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侄双贤 青史流芳

——记宋代陈瓘与陈渊

宋代出了两个著名的奸相，一曰蔡京，北宋末期；一曰秦桧，南宋初年。非常凑巧的是，与这两个权奸分别结下深仇大恨的有一对福建籍的叔侄，即陈瓘与陈渊。他们既是杰出的理学家，文学家，更是敢于向恶势力作斗争的诤臣。

陈瓘——因抨击蔡京上了《水浒传》

明代施耐庵所著的小说《水浒传》，几乎家喻户晓，而在它的第九十七回“陈瓘谏官升安抚……”和第一百回“……陈瓘宋江同奏捷”，都有对陈瓘的描述，甚至说他因“劾蔡京、童贯、高俅诬陷忠良、排挤异类”而被“道君皇帝”（即宋徽宗）所赏识，“于原官上加升枢密院同知”，“统领御营军马二万，前往宋江军前督战”。虽然书中关于陈瓘与宋江联手征讨田虎的事纯属作者的虚构，但陈瓘与奸佞蔡京等人所进行的斗争，却是明确无误的，它不仅见之于《水浒传》，也载入《宋史》。

陈瓘，字莹中，号了斋，沙县贡川（今属永安市）人，生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自幼聪明好学，深受长辈的称赞。但他“不喜为进取学”，即对功名利禄不感兴趣。后来还是父母“以门户事”加以勉励与劝说，才不得不去应试。这一试，就考中甲科进士，接着殿试又得了第三名（探花）。那一年，陈瓘才二十二岁，科举之路可谓相当顺畅，然而接下去的仕途却充满荆棘、险恶与艰辛。

陈瓘的第一个官职是“湖州掌书记”，继而到越州（今绍兴）当签书通判，后又兼明州（今宁波）通判。按照当时朝廷的规定，陈瓘可以领取两份“职田”（即官员的薪俸），但他坚决不要比较丰厚的明州那一份，而“尽弃于官以归”。可以说，从当官的第一站开始，陈瓘就表现出为政清廉的高风亮节。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章惇（福建浦城人）出任尚书左丞（左相)。有一天，陈瓘与同僚在码头上拜见这位新宰相，章惇因“闻其名，独邀与同舟，询当世之务”，给了他很大的面子。但不谙世故的陈瓘却直抒己见，根本不顾及这位老乡兼上司是否高兴。他对章惇说，“请以所乘舟为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则可行矣”。意思是，为政必须秉公办事，不可偏袒。因为当时朋党之争甚烈，章惇复行新法，对元祐时代的大臣实施报复，陈瓘认为此举不妥，才说了这番话。接着他问章惇，“天子待公为政，敢问将何先？”章惇回答说，“司马光奸邪，所当先辨，势无急于此。”那时司马光已去世多年，章惇的意思是，清除他所留下的影响是当务之急。陈瓘说，丞相您错了，如果按照您的意见去执行，船就会失去平衡，我看天下的老百姓都不希望您这样做。章惇听了很生气，声色俱厉地反驳了他的意见。陈瓘却毫不退却，他诚恳地对章惇说，“为今之计，唯消朋党，持中道，庶可以救弊。”尽管这话并不中听，但此时的章惇对陈瓘的胆识与勇气还是很佩服的，于是“用为太学博士”。

陈瓘任太学博士时，蔡京一伙的薛昂、林自，秉承主子的意志，攻击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提议将其烧毁。为了保护这部历史巨著，陈瓘想尽了办法。他发现书中有神宗所制的序文，大喜过望，当即以此为武器反击薛、林二人。他责问道，难道你们也要把先帝的序文烧掉吗？这一反诘，把对方问得哑口无言，企图烧毁《资治通鉴》也因此被制止。陈瓘保护《资治通鉴》这件事，似乎并不太为后人所熟悉，但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值得大书特书。

宋元符二年（1099年），陈瓘出任卫州（今河南新乡）知州，不久奉调回朝任右正言。作为谏官，他刚正不阿，大胆评论包括蔡京在内的许多人与事，特别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曾经赏识过他、时任左仆射的章惇，揭露其独裁专权，迷朝误国。在陈瓘与其他大臣的弹劾下，章惇被罢职外放。

元符三年，陈瓘升任右司谏。此时的他，对蔡京的认识更加深刻，曾对人言，“蔡京若秉钧轴，必乱天下”。当时御史龚尖上书抨击蔡京，被免职，陈瓘非常愤慨，他说，“绍圣以来，七年五逐言者，常安民、孙谔、董敦逸、陈次升、邹浩五人者，皆与京异议而去，今又罢尖，将若公道何。”遂即起草《论蔡京疏》，全面予以抨击，虽未及呈上，但他的种种表现，早已得罪蔡京，埋下了祸根。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曾布（唐宋八大家曾巩的同父异母弟弟）任尚书右仆射（右相）时，让使客告诉陈瓘，将从著作郎“迁右司员外郎兼权给事中”。这事要是换成别人，肯定要千恩万谢。但陈瓘人格非凡，境界很高，他对儿子正汇说，“吾与丞相议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与官爵相饵也。若受其荐进，复有异同，则公议私恩，两有愧矣。吾有一书论其过，将投之以决去就。汝其书之。但郊祀不远，彼不相容，则泽不及汝矣，能不介于心乎？”第二天早上，曾布邀请数人座谈时，陈瓘果然把事先写好的批评文章拿出来，当面谈论曾布的不是，引得他“大怒”，两人“争辩移时”，曾布态度越来越凶，陈瓘则“色不为动”，心平气和地对他说，“适所论者国事，是非有公议，公未可失待士礼。”曾布一听，既感到对方说得有理，也觉得自己确实做得太过分了，便“矍然改容”。嗣后，陈瓘被外放到泰州去当地方官。

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任尚书左仆射，一朝权在握，便对曾经与他过不去的人“秋后算账”。陈瓘自然也在其中，他被贬到袁州（今江西宜春）“编管”（即官员被流放，编入当地户籍监管），第二年又被转到廉州（今广西合浦）继续监管，过着“裘葛不具，箪瓢屡空”（即吃不饱穿不暖）的贫困生活，直到崇宁五年（1106年），才因“星赦”获得赦免，当了个挂名的宣德郎。

大观三年（1109年），陈瓘的儿子正汇在杭州，发现蔡京有动摇东宫（太子）的迹象，便报告了杭州知府蔡薿。哪知此人正是蔡京的亲信，一接到对主子不利的信息，便“飞书告京”。蔡京当即将正汇投入监狱，交给开封府尹李孝称审讯。李孝称是个酷吏，在蔡京的指使下，把陈瓘也抓起来。府堂上摆着许多刑具，企图以此逼陈瓘交代正汇的所作所为。陈瓘无所畏惧，他对李孝称说，正汇看到蔡京将不利于国家的迹象，急忙报告上方，我岂能预先知道？不知道的事我怎么能乱说？如果乱说，于情不容，于义也不为。至于蔡京，为人奸佞，他的所作所为，必定给国家带来祸害。对此我早已上书评论过，无须到了今天才来讲。陈瓘的此番陈词，可谓正气凛然。但蔡京等人还是死死缠住。最后，正汇获罪，被流放到海岛，陈瓘也遭到牵连，被押送到通州（今南通）软禁。

即便如此，蔡京对陈瓘还是不放心。政和元年（1111年），他又把陈瓘转到台州（今属浙江省）“羁管”，还如临大敌似的，“遍令所过州出兵甲护送”。台州知县石悈是蔡京的死党，不仅派人监视陈瓘，而且“大陈狱具，将胁以死”。陈瓘一眼就看穿他的鬼把戏，大声问道，今天的事，难道是皇上的旨意吗？石悈被问得“失措”，不得不告诉他，“朝廷令取《尊尧集》尔”。陈瓘说，那也用不着这样，尊尧是把先帝比作尧，把皇上比作舜，这有什么罪呢？何况我早已把《尊尧集》呈献给皇上了。由于据理抗争，石悈才不敢对他加害，但陈瓘在台州被软禁了五年，直到政和六年（1116年）遇到大赦，才获得自由，复官承事郎。但不久又因被人陷害，“卜居江州”，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不许辄出城”）。宣和三年（1121年），陈瓘的女婿被方腊的起义军所俘，蔡京死党又以“政治嫌疑犯”把陈瓘转移到楚州（今江苏淮安）。第二年，陈瓘含冤死去，那一年他65岁。

靖康元年（1126年），朝廷门下、中书、尚书三省联合上奏，为陈瓘平反，宋钦宗当即准奏，特赠陈瓘为谏议大夫。到了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朝廷再次肯定陈瓘，特赐谥“忠肃”，并作了解释：“虑国忘家曰忠，刚德克成曰肃”。宋高宗还对辅臣说，“陈瓘昔为谏官，甚有谠议（正直的议论）。近览所著《尊尧集》，明君臣之大分，合于《易》天尊地卑及《春秋》尊王之法。……瓘宜特赐谥以表之。”

陈瓘学问渊博，著有《了斋集》（30卷）、《了斋易说》、《尊尧集》等。后人又编撰了《陈忠肃公言行录》。其中《了斋集》被收进《钦定四库全书》。陈瓘还精于书法。他的福建同乡、南宋第一个宰相李纲曾赞道：“了翁书法，不循古人格辙，自有一种风味。观其书，可以知气节之劲也。”

陈瓘的词也写得很好，有的作品让人感到一种正气，如《减字木兰花》：“大江北去，未到沧溟终不住。淮水东流，日夜朝宗亦未休。香炉烟袅，浓淡卷舒终不老。寸碧千钟，人醉花胥月色中。”有的作品又带着浓浓的禅意，如《卜算子》：“梦里不知眠，觉后眠何在？试问眠身与梦身。那个能只对？醉后有人醒，醒后无人醉。要识三千与大千，不在微尘外。”

陈渊———敢与秦桧斗争到底的人

陈渊，初名渐，字知默，又字几叟，世称默堂先生。他是陈瓘的侄儿，生于宋治平四年（1067年）。年轻时拜理学大家杨时为师，专攻二程（程颢、程颐）理论。杨时对他很器重，夸他“深识圣贤旨趣”，后来还将女儿许配给他。

同为杨时门生的罗从彦（字仲素，南平人，后移居沙县），当时就住在陈渊处不远。陈渊与罗从彦的关系很好，每次到他那里，都要聊上一整天才回去，并对人说，“自我交仲素，日闻所不闻，奥学清节，真南州之冠冕也。”从此，他“筑室山中，绝意仕途，经日端坐，间而时将溪上，吟咏而归，恒充然自得焉。”李纲谪居沙县时，他也曾相与唱和。

应该说，陈渊之所以对当官不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看到自己的叔叔陈瓘长期被迫害，便对仕途望而生畏，转入潜心研究学问。陈瓘的冤案平反之后，陈渊的政治枷锁也相应得到了解脱，绍兴二年（1132年），他入朝充当枢密院计议官。绍兴五年（1135年），几位资深的老臣向朝廷推荐，说他“有文有学，通达世务，垂老流落，负材未试”，陈渊因此当上了枢密院编修官。同年十月，李纲出任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邀请他在幕府主管“机宜文字”。他除了很好地完成分内之事外，还为李纲出谋划策，深得信任。

绍兴八年（1138年），宋高宗召见陈渊，与他作了长谈。当时陈渊已是72岁的老人，但锐气不减，他直率地指出当时的弊端：“恩惠太滥，赏给太厚，颁赉赐予文费太过”，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高宗听了很满意，认为“渊乃杨时之婿，老成有学，可嘉也。”于是特赐进士出身，授予秘书丞职。高宗还赞扬陈渊对《论语》、《孟子》等经典的见解具有独到之处。

也就是在这一年，主张抗金、与秦桧不和的赵鼎被罢去尚书左仆射，陈渊挺身出来为他鸣不平，说赵鼎“可以任天下之重”，建议让他留任，“以济中兴之然”。刚刚升任右仆射的秦桧当然不高兴，他责问陈渊，你这样建议，“欲置我于何地？”最终赵鼎被贬，以忠武节度使出知绍兴府。

绍兴九年（1139年），陈渊为监察御史，不久，升任右正言。高宗对陈渊说，以前你叔叔陈瓘当谏官，评论国家的安危治乱，总是联系到用人的问题，指出任用君子还是任用小人，有着原则的区别。他还揭露蔡京误国的罪恶。后来发生的靖康之难，证明陈瓘的意见是对的。假如当年能听进他的话，也不至于发生那样的惨剧。今天任命你当谏官，希望你能继承先辈的遗志，不辜负朕的厚望。

陈渊受命之后，牢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凡是涉及国家乱治之本源，学术之邪正，君子小人朋党之争，中国和外国的逆顺之理他都积极奏言。当时秦桧独专朝政，正准备接受金人所提出的苛刻条件议和。陈渊不顾被迫害的危险，连奏五章，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他指出秦桧的所作所为，是向金人投降，误国乱政，违背民意。秦桧对陈渊的多次上奏，极为恼火，曾告诉亲信，这个陈渊真不识相，他要是少发些议论，保持沉默，本来是可以再升官的。秦桧还想让监察御史陈楠去做工作，晓之于利害。陈楠深知陈渊的为人，没有去。他说，陈正言是天下最正派的人，怎么有可能为利害祸福而动心呢？

也就是这个时候，曾在金人扶持的伪政权“大齐”任“工部侍郎”的郑亿年，逃回南宋投靠秦桧。秦桧出于私利，恢复郑亿年降金之前的资政殿大学士的官位。陈渊知道后立刻上奏，指出郑亿年有“从贼之丑”，不可复官。秦桧因此对陈渊更加怀恨，处处想抓他的把柄。其亲信了解主子的心事，即告发陈渊，说他曾讲过汉武帝尊重谏臣汲黯以及苏轼抨击奸臣的故事。秦桧便用“以古讽今”的罪名，罢掉陈渊的右正言。

绍兴十三年（1143年），京城临安修建国子监，宋高宗任命陈渊为秘书少监兼崇正殿说书，要他讲解《左传》。此时的陈渊，因反对秦桧被贬回故里已有四年之久，加上年老体衰，便以曾祖父陈世卿也任过秘书少监，自己应当回避作为托词，上表婉言辞谢，宋高宗随即改任他为宗正少卿兼崇政殿说书。陈渊再次上表辞谢，高宗不准，只得上京赴任。然而在京的两年间，因为与几位知心同僚在底下议论朝政，被秦桧的党羽以“朋附非议”的罪名参了一本，结果又丢了官。绍兴十五年（1145年），陈渊遭人无端攻击，精神上受到刺激，走完了人生历程，享年79岁。

作为杨时的学生和女婿，陈渊学识渊博，是宋代理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著有22卷的《默堂先生文集》。他的诗词也很有特色，宋代大诗人杨万里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词质而达，其志坦而言，其气畅而幽。”（见《诚斋集》卷七九）。《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其诗“不甚雕琢，然时露真趣，异乎宋儒之以诗谈理者。”陈渊则自称写诗乃师法晋代的陶潜，说“渊明吾之师”，“吾师陶靖节”。在一首旅游诗里，他这样写道：“渊明已黄壤，诗语余奇趣；我行田野间，举目辄相遇。谁云古人远，正是无来去。”

 他们的精神超越历史

细读陈瓘与陈渊的生平，既为这对叔侄的高尚人格与渊博学问所折服，又为他们生不逢时而慨叹。陈瓘处于北宋末年，民族矛盾与阶级斗争错综复杂，又因皇帝的无能与奸佞蔡京的弄权，国家岌岌可危，陈瓘虽然力谏，还是无济于事，甚至蒙冤而死。陈渊的后半生处于南宋初年，宋高宗赵构的偏安思想与奸佞秦桧的卖国行为，使得这个诞生不久的政权，对北方的强敌低三下四、称臣纳贡。陈渊继承先辈的爱国精神，痛加抨击，但改变不了局势，以致抑郁而终。

呜呼，历史倘能改写，让陈瓘与陈渊生活于政治清明、国家富强的年代，贡献或许会更大一些。然而历史没有“如果”，陈瓘、陈渊的一生只能定格于今人所看到的历史框架里，而他们的精神却可以超越历史，流芳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