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杜甫
“圣人”是至高无上的称谓。杜甫被尊为“诗圣”——诗坛圣人，可见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的崇高。
杜甫（公元712—770年）字子美，原籍湖北襄阳，先辈迁居河南巩县。杜甫出生于官宦人家、书香门第，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代的著名诗人，担任过修文馆学士，父亲杜闲，当过奉天（陕西乾县）县令。然而杜甫的家境并不好，《新唐书》说他“少贫”，他自己也说，“先臣恕，预以来，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审言，以文章显中宗时。臣赖绪业，自七岁属辞，且四十年，然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话虽然说得有点夸张，但贫穷的事实则是无可怀疑。
杜甫从小好学，读了许多书，这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说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正是这种体会。20岁时，杜甫结束读书生涯，离家外出，过金陵（南京），下姑苏（苏州），漫游吴越。24岁时，他赴京兆参加贡举，没有考上，又继续漫游，先后到了齐鲁赵等地。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回洛阳，与杨氏结婚。天宝三年（744年）在洛阳遇到了李白与高适。这三人，当时都已是崭露头角的诗人，而且都有一种怀才不遇的心境，聚在一起自然是借酒畅怀，无话不说。期间，他们还结伴到了梁（开封）宋（商丘）一带游览。
天宝五年（746年），杜甫从洛阳赶到长安参加应试，当时把持朝政的宰相李林甫一手遮天，让主考官出了许多奇奇怪怪的题目，令考生答不上，结果没有一人中选。李林甫还因此向皇帝报告：“野无遗贤”。
落榜的杜甫从天宝五年到天宝十四年，在长安整整住了10年，他多次给高官写诗，请求荐举，都没能得到回应。他给唐玄宗献《雕赋》，也没有结果，再献《三大礼赋》，虽“待诏集贤院”，但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可以说，长安的10年是杜甫穷困潦倒的一段漫长日子，他生活拮据，又患过疟疾，显得非常狼狈。但也正是这种贫寒的生活，使他接近底层，同情老百姓，痛恨官僚贵族，既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千古名句，又敢于在《丽人行》一诗中讽刺杨国忠杨玉环兄妹骄纵荒淫的生活。
安史之乱（756年）发生，潼关失守，白水沦陷，杜甫携家眷逃出长安，辗转到了鄜州，把妻小寄在羌村，独自赴延州，投奔灵武（唐肃宗在那里即帝位），中途被叛军所获，送到长安。陷居长安时他写下了《哀王孙》、《悲陈陶》、《悲青阪》、《哀江头》等诗。至德二年（757年），杜甫逃出魔爪，到了凤翔，被唐肃宗封为左拾遗。当时宰相房琯与杜甫的关系很好，房琯被罢官，杜甫还上疏为他辩护，认为一点点失误（罪细），“不宜免大臣”。肃宗对此很生气，让三司把杜甫抓起来审问，幸得继任的宰相张镐说了公道话，“甫若抵罪，绝言者路。”意思是，如果问罪杜甫，那就等于把言路堵死，肃宗这才放了杜甫。
躲过劫难的杜甫被撂在一旁不受重用，他心灰意冷，从凤翔回到老家，途中经过新安、石壕、潼关，看到的是战乱所带来的触目惊心的惨象，从心底里为无辜的老百姓感到难受，奋笔写下了著名的“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不久，他弃官前往秦州，然后到了成都。
杜甫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盖了一处草屋，过着清贫的生活。《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诗生动而翔实地反映了这个情景。与杜甫交情颇深的严武从肃宗上元二年（761年）到代宗广德二年（764年）三次入蜀，任剑南节度使，他对杜甫颇为照顾，曾亲自到住处看望，并推荐其为节度使署中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人称杜甫为“杜工部”即因此而来）。但据《新唐书》记载，杜甫“旷放不自检”，对严武过于随便，有一次喝醉了酒踩上严武的床，瞪着眼睛对他说，“严挺之乃有此儿！”严武这人性格也很猛暴，要杀杜甫，把官吏都集合起来，幸好有人告诉了严武的母亲，出来说情，杜甫才免于遭殃。
代宗永泰元年（765年），杜甫携家离开成都，出三峡，先后到湖北湖南一带，过着漂泊无定而又贫病交加的生活。代宗大历五年（770年）四月，杜甫到了耒阳，遇到了突发性洪水，“涉旬不得食”（几乎有十来天得不到食物），县令知道后馈送酒肉，不幸的是，杜甫却在当晚就死了。据唐人郑处晦的《明皇杂录》和新旧《唐书杜甫传》的记载，都认为杜甫是死于牛肉白酒。近人郭沫若则进一步分析，原因是天热，牛肉变质，食后导致中毒。
杜甫是中国古代伟大的诗人，他一生写了几千首的诗，留下的就有一千多首。他的诗充分反映了唐代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被誉为“诗史”。他与李白，是古代诗歌史上两座并峙的高峰。韩愈早就说过，“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然而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却对杜甫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说杜甫有地主阶级的意识，固执的门阀观念，强烈的功名（做官）欲望，过着地主的生活，笃信佛道，终身嗜酒，等等。
显然，郭沫若对杜甫的批判是牵强的。谁都知道，封建社会的文人，很少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因此有这样那样的封建思想和行为一点也不奇怪，即便是放荡不羁的李白，也不能例外。毛泽东主席就说过，李白“尽想做官”。问题是，在那个时代，这些文人究竟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杜甫一生为人民吟唱，反映人民的呼声，他和他的诗得到了人民的赞誉，因而能广泛流传下来。至于他过着地主生活之说，也不能成立。因为郭沫若所举例子的根据大多是一些诗句，如“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根”。本来“千”与“万”对称，同为一种文学夸张，郭氏却据此推断杜甫草堂有一百亩竹林，这不是笑话吗？特别是对杜甫所盖的草屋，认为有“三重茅”，“比起瓦房来还要讲究”，这就更离谱了。须知，有钱人一般是不会盖草屋作为长年居所的，何况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还写道“布衾多年冷似铁”，可见杜甫所过的生活是非常艰辛的。也正因如此，他才会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呼声。
郭沫若为什么要批杜甫呢？有人说是为了迎合毛泽东主席（因为他喜欢李白而不太喜欢杜甫）。我则认为，这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有关。《李白与杜甫》写于文革期间，出版于1971年，扉页上还有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语录。作者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因此有了这种“迎合”。如果作者在天有灵，今天的他，谅必也会觉得自己错了，应该回归原来的看法，即1962年，他在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大会上所说的，杜甫是一位“伟大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