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蔡邕

东汉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蔡邕，生前遭受过种种挫折与磨难，最终死于狱中，身后又被说书与戏剧艺术塑造成无情无义的人，挨了众骂。可以说，他在中国文化史上，极富悲剧性。

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蔡邕（字伯喈）出生于陈留圉（今河南省杞县），从小就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后汉书?蔡邕传》这样写道，“母常滞病三年，邕自寒暑节变未尝解带襟，不寝寐者十旬，母卒庐于冢侧，动静以礼。”蔡邕还是个博学多才的人，精通辞章、数学、天文、音律，著有诗、赋、祝文、表章等数十篇，后人辑有《蔡中郎集》。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作为议郎，他与堂典溪、杨赐、马日磾等人，奉命正定《六经》文字，亲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世称“熹平经”。据记载，当时前往观摩的人非常踊跃，“车乘日千余两（辆），填塞街陌。”塞车竟达一千多辆，即使是今天的通衢大道也不得了，可见盛况空前。

有关蔡邕擅长音律的故事，《后汉书?蔡邕传》更是作了生动的记载。一次是，他看到有人正在用桐木烧火煮饭，发出的声音很特别，知道是“良木”，可以用来做琴，便请工匠制作，琴制成后一弹，果然不同凡响。此琴“因其尾犹焦，故时人谓之‘焦尾琴’焉”。焦尾琴的故事因此流传千古。另一次是，邻居请他喝酒，蔡邕应邀走到邻居门前，忽然听到里面有人在弹琴，便停了下来。认真一听，听出琴声中“有杀心”，顿时觉得不妙，赶紧退回家。邻居左等右等，没有等到人，便上门“问其故”，蔡邕如实告之，并说，既然请我喝酒，为什么又充满杀意？邻居听了，知道是误会，连忙解释，说琴声中的确含有“杀意”，但不是针对您的，而是看到螳螂正要捕蝉，他怕蝉飞掉，才弹出如此声调，目的是让螳螂快点出击。蔡邕这才“抏然而笑曰：‘此足以当之矣’。”可见他对音乐的了解是相当精准的。

不过蔡邕的仕途却非常坎坷，先是因上书议论朝政阙失，被捕入狱，差点丢掉性命。遇赦后，又因“内宠恶之”，担心宦官陷害，亡命江湖十二年。中平六年（189年）灵帝死后，董卓任司空，大权独揽，因仰慕蔡邕的声名，想请他出来做事。蔡邕先是避开，“称疾不就”，后在董卓的威逼下，不得不答应，初任御史，复迁尚书，初平元年（190年）拜左中郎将，后又封高阳乡侯。虽然官当得不小，而且受到敬重，但他并没有因此助纣为虐，其内心甚至对董卓的作为有所不满，私下曾对堂弟透露，很想离开京城，逃到山东躲避，以观动静。他说，“董公性刚而遂非，终难济也。吾欲东奔兖州，若道远难达，且遁逃山东以待之，如何？”堂弟劝阻他说，“君状异恒人，每行观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难乎。”意思是，你相貌长得特别，外出必定引来众人围观，要想以此逃避是很困难的。蔡邕觉得堂弟的话有道理，这才没有离开京城。

董卓被诛后，蔡邕仍然在朝为官。有一天，他与司徒王允谈论董卓时，“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用现在的话说，蔡邕可能在思想感情上与董卓没有彻底划清界线，谈起来才会感叹并“有动于色”。王允一听当场痛骂他：“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按说，思想问题教育一下，态度转变过来就可以了，但王允却认为这是极其严重的“大是大非”，不能轻易放过，便把他交给廷尉治罪。蔡邕自知错了，立即上书谢罪，表示“黥首刖足”都可以，只要不杀他，使其能将编撰中的《汉史》完成。然而这个请求却被王允一口拒绝，觉得蔡邕非杀不可。当时谁都知道，蔡邕是个大学问家，不可多得，因此许多人出面为之求情。太尉马日磾对王允说：“伯喈匡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无名，诛之无乃失人望乎？”王允不仅不松口，甚至蛮横地说道，“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这无疑是一番极其错误的混账话，但他大权在手，谁也奈何不了，结果蔡邕还是死在监狱里，留下了终生的遗憾，也令许多人惋惜。同时代的著名经学家郑玄叹息道：“汉世之事，谁与正之！”

大概是因为这个缘故，或者是念及故友蔡邕没有儿子，若干年之后，掌握大权的汉丞相曹操用重金将早年远嫁南匈奴左贤王且已生下两个儿子的蔡邕之女蔡琰（文姬）赎回，让其继续父亲的事业。近人郭沫若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创作的话剧《蔡文姬》，所写的就是这个内容。

然而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蔡邕死后大约七八百年，不知是什么原因，宋代的民间说书，竟拿这位历史上以孝著称的人“说事”，指责他是一个抛弃父母妻儿不孝不义的负心汉。温州一带的《赵贞女蔡中郎》，几乎传遍当时的各村各里，连著名的诗人陆游都听到了。陆游那时在浙江瑞安县任主簿，一天，他外出游玩，路过赵庄，看到一个说书的盲人在演唱，内容正是有关蔡邕的这个故事。陆游对蔡邕的生平非常了解，听后不禁发出深深的感慨，写下著名的《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一诗：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芒翁正作场。

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蔡中郎即蔡邕，因为他当过左中郎将故而称之。但说书人不叫他的名，而是称呼他的字，即蔡伯喈。因此旧时的底层老百姓，对蔡伯喈很熟悉，却不太知道还有个“蔡邕”的人。

到了元末，戏剧家高则诚又在他的《琵琶记》里再次把蔡邕“隆重”推出。这出南戏的剧情大致是，陈留县蔡家庄的书生蔡伯喈，在郡太守的坚持和老父亲的逼迫下上京应试，但他高中状元后，却被皇帝与丞相强令重婚，留在京城当官。结发妻子赵五娘含辛茹苦承担家里的一切，但由于严重的灾荒，年逾八旬的公婆不幸亡故。赵五娘剪发卖钱埋葬二位老人，然后身背公公婆婆的真容，怀抱琵琶，一路卖唱上京寻夫，最后因牛丞相之女大贤大德，使她得以和丈夫团圆。虽然《琵琶记》的作者对原先说书中蔡伯喈的“不忠不孝”，改为“全忠全孝”，说他不是主动而是被迫重婚，想以此引起观众的同情，但效果似乎不大。因为蔡伯喈客观上给老家的父母妻子所造成的伤害并没有改变。如果不是后来赵五娘千辛万苦上京寻夫，又多亏牛小姐的深明大义，戏台上的这个蔡伯喈和说书人嘴里的那个蔡中郎又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呢？

可怜的蔡邕，生前已经非常不幸，身后又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实在令人同情。但这又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说书与戏剧都是文艺，文艺创作可以虚构。例如稍后于蔡邕的曹操，本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对历史的发展有着一定的贡献，身后却被小说和戏曲艺术刻画成为家喻户晓的“坏蛋”。虽然历史学家（如郭沫若）不遗余力为其翻案，历史教科书里的他也早已是个正面形象，但一到小说《三国演义》，就成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乱世奸雄，到了“三国戏”的舞台上，那满脸厚厚的白粉更是谁也无法擦去。这就是文艺与历史的不同。历史，人们可以通过翔实的材料，严肃的论证，还其真相，文学艺术作品的人物形象一旦为大众所接受，成了典型，则不能随便更改。我想，蔡邕、曹操（可能还有别的人），明白了这个道理，或许会少一点难受，多一点理解。如果他们还要问，“为什么不是别人而是我，在文艺作品中被无中生有地虚构和丑化？”对于曹操，人们多少可以说点“道理”给他听，诸如其艺术形象与历史真相，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并非完全杜撰，云云。对于蔡邕，则只能叹息他的运气不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