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太守足风流

黄文山

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五月，清廷下诏，福宁知府李拔调任福州知府。当时闽东交通十分不便，由福宁府署所在的霞浦到福州走旱路一般需要六七天，而朝廷诏书催得急，来不及等到接任者，是日一早，李拔便带着家人起轿上路。但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李拔的轿子才出府衙，街巷上早已聚集了大批民众，大家拦在轿前，异口同声不让李拔走。甚至还有人跪地高呼：“李大人不要走，福宁百姓需要您！”李拔一时左右为难。

由福宁府调任福州府，这在官场上被看成是擢升。因为福州为八闽首府，地位殊重，向来有“福郡地大而事繁，古常选用重人”的说法。的确，自宋以降，福州历任知府（知州）中，彪炳史册者如蔡襄、程师孟、曾巩、梁克家、赵汝愚、辛弃疾、真德秀、黄裳等人，皆为当时朝廷重望。乾隆时期的福州知府李拔也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一位。

而福州百姓早就知道李拔清名，正翘首以待。听闻李拔被福宁挽留，士绅们纷纷涌向总督衙门请愿，闽浙总督杨廷璋连忙做出相应处置，声称：福州不可一日无守。让李拔遵诏即日到任。

李拔

因秦汉之时，一郡主官称太守。魏晋以后，郡守官职名称虽有变更，但百姓仍习惯叫太守。福州、福宁两郡争守，一时传为乾隆朝佳话。

李拔是四川犍为人，其高祖为当地大儒，明亡，以身殉国。受此牵连，李拔的祖父、父亲一辈子不能出来做官。一直到清中叶，乾隆皇帝为明代守节臣民平反，时年39岁的李拔才得以考中进士，踏入仕途。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二月，李拔由湖北汉阳府同知调任福建福宁知府。山一程，水一程，经过数月长途跋涉，风尘仆仆的李拔来到濒临浩瀚东海的福宁府城。映入眼帘的第一幕，就是一道破败将颓的城墙。尽管一周前，他到督署报到时，总督杨廷璋已将福宁的有关情况作了介绍。但进城后出现在面前的景象，比他预想的还要糟糕：街巷冷清，市面萧条；路上不少行人衣衫褴褛，面带饥色。到了府衙，一干属吏前来觐见，言谈中都流露出悲观的情绪。李拔出仕后一直在湖北江汉平原做官，那里是富庶的鱼米之乡，官府财税充足，百姓生活安宁。而眼前的福宁府，可以说民生凋敝，府库匮乏，百端待举。

李拔不顾车马劳顿，亲自到各地巡查，经过一番明察暗访，他很快就掌握了郡情，并立即做出应对举措。首先，是修筑城墙。其时，闽东海盗猖獗，呼啸来去，百姓深受其害。要保一方平安，稳定民心，一座坚固的城墙至关重要。为筹措修墙资金，他带头捐出二百两银子，衙署官吏和福宁富绅也纷纷响应。在不花国家库银，不加重百姓负担的情况下，很快就修好了历经百年风雨行将废圮的福宁城墙。此举也提振了福宁军民建设和保卫家园的信心。

当时，福宁长溪河三坝崩塌，水患频发，百姓苦不堪言。他拨出专款，组织民众重修三坝，使得水旱从人，百姓安居。《福宁府志》中有关李拔整修的水利设施点，有明确文字记载的不下几十处，如：月池，在南门外，郡守李拔饬县重修。杨家溪，在县五、六都，二十四年，郡守李拔饬县修复；李拔有诗云：“济川伟业本无方，远作樯帆近作梁。溪小不堪容鼓屉，聊成碇步代舟航。”福鼎夹城溪，乾隆二十四年夏间大水，堤复被冲如平地。郡守李拔因公至邑，亲临阅视，见状大惊：“无此堤无鼎邑也！奈何忽之。”檄饬县令吴寿平、胡建伟督率士民，先生增修，以资保障。福安有东湖，李拔莅任，建议大兴水利。他亲临周视，写了《请修东湖议》：宁郡山高海深，水泉流注，随在可资灌溉，此其善也。然地之高下不一，天之雨晴不齐。晴多则洋田皆槁，雨多则山田鲜固。必多设塘堰沟洫，以资蓄泄，斯为有备而无患焉。

在短短的一年三个月里，李拔的足迹遍及福宁全境，所到之处，大都留下诗文题刻，人称遍山石。在他的这些诗文中，涉及的水利点就有霞浦江、砚江、倒流溪等30余处。

福宁濒海，李拔见许多百姓以捕鱼为生，收入微薄，生活困苦。一到严寒的冬季，百姓仅着单衣，甚至有的家庭丁口较多，衣不蔽体。往北边购棉、丝，富人尚且力不从心，更何况寻常百姓家。他想到老家四川的桑蚕业十分发达，养桑蚕还是一条致富之路。而福宁的气候也适合桑树生长。但怎样让老百姓接受他的建议呢？于是，他在府衙的后园中移种桑树，并亲自养蚕。太守的亲身示范，引发了周边民众的兴趣，许多人特地到府衙后园，看李拔著草履短褐如同一位老农般在园里弯腰劳作，于是都跟着种桑养蚕缫丝。仅仅过了几个月，“良丝厚茧，俱有成效”。一时远近商贩纷纷前来收购。养蚕成功后，他将从四川采购来的蚕种和缫丝工具分发福宁各县，大力推广。他还写了《蚕桑说》，教授人们养蚕技巧。方志载：“闽知养蚕，实自李拔始，功尤伟矣。”

除养蚕外，李拔还著有《种树说》《种棉说》等，呈报上方，希望将四川、湖北的养殖经验在闽地推广实行。针对福宁山多田少的情况，他还写出调查报告：“查有包稻一种，闽中名为番豆。种植不难，收获亦易。中斜坡陡山，但得薄土即可播种。夏间成熟，取以为米、为面、为酒，无所不可。皮壳喂猪，猪皆肥脆，适用甚多。”李拔说的包稻就是玉米，通过广种副食，推广玉米以解决百姓的温饱，稳定一方民心。

福宁山多路隘，一些偏远的乡村因缴纳税粮运送困难，朝廷同意将税粮折合成钱票缴纳。有的收税官员借机拉高损耗额度，盘剥乡民，从中谋取私利。李拔发现后立即予以制止，并规范了耗损定额。

福宁郡是福建重要的产盐地，盐、茶均属于官营。但由于官府管理松懈，致使大批私盐贩子乘虚而入，私盐买卖猖獗，还引发官商勾结的腐败现象。李拔经过调研，决定在东冲口设卡派兵丁驻守。东冲口是盐贩走私的必经之地。此举彻底截断了私盐之路。为防止兵丁借机敲诈勒索过往客商，李拔同时又制定了哨卡管理条例，百姓拍手称快。

李拔将治民之法，概括为养和教二字。他曾这样写道：“治世何术？曰养，曰教。教养何道，曰农桑水利，曰诗书礼乐。”李拔自曾祖父起，属教育世家。所以他每到一地为官，特别重视振兴书院。他上任伊始，就带着僚属视察福宁府学，聘请教师，修缮校舍，并亲自撰写重修学宫记。他规定，担任书院教师者必须经过考试。《宁郡五县书院延师课出议》：“一日不学，此生可惜；人生百年，会有穷期。”就是他拟出的考试题。府城内还有一所民办的蓝田书院，应山长邀请，李拔常常于公务之余亲自前往为诸生讲学。

李拔上任后发现福宁府志常年未修，他决定重修，并担任总纂。不到一年，府志初稿完成，但这时他接到了调任福州知府的诏令，于是将府志书稿带到福州继续完成。

李拔曾这样说自己：“某。西蜀庸才，起自田间，于民生利病之源，知之甚悉。”正因为他来自民间，对百姓民生和痛苦十分了解，所以为官一任，总是想着怎样为百姓解除困厄，改善民生。李拔在其《福宁府五县志叙》中写道：“考之往昔，都城无过百雉，公侯乃封百里。今之令长，即古之列侯，任大责重。”自感为官一任，责任重大。若心中没有装着百姓，将一府之地当作自己的家，一府之民当作自己的亲人，就做不好知府。为此，他在府衙二堂上撰联；“有己求人，无己非人，责任必先责己；天视民视，天听民听，欺民即是欺天。”

李拔素有雅兴，自称“平生最喜登临，遇高山辄动仰止之思，所在多屐齿迹。”这些屐齿迹，而今仍以诗文和摩崖题刻留于后世，足见一位文章太守的风采。

李拔去世后，岳麓书院山长为其墓志铭撰联：“泽传东南深得民情爱戴；学宗濂洛直探道统渊源。”概括了他勤政为民、兴文重学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