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预的“时评”依然鲜活

虞预是史官，著有(晋书》、《诸虞传》、《会稽典录》等作品。他也关注时政，年轻时在太守庾琛麾下任主簿，就曾“上记陈时政所失”，其中一段说到官场上的迎来送往，所谓“自顷长吏轻多去来，送故迎新，交错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马之多，见送者惟恨史卒之常少。穷奢竭费谓之忠义，省烦从简呼为薄俗，转相放效，流而不反，虽有常防，莫肯遵修。”“受迎者”乃是上任的新官，“见送者”则是卸任的故吏，前者“惟恐船马之不多”，越多越能显出自己的威风；后者“惟恨吏卒之常少”，越少越显得自己的凄凉。此“惟恐”与“惟恨”，很能体现此类官员对于世态炎凉特别敏感的心态，促成诸多官员荣辱倒置的价值取向，所谓“穷奢竭费谓之忠义，省烦从简呼为薄俗”，于是“转相放效，流而不反”，互相攀比，愈演愈烈；于是“虽有常防，莫肯遵修”，令而不行，禁而不止，大大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虞预还为革除这种官场劣习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所谓“人船史诗皆具条例，到当依法减省，使公私允当”。对此，太守庾琛“善之，即皆施行”，大概也曾有阶段性的效果。

清代道光、咸丰年间一位名为张集馨的官员在自己的笔记和书信中也有关于此类官场劣习的记载。此公慨叹自己“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为“有识者耻之”，还记下“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席杂支，总在二百余金”，不仅如此，“次日，过客起身，又往城西公送，并馈送盘缠，其馈送之厚薄，则视官职之尊卑”。由此记载观之，其迎来送往之人头，已不只是上任的新官和卸任的故吏，更多的则是因公因私过往他所管辖之地的上司和同僚。迎来送往的内容较之虞预说的更为繁杂。虞预说的还只是迎来送往的吏卒与船马之多少，此时却已延伸到酒席、戏价、“备赏”以及“馈送”了。

从东晋到清代的一千数百年中，大概不乏虞预这样的有识之士，对迎来送往之官场劣习有过种种振聋发聩之谠论；大概不乏庾琛那样从善如流，励精图治，改革弊政的决策者以及像张集馨那样以“终日送往迎来”为耻的官员；在《清实录》中还多有严厉指责和禁阻官员之间“迎往送来，交际馈遗”的“上谕”，然而，此种官场劣习依然绵绵不绝，长盛不衰，而且代代都有新的花样，这就必有其赖以生存的土壤：

其一，官吏的升迁与其上司的好恶密切相关。上司过境，能给自己打多少印象分，接待规格以及在迎来送往之上所花的功夫之深浅至关紧要；官吏的能耐与其在同僚之中的人脉密切相关。迎来送往又是建立或修复这种人脉的极好时机。假如官吏的能耐只凭着自身素质，官吏的升迁充分体现民意，那么，迎来送往的劣习未必就会如此坚挺。

其二，官字与公字相通。凡是与官字相关的便都是公事，由官府“送往”的叫做“公送”，由官府“迎来”的自是“公迎”，无论是喝酒、看戏、备赏、馈送统统都由“公费”开支，更不要说人马车船等交通费用了。假如“公费”开支的阀门一关，一切费用都由好事者自己去开销，那么，迎来送往的风气也未必就会如此盛行。

由此观之，只要这种土壤尚在，迎来送往的官场劣习即便有其他种种冲击，最多也不过是像被外力扳过来的弹簧，摆动几下，又会恢复原样。

这就怪不得，晋代史家虞预当年写下的“时评”，于今依然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