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人而神的关羽
中国的主要宗教大多是舶来品，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唯有道教“土生土长”，但它的出现并非始于老子作《道德经》的春秋时期，而是在佛教传入中国、儒学宗教化之后，综合黄老思想和其他宗教影响逐渐形成的，最早也不会超过汉代。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大多数中国老百姓信奉佛教与道教，而且神佛一家，见神就拜，泛神论是一大特点。其次，与西方奥林匹斯山上诸神比较，中国的许多神实际上是人死后“变”成的，因而他们都有自己的生平。名闻遐迩的“关帝爷”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个。
关帝爷即东汉末年的关羽（？－公元220年），“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即今山西省运城县人），年轻时因在老家吃官司，逃到了河北涿州，遇到了刘备在那里招兵买马（“先主于乡里合徒众”），交谈后甚为投机，便与张飞一起跟随刘备，成为其左膀右臂，“分统部曲”。据《三国志》记载，“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关羽对刘备则是绝对的忠诚，“稠人广坐，侍立众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
建安五年（200年），曹操攻打刘备，其时刘备驻扎小沛，关羽驻扎下邳。刘备、张飞战败后失散，不知去向，关羽为了保护刘备的妻小，被迫投降曹操。曹操对关羽十分器重，“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企图用笼络的手段使其归顺。然而曹操发现，关羽“心神无久留之意”，觉得不可理解，便让张辽去试探。张辽按曹操指示，“以情问之”。他对关羽说，曹公对你这么好，我想您应该留下来才对吧？关羽坦诚地说道，“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将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张辽把这些话转告给曹操，曹操深感关羽是个讲义气的人，不仅没有责怪，还更尊重他。官渡之战，袁绍派大将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气势甚旺，曹操任命张辽和关羽为先锋前往迎战。“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曹操当即上表封关羽为“汉寿亭侯”，想以此挽留他。然而关羽没有改变初衷，当他一旦知道了刘备的下落，还是“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曹操的左右发现后准备派兵把他追回，终被曹操制止——“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从被迫投降曹操到“拜书告辞”，这一段时间虽然不很长，但关羽的所作所为却是忠义的集中表现。一方面，他矢忠故主刘备，不贪恋新宠，伺机回归；另一方面，他感念“新领导”曹操对他的厚待，决定有了报答才离开，绝不一走了事，真正做到了“义不负心，忠不顾死”。明代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花了许多笔墨加以描写，如，“降汉不降曹”、“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古城会”，等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考察关羽的一生，忠义贯彻于始终。他一生跟随刘备南征北战，无论顺境逆境，都是那样的骁勇善战，忠心耿耿，是蜀汉的中流砥柱，建立了丰功伟绩。但是，关羽的性格也有极大的弱点，即傲慢自大（“羽性骄矜”），不善于与人合作（“骄于士大夫”），也不善于从全局高度处理问题。
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平定益州后，封马超为平西大将。关羽对此很不服气，写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关羽的心事自然瞒不过聪明的诸葛亮，他深知关羽倚仗自己多年跟随刘备，劳苦功高，对新近加盟的马超有瞧不起的意思，即复信给关羽，“孟起（即马超）兼资文武，雄烈超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这封信写得非常巧妙，先是对马超作了相当高的评价，转而却说，他马超怎么也比不上您这位美髯公的超伦逸群呀。此番恭维让关羽心里美滋滋的，兴高采烈地当着宾客的面，把诸葛亮的信展示给大家看。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攻占汉中后封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这样的安排还是把关羽放在最前面，说明刘备对他很看重。但傲慢的关羽却不买账，他对前来送官印的费诗说，这样的封赠难以接受，因为大丈夫决不与老兵同列。费诗按照刘备预先对他的交代，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建立王业，不能只重旧人。当年汉高祖起事，萧和、曹參就和他在一起了，但分封时，萧、曹二人只封了侯，而后来归顺的韩信却封了王。现在，黄忠虽然与你同列，但在汉王心里自有轻重，何况你还是汉王的兄弟，怎能这样计较呢？说得关羽无话可言，赶紧下拜接受官印。
同年秋天，关羽乘曹操与孙权交兵的机会，率主力攻打樊城，放水淹杀曹军，斩杀曹将庞德，收降于禁，从而“威振华夏”。此时，东吴的孙权为了修好与蜀汉的关系，派出使者为他的儿子向关羽求亲，以结“秦晋之好”。关羽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不注意政治策略，只凭个人意气办事，蔑视对方，不仅不答应婚事，还“骂辱其使”，从而激怒了孙权，破坏了孙刘联盟的关系，埋下了失荆州、走麦城，最后被杀的伏笔。
显然，关羽是一个优点与缺点并存而且两方面都非常突出的人。但他死后却成了被膜拜的神，享受百姓香火，千百年来，奉祀他的庙宇遍及全国。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第二个“神明”能与之相匹比。
关羽由人变成神，有着一番过程。据学者考证，关羽神化始于隋唐，初时以武庙的配享者出现。那时的武庙，主享者是帮助周武王伐纣的姜尚（即姜太公），配享者有十位，称“十哲”，其中包括张良、孙武、韩信、诸葛亮，关羽排在最后一个。至于“称王”则始于北宋，宋徽宗时，关羽封忠惠王，后加封武安王，宋高宗时封壮缪武安王。元代基本保持王的封号。进入明代，从明太祖开始，对关羽“庙祭于京师”，规格提高了，而且“国有大灾则祭告”。接着，由于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关羽在广大民众中的知名度更高了，神化从而又上了一个台阶。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明神宗给关羽进爵，由王而帝，庙曰“英烈”。四十二年（1614年），又勅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几乎囊括所有能想到的赞美之辞。清代，皇帝对关羽继续有封赠，但没有超过、也不可能再超过明代。可以说，从明代中后期开始，关老爷已不仅仅是神明，还是圣人，他在民间的地位与影响，无人可比，甚至超过了“至圣先师”孔夫子。
或许有人要问，为什么在众多“变”为神的历史人物中，关羽能够脱颖而出，被尊为“帝”与“圣”呢？笔者以为，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既有老百姓的崇拜，宗教的推动，也有统治阶级的需要。
先说由人变为神。封建时代，老百姓处于最底层，受尽压迫与剥削，幻想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能够帮助他们。这是宗教产生的原因。关羽为人，既忠勇，又讲哥儿们义气，在老百姓心目中，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受到了他们的崇拜。这种英雄崇拜一旦与宗教有神论结合，便会产生强烈的企望——如果上界也有关老爷，他的神力不就能够帮助我们老百姓吗？而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宣扬关羽的忠义，进而将之神化，对于巩固他们的政权也是非常有利的。封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虽然对神化关羽的动机与目的完全不一样，但他们却在这件事上走到了一起。
再说关羽的称帝。我以为，这与“官本位”的思想有关。众所周知，在中国封建社会，许多生前为老百姓做过一定好事的人转化为神之后，不管他们生前是干什么的，哪怕是最底层的普通人，几乎都要官袍加身，而且绝非芝麻小官。因为老百姓觉得，神只有本事（法力）还不够，最好还得当官，而且官越大越好办事。例如林默娘之于“天后”，陈靖姑之于“临水夫人”。正是出于这个逻辑推理，受到普遍崇拜的关羽，他的官阶便自然地置于众神之上，封王不够，还必须称帝。
今天，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关羽崇拜已经为实事求是的分析所取代。但“关帝庙”还在，香火还很旺。这不仅因为有些庙宇是文化遗产，需要保护，而且对某些人来说，“关帝爷“仍是他们的崇拜偶像，需要别人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