的那些阻碍革命、屠杀革命人士等等见不得人的东西，都揭露出来，让后人知道革命的艰难和反革命的残暴，使大家懂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是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艰苦奋斗几十年，牺牲多少人才换来今天的红色江山。你如实地把这些写出来，这就对后人起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是做了对人民有益的工作。写这些东西一定要真实，不要有顾虑，过去没有交代的，现在写出来，也等于补充交代，政府不会追究；同时也不要害怕，不要避讳，知道什么就写什么……

陈毅副总理也在一旁叮嘱说：写历史资料，要求真实，不求全面，知道一点写一点。不能像写小说一样，可以由自己创作出来，更不能把道听途说的东西也写上去，一定要写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的真实史料……

家父把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指示和教诲都铭记在心，并付诸行动。他很快就写好了《我所知道的戴笠》，并在公安部的群众出版社作为内部刊物出版了。1962年，周总理再次接见他们时，对家父说：“你写的那本书，害得我看了整整一个晚上没睡觉。主要是你讲了真话，吸引了我。”周总理还告诉家父说，他以前对戴笠的情况也了解一些，但还是有好多事情连接不上。看了我父亲写的东西后，他才恍然大悟……

                                    (小冬摘自2009第8期《纵横》、作者沈美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