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威：其风可师 其政惠民

宋志坚

郭威：我才是黄袍加身第一人。

郭威是五代时期后周的创立者，史称后周太祖。他当皇帝的时间，从广顺元年（951年）正月，到显德元年（954年）初春，不过三年有余，却颇有可圈可点之处。郭威之政，使安史之乱直到五代北周立国长达一百六七十年的混乱局面始现转机；郭威之风，也直接影响了他的继承人北周世宗郭荣以至宋太祖赵匡胤。北宋宰相薛居正评说郭威：“虽享国之非长，亦开基之有裕矣。”

黄旗加身

人们大多知道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事，却未必知道之前有过郭威黄旗加身。而且，郭威的黄旗加身，很可能是赵匡胤黄袍加身的滥觞。因为，赵匡胤是郭威及其继承人郭荣的得力干将。

郭威18岁应募入伍，血气方刚，颇有正义感，曾为地方除掉一霸。那个飞扬跋扈的恶霸是个屠夫，郭威除霸的情节颇像《水浒传》中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施耐庵写的那一幕很可能就取材于郭威除霸。

947年，刘知远称帝，建立后汉。郭威有功，成为统帅全军的将领，位至宰相。刘知远驾崩后，他奉新帝刘承祐之命，平定河中李守贞、永兴赵思绾、凤翔王景崇之乱，使后汉政权转危为安。接着，移师北伐，大败契丹。按理说，他对后汉有不世之功。但是，越是没有能耐的帝王，越有奇特的心态：既要依赖大臣立功，又怕他们功高震主。刘承祐就是这种角色。他与外戚李业密谋杀害在朝辅佐他的杨邠、史弘肇、王章，又密令郭崇诛杀在外带兵的郭威等，逼得郭威起兵“清君侧”。

按照孟子称武王伐纣为“诛独夫纣”而非“弑君”的逻辑，郭威起兵有其正当性。但儒家的正统观念，大多仍视这种起兵为“谋逆”、“弑君”。对此，郭威采用了一些谋略，一是伪作诏书，宣称刘承祐令郭威诛杀诸将，群情因而激愤，推举郭威起兵讨伐，以“清君侧”；二是请李太后临朝听政，“迎立”武宁节度刘赟为帝又使人暗杀刘赟；其三是澶州兵变，黄旗加身：“郭威渡河，馆于澶州。癸丑旦，将发，将士数千人忽大噪，威命闭门，将士逾垣登屋而入曰：‘天子须侍中自为之，将士已与刘氏为仇，不可立也！’或裂黄旗以被威体，共扶抱之，呼万岁震地，因拥威南行。”（《资治通鉴·后汉纪四》）说这是将士们的自发行为。

对于天下百姓来说，所谓“英雄不问出处”,皇帝姓什么与他们没有多大的关系，关键是当了皇帝之后，是否能让他们安居乐业。   

登基亮相

郭威最后是由后汉太后下诰，授予监国符宝登上皇帝位的。国号后周。

郭威即位后，至少有这样几条，可以称之为“仁”。

一是为杨邠、史弘肇、王章等平反昭雪。与郭威一样，这几位都是刘知远的顾命大臣。郭威即位后，追赠他们官衔，并由官府出面为他们收敛安葬，寻访他们散落于民间幸免于难的子孙，按德才依次录用。因为杨邠、史弘肇、王章以及他们的家人族人死得太冤，郭威此举，很得人心。

二是对于后唐庄宗李存勖、明宗李嗣源、后晋高祖石敬瑭，尤其是后汉高祖刘知远的陵墓之守护规格与户数一概如旧。这是一个信号，意味着前后传承之间不翻烧饼，避免改朝换代之后往往出现的大规模杀戮。

三是“凡仓场、库务掌纳官吏，无得收斗余、称耗；旧所进羡余物，悉罢之”。此中包含两层意思：“斗余”与“称耗”是有关官吏在斗与秤上巧立名目的额外苛敛。“无得收斗余、称耗”，就是对于这种恶政发布禁令。此处说的“羡余”，始于唐德宗时代，这是藩镇用加重税收、克扣俸禄、贩卖商品（即如今所说的当官倒）等方式敛财中饱私囊后的剩余部分。到郭威立国时，已沿袭170多年。郭威全部罢免之，堵塞藩镇以“进羡余物”谋取官衔，扩大权力的路径，也是一种自我约束。

四是废除苛法。唐末以来多有窃盗，官府常把原有法律丢在一边，另行严刑苛法，动不动就定人死罪以至灭族。郭威深知其害，即位之后，“首革其弊”。

倡行俭约

郭威的俭约，不是登基亮相之时做做样子的。他曾对大臣王峻说：“朕起於寒微，备尝艰苦，遭时丧乱，一旦为帝王，岂敢厚自奉养以病下民乎！”这话可以解读为两层意思，一是不敢人阔脸变，二是不敢损民奉己。他命令王峻清理四方贡献的珍美食物，下诏“悉罢之”。诏书中说的“所奉止於朕躬，所损被於庶”，正是“厚自奉养以病下民”的另一种表述。这是从大处说的；从小处说，将这些珍美之物“积於有司之中”,也是暴殄天物。郭威还将后汉宫中数十件珠宝玉器全部清出，“碎之於庭”，说：“凡为帝王，安用此物！闻汉隐帝日与嬖宠於禁中嬉戏，珍玩不离侧，兹事不远，宜以为鉴。”他要身边的人与他一起以后汉隐帝刘承祐为鉴，切忌玩物丧志，并且告诫左右，“自今珍华悦目之物，无得入宫”。

官场中人想巴结上司，常巧立名目，花样很多。郭威悉罢进贡“羡余”，悉罢贡献“珍美食物”，禁止“珍华悦目之物”入宫，却又冒出一位“献买宴绢千匹，银五百两”的前节度使。郭威拒绝了。他说：“诸侯入觐，天子宜有宴犒，岂待买邪！”为了防止还有什么人搞新花样，他又加上一句：“自今如此比者，皆不受。”也就是说，今后一概以此类推,照此办理了。

郭威也严格约束自己的亲近故旧。莱州刺史叶仁鲁，是郭威的“故吏”，贪污绢帛一万五千匹、钱一千缗。郭威没有因为他是“故吏”而法外开恩，依法赐死。他遣中使赐叶仁鲁酒食说：“汝自抵国法，吾无如之何！当存恤汝母。”

郭威自身行正，其言也因此而掷地有声。他离世的那年正月，军中有“流言”，说郊祀的赏赐薄于后唐明宗李嗣源。因为安史之乱后直至五代有不少军队哗变，往往始于此类“流言”，病中的郭威很敏感，召集诸将并责备：“纵凶徒腾口，不顾人主之勤俭，察国之贫乏，又不思己有何功而受赏，惟知怨望，于汝辈安乎！”因为他自即位以来，确实“恶衣菲食，专以赡军为念”,诸将有目共睹，故“皆惶恐谢罪，退，索不逞者戮之，流言乃息”。

郭威临终前的遗嘱，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丧事从简。他曾多次告诫他的继承人郭荣，这些话可以归纳为三条：一是薄葬。“衣以纸衣，敛以瓦棺”，墓中以砖代石，“勿修下宫……勿作石羊、虎、人、马”。如此清晰而又坚定的理念，源于他的亲眼所见。“昔吾西征，见唐十八陵无不发掘者，此无他，惟多藏金玉故也。”唐十八陵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的合葬墓昭陵，占地200平方公里，是中国规模最大、陪葬墓最多的帝陵。这样的陵墓，要招募多少人力，花费多少财力？当然，这非李世民本人之所为，故郭威交代郭荣，在他的陵墓前立一石碑，刻上“周天子平生好俭约，遗令用纸衣、瓦棺，嗣天子不敢违也”；二是速葬，“勿久留宫中”。道理也一样，留在宫中的时间越长，耗费国力越大；三是减少扰民。营造陵墓的工匠役徒都由官府出钱雇佣，“勿以烦民”，招募靠近陵墓的百姓守墓，免除他们的各种徭役。郭威还特地交代郭荣，对他的这些遗嘱不能打任何折扣，说“汝或吾违，吾不福汝”。

薛居正称郭威“勤俭之美，终始可称”，说得相当到位。

去弊惠民

郭威执政的三四年中，心中常怀“下民”。放开牛皮之禁和悉罢营田之务，就是两个突出的事例。

先说放开牛皮之禁。

唐末五代的牛皮，对于政府、军队和平民百姓有什么重要作用，虽然弄不清楚，但从相关规定看，牛皮绝不是一般的物资。那个时候，牛皮是禁止民间私自买卖的，甚至不得私自动用，都得送入官府，由官府给予适当补偿。后唐明宗李嗣源时，有关部门给予的补偿是食盐，后晋高祖石敬瑭时，官府只取不予，连盐都不给。后汉则有法律规定，凡有私自动用一寸牛皮的，处以死刑。出自民间的牛皮，民间不能使用，这种规定或法律，本身就相当不合情理，而平民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又不能没有牛皮，于是怨声载道，乃至铤而走险，酿成悲剧冤魂。郭威“素知其弊”,登基之后，听取宰相李榖的建议将官府所需之牛皮“均于田亩”,而使公私两便。具体的做法，在他的敕令中写得明白：“约每岁民间所输牛皮，三分减二；计田十顷，税取一皮，馀听民自用及卖买，惟禁卖于敌国。”如此，既保证了国家、军队和民间的需要，又杜绝了对平民百姓的无理限止与无偿剥夺。至于“惟禁卖于敌国”，则完全通情达理。郭威革除“兴兵以来”的此项弊政，于国于民都大为有益。

再说悉罢营田之务。

大概也从唐末开始，军队在中原而不是边疆设置营田（屯田）耕种空旷之地，又招募富户经营并向他们课税。这种营田直接由户部专门设置有关部门总领，不属州县，州县不能追究过问，奸邪之徒则得以上下其手从中获利。后梁太祖朱温则在进击淮南之时，抢得耕牛数以千万计，租给东南各州农民，每年收取牛租。以至成为惯例，几十年后牛早已死去而牛租不免，诸如此类，都使农民深受其苦。郭威“素知其弊”，正好有“知青州”（青州知府）张凝上书请罢营田，宰相李榖也赞同此请，于是敕令：“悉罢户部营田务，以其民隶州县；其田、庐、牛、农器，并赐见佃者为永业，悉除租牛课。”因为“以其民隶州县”，便于地方管理；因为“田、庐、牛、农器，并赐见佃者为永业，悉除租牛课”，百姓有恒产而有恒心，“始敢葺屋植木，获地利数倍”。仅此一年，户部统计全国增加3万多户。有人对郭威说：“营田有肥饶者，不若鬻之，可得钱数十万缗以资国。”郭威说：“利在于民，犹在国也，朕用此钱何为！”

五代更替，十国相伴，时局始终错综复杂。郭威以周代汉之后，其外部环境并非十分乐观。刘崇的北汉想借助契丹为后汉复仇，李璟的南唐想利用契丹与后周争锋。这就是郭威在放开牛皮的敕令所说的“敌国”。但郭威从未把“敌国”之民视之为“敌”。恰恰相反，“敌国”之民，在他的心中也同样是民。

淮河之南是南唐，淮河之北是后周，只有一水之隔。广顺元年四月，滨淮州镇上奏：“淮南饥民过淮籴谷，未敢禁止。”他们多少了解郭威的意向，只想使已然的“未敢禁止”得到确认。郭威诏曰：“彼之生民，与此何异，宜令州县津铺无得禁止。”广顺三年七月，南唐大旱，井水干涸，淮河已可涉水而过。南唐灾民渡淮而北者接连不断，濠州、寿州发兵阻拦，南唐灾民仍与士兵争斗北上。郭威听闻后说：“彼我之民一也，听籴米过淮。”南唐也有乘机筑仓“多籴以供军”的，于是又下诏说：“唐民以人畜负米者听之，以舟车运载者勿予。”

郭威心中有民，声名远播。南唐草泽之士邵棠说：“近游淮上，闻周主恭俭，增修德政。”他担心北周有南征之志，希望李璟“宜为之备”。南唐的言事者依然在献攻取中原之策，中书舍人韩熙载说：“郭氏有国虽浅，为治已固，我兵轻动，必有害无益。”

故薛居正评说郭威：“期月而弊政皆除，逾岁而群情大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