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孝经》说到“孝治天下”
宋志坚
鲁迅曾经说过，“我也是从‘读经’过来的。我几乎读过十三经。”“十三经”中，有《论语》，也有《孝经》。
关于《孝经》的作者，可谓众说纷纭。有说孔子作的，如班固：“《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汉书·艺文志》）；有说曾子作的，如司马迁：“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说孔子门人作的，如司马光：“孔子与曾参论孝而门人书之，谓之《孝经》”（《古文孝经指解序》），等等。此后也有诸多见解。例如，顾炎武认为，《孝经》在春秋晚期形成之后可能又经增删、润色。范文澜则说：“孔子述而不作，经有明文，况此篇首云‘仲尼居，曾子侍’，自命其书曰‘经’，称曾子为‘子’，其非孔子、曾子所作明矣。大抵如百三十一篇之记，出七十子后学之手也。”又自注：“《吕氏春秋》之《孝行》、《察微》诸篇并引《孝经》，可知是先秦之书。”（《范文澜全集》第一册），也有说成书于秦汉之际的。
我没有将《论语》所述之“孝”与《孝经》一一比对，只是觉得，至少“孝顺”与“孝敬”，《孝经》所述，与《论语》中孔子或孔门弟子所述有些区别。
父母如果有过错，当儿子的怎么办呢？按照孔子的看法，你可以下气怡色，柔声以谏。如果父母听不进去，你还得恭敬不违。等到他（她）高兴的时候再谏，如果父母还是听不进去，甚至因此发怒，你也不能疾怨。（《论语·里仁》：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有经学家称此为“起敬起孝”，我以为这基本上属于“孝顺”的范畴，父母有过错，儿子可以进言，听不听却由着父母，父母听不进去，儿子还得顺从。在这一点上，与“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也”，基本精神一致。
《孝经》却相当强调一个“争”（即“诤”）字，明确属于“孝敬”而非“孝顺”了。《孝经》之《谏争章第十五》有言：
曾子曰：……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荀子·子道篇第二十九》中也有类似的话，只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是鲁哀公，而不是曾子。然而，《荀子》一书并未说这一番话出自《孝经》。据此，有理由怀疑《孝经》成书于《荀子》之后，至少，在《荀子》之前无此内容，是由后人根据《荀子》一书，改头换面地补充进去的。
荀子还将上述主张，以“传曰”归结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并说：“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读过《论语》的人都知道，“入孝出弟”，乃是孔子提出来的，原文为：“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篇），但在荀子眼里，此乃“小行”而已。这意思与出现在《论语》中的孔子不同，也与出现在《论语》中的曾子有别。
《孝经》将一个“孝”字按人之等级分为五等，即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庶人之孝。其中对于卿大夫之孝的要求是：“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孝也。”这意思，与孔夫子的四个“非礼勿”（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倒是十分吻合。
鲁迅对《孝经》中的这一条，曾有过辛辣的讽刺。
上个世纪“五四”之后，曾有过尊孔读经的复古思潮。以至于办刊物的，也有从“四书五经”中取之为刊名，如《大学》、《中庸》，林语堂则以《论语》为名办刊。对此，鲁迅不以为然。在《论语》创刊一年之际，他应林语堂之约，写了《论语一年》这篇短文，明确表示“他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先前，是对于‘费厄泼赖’，现在呢，就是‘幽默’”，然而，鲁迅又肯定《论语》策划的“《萧的专号》是好的”，因为“它发表了别处不肯发表的文章，揭穿了别处故意颠倒的谈话，至今还使名士不平，小官怀恨，连吃饭睡觉的时候都会记得起来”。
鲁迅如是说：
最猛烈的鞭挞了那主人们的是萧伯纳，而我们中国的有些绅士淑女们可又憎恶他了，这真是伯纳“以无意得之，大奇！”然而也正是办起《孝经》来的好文字：“此士大夫之孝也。”
《中庸》《大学》都已新出，《孝经》是一定就要出来的；不过另外还要有《左传》。在这样的年头，《论语》那里会办得好；二十五本，已经要算是“不亦乐乎”的了。
鲁迅所谓的“士大夫之孝”，也就是《孝经》中的“卿大夫之孝”，那些绅士淑女们憎恶的萧伯纳，大概就是有违于“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的“卿大夫之孝”了。
鲁迅对于儒家孝道的直接批判，还有一条，就是“以孝治天下”。
在《论语》中是找不到“以孝治天下”的。孔子要的是“以礼治天下”，只是他说的“以礼治天下”中，业已包含了“以忠诏天下”与“以孝治天下”。《论语》给人一个突出的感受是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以及孔门弟子总是将包括父子关系在内的家族或宗族关系，扩展到以君臣关系为主的政治伦理关系上。
例如：有人问孔子，你为什么不出来从政（“子奚不为政”）？孔子回答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他引用《尚书》来说明自己的观念：懂得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并以这种风气影响政坛，也就是参与了政治，为什么只有做官才算是参与了政治呢？
孔门弟子自然也深谙其道。所以有子（有若）才会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在此，“孝”已上升为“仁”即防止“犯上作乱”之根本了。
孔子的“孝道”，包含在他的为政之道中；孔子的“孝治”，也包含在他的“礼治”之中。像处理家事一样地处理政事，像治家一样地治国，这既与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有关，也维护了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将国当做自己的家一样来治，或许会比较负责比较敬业，这是其积极的一面。其负面效应却也十分明显，突出的一条，就是为历代帝王搞“家天下”与“一言堂”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据。
《孝经》，就专门有《孝治》一章，明确提出“以孝治天下”，且是以孔子的名义。实际上，那里面说的并不是儿子如何“孝”于父亲，而是“先王”治天下之道，君主治国之道，以及大夫治家之道：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治国者，不敢侮于鳏寡，而况于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而况于妻子乎？故得人之欢心，以事其亲。夫然，故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
这意思或可与《大学》中之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吻合。
自汉代起直至清代，中国确有不少“以孝治天下”的具体措施，使“孝”出了名的可以被推举为官，于是也就有人专为达到做官的目的而“孝”，如《宋史·选举志》所述：“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但这其实不是“孝”，只是诱人沽名钓誉罢了。
对此，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曾有辛辣的嘲讽：
汉有举孝，唐有孝悌力田科，清末也还有孝廉方正，都能换到官做。父恩谕之于先，皇恩施之于后，然而割股的人物，究属寥寥。足可证明中国的旧学说旧手段，实在从古以来，并无良效，无非使坏人增长些虚伪，好人无端的多受些人我都无利益的苦痛罢了。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也批判过“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方略，但这与孔子并无多大关系，与《孝经》中的“以孝治天下”也没有多大关系。鲁迅在那篇著名的讲演中，着重说了被权势者以不“孝”的罪名杀掉的两个典型实例。
一是曹操杀孔融，真实原因是孔融“屡屡反对自己”，用的罪名却是“不孝”。
因为孔融主张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样，只要在瓶内把东西倒了出来，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完了。假使天下饥荒，而你有点食物，给父亲不给呢？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亲是不好的，宁可给别人。曹操便以此为“不忠不孝”的根据，把孔融杀了。其实，曹操并非把一个“孝”字看得很重的人，他在征求人才时就说过，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他杀孔融，“不孝”只是一个借口。
二是司马氏杀嵇康。鲁迅说的是司马懿，其实与史实有点出入，杀嵇康的已是司马昭了。司马氏杀嵇康的真实原因，乃是嵇康的言论，“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但杀嵇康的罪名，依然是“不孝”，这是由嵇康的朋友吕安牵连的，因为吕安的兄长吕巽诬陷吕安“不孝”，嵇康为吕安申辩，也就一起跟着“不孝”了，所以鲁迅说，司马氏之杀嵇康，其“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不孝”同样只是一个借口。
曹操以“不孝”为罪名杀孔融，司马氏以“不孝”为罪名杀嵇康，他们自己又何尝是孝子呢？鲁迅在这篇讲演中，不仅指出其然，也对其所以然作了深刻的论述：
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的，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
这批判的锋芒所及，已经不是孔子以及儒家的孝道，而是以“孝”为幌子，实行专制统治的权势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