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眼中仍被当作“敲门砖”的孔子

宋志坚

孔圣人的神话，在晚清时期已经破灭，原先“拚命尊孔的政府和官僚先就动摇起来”，而上个世纪初期，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孔子以及儒家学说冲击最为猛烈。鲁迅无疑曾经相当激烈地批判过孔子与儒家学说。他的《狂人日记》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第一声春雷”。他的《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以及发表于《新青年》杂志的系列随感录，大都写于那个年代。但批判孔子以及儒家学说的，绝非鲁迅一人。参加“新文化运动”的诸公，大致都在此列。鲁迅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写于1935年，最初发表于日本《改造》月刊1935年六月号。原先反孔的，此时改弦易辙的已不乏其人。他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写那么一篇文章，而且标上那样一个标题？我想，原因只有一个，无论是孔圣人的神话之破灭，还是孔家店受到猛烈的冲击，都不意味着尊孔祭孔的闹剧已经终结。直到鲁迅写下这篇文章的1935年，在现代中国，都仍然有权势者或想当权势者的人们把孔夫子当做“敲门砖”，上演着尊孔祭孔的闹剧。鲁迅这篇文章题为“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其实说的就是现代中国将孔夫子当做“敲门砖”的人们，或者叫做“孔夫子在现代中国”。他的这篇文章最初发表的中译文的题目就是这样标的。

在这些现代中国的权势者中，想把孔夫子当做“敲门砖”的，开风气之先的当数袁世凯。鲁迅在文章中明明白白地写着：

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从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门终于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了。

鲁迅在《从胡须说到牙齿》一文中，也曾说起过袁世凯时期的祭孔。他说：“袁世凯也如一切儒者一样，最主张尊孔。做了离奇的古衣冠，盛行祭孔的时候，大概是要做皇帝以前的一两年。”鲁迅说的这次祭孔大典，确切时间是1914年。袁世凯曾于1914年2月颁布祀孔令，并于9月28日在北京主持盛大祭礼。他要以祭孔来为登上帝位做铺垫，以孔子作为“敲门砖”来敲开自己的幸福之门。这是民国以来的第一次祭孔大典。

民国以来的第二次祭孔大典，在1934年。这年7月，国民党政府根据蒋介石的提议，明令公布以8月27日孔子的生日为“国定纪念日”。南京、上海等地都曾举行规模盛大的“孔诞纪念会”。鲁迅的《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一文，开篇就说：“今年的尊孔，是民国以来第二次的盛典，凡是可以施展出来的，几乎全都施展出来了。”这次祭孔大典，当然不是孤立的。在此之前，国民党“中执委会令各级党部及人民团体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匾额，悬挂礼堂中央，以资启迪”， 1933年2月2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以此八字为“小学公民训练标准”。鲁迅曾在《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一文的结尾处说及此事。

1933年9月22日，鲁迅还在《申报·自由谈》发表的杂文《礼》中指出：

中国又原是“礼让为国”的，既有礼，就必能让，而愈能让，礼也就愈繁了。总之，这一节不说也罢。

古时候，或以黄老治天下，或以孝治天下。现在呢，恐怕是入于以礼治天下的时期了，明乎此，就知道责备民众的对于纪念日的淡漠是错的，《礼》曰：“礼不下庶人”；舍不得物质上的什么东西也是错的，孔子不云乎：“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静静的等着别人的“多行不义，必自毙”，礼也。

这一段话，不仅指出了孔子的“礼”与“礼让为国”本身的毛病，也指出这种“礼”与“礼让为国”在民族危亡时期所起到的负面作用。文中所说的“别人”指的是谁，大概是不言自明的。

孔子曾经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还真有这样的迹象。在中国内地，其“摩登圣人”的地位虽已摇摇欲坠而仍有人煞费苦心地予以维持。在境外以至于国外，更是别有一番景象。例如，在英国人统治下的香港就有尊孔的闹剧。鲁迅《述香港恭祝圣诞》一文，将其中最能体现“恭祝圣诞”之要义的情状录下，并略加点评。

一是超然学校“祝圣”的“新式对联”，鲁迅以“按语”形式点评：“今敬谨录呈，乞昭示内地，以愧意欲打倒帝国主义者”。抄录的有分别是“男校”和“女校”的门联：

乾男校门联

本鲁史，作《春秋》，罪齐田恒，地义天经，打倒贼子乱臣，免得赤化宣传，讨父仇孝，共产公妻，破坏纲常伦纪。 

堕三都，出藏甲，诛少正卯，风行雷厉，铲除贪官悍吏，训练青年德育，修身齐家，爱亲敬长，挽回世道人心。 

坤女校门联 

母凭子贵，妻藉夫荣，方今祝圣诚心，正宜遵懔三从，岂可开口自由，埋口自由，一味误会自由，趋附潮流成水性。 

男禀乾刚，女占坤顺，此际尊孔主义，切勿反违四德，动说有乜所谓，冇乜所谓，至则不知所谓，随同社会出风头。 

二是香港《循环日报》署名文章：《孔诞祝圣言感》。鲁迅亦有二十余字以为“按语”云：“舆论之类，琳琅尤多，今仅将载于《循环日报》者录出一篇，以见大概”。

此处摘录如下：

金风送爽。凉露惊秋。转瞬而孔诞时期届矣。迩来圣教衰落。邪说嚣张。礼孔之举。惟港中人士。犹相沿奉行。至若内地。大多数不甚注意。盖自新学说出。而旧道德日即于沦亡。自新人物出。而古圣贤胥归于淘汰。

一般学子。崇持列宁马克思种种谬说。不惜举二千年来炳若日星之圣教。……孔子且在于打倒之列。更何有孔诞之可言。……何幸此海隅之地。古风未泯。经教犹存。当此祝圣时期。济济跄跄一时称盛耶。

三是香港孔圣会在孔诞那一天日夜演“大尧天班”之广告。广告词粗俗，鲁迅在其后略有点评：“《风流皇后》之名，虽欠雅驯，然‘子见南子’，《论语》不讳，惟此‘海隅之地，古风未泯’者，能知此意耳。”其中“‘海隅之地，古风未泯”八字，语出《循环日报》那篇署名文章，算是“偶刺之”罢。

鲁迅此文，最后一段的正话反说，点出文章之主旨：

嗟夫！乘桴浮海，曾闻至圣之微言，崇正辟邪，幸有大英之德政。爱国劬古之士，当亦必额手遥庆，恨不得受一廛而为氓也。

这篇文章写于1927年孔诞日后的一天，发表于1927年11月26日。这是一个特别的时期，内地“崇持列宁马克思种种谬说”的正在遭受清洗与屠戮，就像那副对联中说的“诛少正卯，风行雷厉”一般。也算是一种境内外的遥相呼应吧。

顺便说说孔子诛少正卯的问题。大致自孔子被奉为圣人之后，少正卯都是被视为乱臣贼子的，孔子诛少正卯也一直被视为理所当然之事。《孔子家语·始诛》首先说的就是孔子诛少正卯事，孔子列举少正卯的心逆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等五条罪状都历历在目。魏晋时期的钟会，想借司马氏之刀杀嵇康，搬出的理由中，就有孔子诛少正卯一条，叫做：“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北宋乌台诗案中，李定进言“（苏）轼有可废之罪四”中，就有“行僻而坚”、“言伪而辩”，吊诡的是，上承孔孟而集理学之大成的南宋朱熹，在“庆元党禁”中，也差一点被加“少正卯之诛”。香港恭祝圣诞时的超然学校“祝圣”的“新式对联”袭用的就是这个老谱。如今有人忽然觉得孔子诛少正卯似于他们眼中的圣人形象有碍，而说这“是专制理念杜撰的故事”了。

第二次祭孔大典之后，孔夫子“乘桴浮于海”走得更远。这是鲁迅的《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开篇就说到的：“新近的上海的报纸，报告着因为日本的汤岛，孔子的圣庙落成了，湖南省主席何键将军就寄赠了一幅向来珍藏的孔子的画像。”这孔庙重建落成的时间为1935年4月，国民政府曾派代表专程前往“参谒”。当然，日本人的尊孔祭孔，也并非始于此时，鲁迅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就说到他们在二十世纪初在日本时的遭遇：

这是有一天的事情。学监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罢！我大吃了一惊。现在还记得那时心里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时觉得很奇怪。而且发生这样感觉的，我想决不止我一个人。

看来，日本的尊孔已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就像日本的侵华也有一个历史的过程一样。他们是要在“大东亚”建立所谓“王道乐土”，哪能不抬出孔夫子来？在现代中国第二次祭孔大典之前，不就有中里介山氏《给支那及支那国民的信》，对“支那人的执迷不悟”，居然连日本人送过来的本应是“支那人民所渴望的王道”也要予以抵制感到“愤慨得非常”么。而在1935年日本重建孔庙之时，中国的国民政府也正在尊孔祭孔，并且“攘外必先安内”呢！

然而，这些都是鲁迅在别的文章中说到的。他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对于第二次祭孔大典，几乎不着一字。他只是说到在现代中国把孔夫子当“敲门砖”的三个人，除了袁世凯之外，“余剩的是北洋军阀，当觉得渐近末路时，也用它来敲过另外的幸福之门”。他说的一个是“盘据着江苏和浙江，在路上随便砍杀百姓”，却又“复兴了投壶之礼”的孙传芳将军，另一个是“钻进山东，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了的张宗昌将军”，不但“重刻了《十三经》，而且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拿一个孔子后裔的谁来做了自己的女婿”。

在简要地说了他们把孔夫子当“敲门砖”的行状之后，鲁迅说：

这三个人，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岂但自己失败而已呢，还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他们都是连字也不大认识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谈什么《十三经》之类，所以使人们觉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讨厌。既已厌恶和尚，恨及袈裟，而孔夫子之被利用为或一目的器具，也从新看得格外清楚起来，于是要打倒他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所以把孔子装饰得十分尊严时，就一定有找他缺点的论文和作品出现。

鲁迅这篇写于民国以来第二次祭孔大典之后的文章，只字不说第二次祭孔大典的领袖人物，却又字字都在说着第二次祭孔大典的领袖人物。这大概可算是孔夫子发明的“春秋笔法”了。

是的，鲁迅已经预见到，“时代不同了”，将孔子当“敲门砖”的，都会“明明白白地失败”。但他未能预见，七八十年之后，孔夫子还会重新“摩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