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属于哪一派
悠久而灿烂的中国文学史，名家众多，星光闪烁，其中北宋著名诗人苏轼是突出的一个。
苏轼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齐名，并称“三苏”，后又一起入选“唐宋散文八大家”，这种家族的荣耀，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极其罕见。苏轼是个通才，书法苍劲有力，与黄庭坚、米芾、蔡襄一起并称北宋四大名家；绘画功底深厚，并主张“神似”；诗写得很好，一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成为形容风景名胜的经典；词更是豪放派的一面旗帜，直到今天，他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还在流行歌坛上被人四处传唱。
那么，苏轼的人生道路怎么样呢？
嘉 二年（公元1057年），20岁的苏轼离开家乡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上京应试，主考官是欧阳修。这位文坛领袖对已阅过的一篇篇试卷均不满意，认为内容陈旧，行文老套，而当读到苏轼的《刑赏忠厚论》时，不禁为之惊喜，“人才啊！”他很想将第一名点给他，但又怕此文是抄袭人家的，出于稳妥，便改为第二。苏轼考中进士后“与书见修”，欧阳修发现，这个年轻人的确是个难得的人才，不禁为当初的更改懊悔起来。
熙宁元年（1068年），比苏轼大十几岁的王安石主持变法。他们原是好朋友，但因某些政见不一，加上王安石身边一些人的挑拨离间，两人便逐渐产生矛盾。例如，王安石常常引导皇上（宋神宗）独断专行，皇上也只信任王安石一人。苏轼对此不以为然，他利用担任开封府主考官的机会，给考生出了一道题：“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这是为什么？王安石明白此题是针对他的，非常恼火，便让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治一治苏轼。苏轼见状，“遂请外，通判杭州”，后来又到密州、徐州任职。
值得一提的是，苏轼知徐州时，曾领导过一场有声有色的抗洪斗争。这段史实至今读来，仍让人感受到他亲民的爱心与抗洪的勇气。史载，当时“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许多有钱人却要弃城而逃。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苏轼果断地把那些想逃离的富人通通赶回城里，以稳定民心，然后他亲自到武卫营，对卒长（禁军的头头）说，“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意思是说，洪水很快就会冲毁城池，形势非常紧急，希望禁军能够出力帮忙地方抗击洪水。卒长回答得非常坚决，“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立刻率领士兵，拿着工具，筑堤抗洪。苏轼更是身先士卒，“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
后来，苏轼“徙知湖州”。不久，便发生了“乌台诗狱”的案件。这件事的起因是，苏轼面对变法中出现的一些弊端，“以诗托讽”，并天真地认为，言民之所不敢言，“庶有补于国”。不料却触怒了一些人，如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他们采用摘取诗中的片言只语、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的卑劣手法，诬称苏轼毁谤朝廷，目无皇上，将苏轼抓起来投进大狱，并“欲置之死”。还好神宗皇帝爱才，不忍杀他，把他安置在黄州团练副使的位上。应该说，“乌台诗狱”对苏轼来说是不幸的，因为他无辜，但不幸中又有大幸。试想，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大兴文字狱的清代，苏轼就是有三头六臂，也不够砍杀。
在黄州期间，苏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虽然生活穷困，但日子过得逍遥自在。有一天夜里，他外出饮酒醉了，很迟才回家，家童早已睡得鼻息如雷，任凭敲门呼叫也不应，此时的他，在夜阑风静中听着江声，顿然发出感慨，写下了《临江仙》一词，末尾两句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词传到太守那里，以为苏轼要逃跑，连忙派人去查看，发现他正在酣睡呢。
苏轼在黄州期间，四十几岁，正值创作的高峰期，他写下了诸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等许多不朽的诗文。可以说，黄州是苏轼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
后来，神宗有意复用苏轼，想让他修国史，但遭到宰相王珪的反对，改派去汝州。苏轼在赴汝州的途中曾路过金陵（今南京），专门拜访了因变法失败赋闲在家的王安石。他对王安石说，“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王安石摇摇头回答：“这两件事都是吕惠卿他们干的，我已不在朝廷，怎敢再说话？”苏轼说，按常理，您不说话是对的。但朝廷对您并不按常理办，您怎么能按常理行事呢？此时王安石大声喊道，是的，“安石须说！”接着又轻轻地对苏轼说，“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意思是，话只能说给老弟你听，可不能外传呀。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苏轼与王安石两人的关系非常微妙。在变法问题上，他们彼此意见相左，但私交一直不错，而且都非常关心国家的命运。
公元1085年，神宗病逝，哲宗继位，苏轼任翰林学士，当时掌权的司马光很想与他拉近距离，但苏轼是个有独立见解的人，他对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很不满意，认为王安石的变法“不可尽改”。两人因此争吵起来，苏轼不久便被排挤，外放杭州。他在那里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如救济灾民，疏浚西湖修建堤岸（即著名的苏堤）等等。
此后，苏轼当过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但时间很短，便以两学士出知定州。绍圣初（1094年），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史，安置在惠州。对于这种近乎流放的生活，苏轼早已习以为常，他在惠州住了三年，曾作诗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那些当权的人听说后，把他进一步贬为琼州别驾，派往“天涯海角”的儋州（即今海南省儋县），让他连“岭南人”也作不得。宋徽宗即位（公元1101年），苏轼得到赦免，但在北还时病卒于常州，享年66岁。
对于苏轼，历来评家总是高度肯定他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杰出成就，又指出其政治上比较保守，属于旧党。笔者以为，苏轼既不同于王安石，也不同于司马光，他处于两人之间。一方面，他反对王安石的某些变法，另一方面，他也反对司马光全盘否定变法的复辟。如果按现代的政治术语划分派别的话，王安石无疑是左派的领袖，司马光自然是右派的头头，苏轼则应该算是中间派人士。今天，当我们回过头审视这三位历史人物时，他们之间当年的政治纷争并不妨碍我们的崇敬之情，毕竟他们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