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留清白在人间

——漫话《石灰吟》作者、明代著名人物于谦

千锤万凿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首名为《石灰吟》的诗流传颇广，它写得直白通俗，很像是出自现代人之手。但考之于史，却发现是一首古诗，作者于谦乃明代中期的一位杰出人物。他能文能武，对国家忠心耿耿，为民众鞠躬尽瘁，最后却被人暗算，惨遭杀害。读《明史·于谦传》，不胜感慨系之。

于谦（1398-1457年），字廷益，浙江钱塘人，从小聪明好学，志存高远。有传说称，七岁时，一和尚路过他家门口，看见后甚为称奇，说是“他日救时宰相也！”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年），23岁的于谦考中进士，先后在地方上做官长达19年。他清廉、正直、无私。宦官王振专权时，许多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不断地送礼巴结，甚至不知羞耻地称王振为“翁父”。于谦岿然自我，不赠一物，有朋友劝他还是送些土特产免得麻烦，他笑了笑，吟了一首诗回答：“巾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意思是，绢帕、蘑菇、线香等珍贵特产，本是为民所用的，却被一些地方官搜刮去，献给京城的大官和皇上，搞得老百姓怨声载道。我于谦两手空空，堂堂正正进京，绝不会低三下四去向谁进贡。表现出正气凛然的高风亮节。

作为地方官，于谦最关心的是老百姓的疾苦。出按江西时，当地的冤假错案非常严重，他“雪冤囚数百”。巡抚河南、山西时，他“轻骑遍历所部，延访父老，察时事所宜兴革，即具疏言之，一岁凡数上，小有水旱，辄上闻。”按现在的话说，他非常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关心底层，努力为老百姓做实事，做好事。因此，当他受到诬陷而左迁大理寺少卿时，“山西、河南吏民伏阙上书，请留谦者以千数”，“周、晋诸王”也替他说话，最后朝廷不得不撤回原来的决定，“乃复命谦巡抚”。

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于谦升任兵部左侍郎。第二年7月，蒙古贵族也先以明朝减少对其赏赐为由，率瓦剌军南下侵犯，王振擅自主张讨伐，于谦等人则“力言六师不宜轻出”，但独断专横的王振不听劝阻，挟持英宗（朱祁镇）带领50万大军出居庸关，仓卒亲征，结果明朝军队在土木堡（今北京官厅水库北岸）遭到惨败，几乎覆没，文武大员死伤五十多人，英宗被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

由于英宗被掳，朝中没有了皇帝。但“国不能一日无君”，经过商议之后，就由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监国”。郕王“命群臣议战守”，大臣们个个张皇失措，束手无策。翰林院侍讲徐珵则以“星象有变”为理由，极力主张南迁，这使得原本一片惊慌的朝廷更加混乱。此时的于谦挺身而出，他大声喊道：“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这话说得铿镪有力，终于稳住了人心。不久，于谦被任命为兵部尚书，担当保卫京城的重任。

当时有个言官（即谏官），在朝廷议事时提出应“族诛王振”。这一建议遭到了王振党羽马顺的大骂，给事中（属监察之类的官员）王竑廷立即予以反击，并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廷上一时大乱，经验不足的郕王不知该怎么办，慌忙地站了起来。于谦见状，赶快走过去，让郕王坐下，并请他宣读决定，说是马顺等人“罪当死，勿论”。大臣们一听，觉得如此处置正合众意，便纷纷表示赞成，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退朝时，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感叹地对他说道，“国家正赖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话说得没错，当时朝廷上下，的确都非常倚重于谦一人，他自己“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并竭尽所能。

其时，也先率领瓦刺军，乘“土木之变”的声势，“挟上皇，破紫荆关，直入，窥京师”。明军则因英宗亲征丧失殆尽，只剩下疲卒不足10万。面对强敌，右都督石亨建议，“敛兵，坚壁老之”，即主张困守以待。于谦认为不妥。他说，“奈何示弱，使敌益轻我。”意思是你越怕，敌人越瞧不起你，还是应该坚强起来，予以反击。为此，他立即组织军民，进行了有声有色的首都保卫战，并下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从而有效地提高了明军的战斗力。他还“尝留直庐，不还私第”，“身自督战”，做出榜样，大大鼓舞了全军上下的士气。

作为最高指挥官，于谦还亲率部队驻扎德胜门外，迎击也先军队的主力，并采取“设伏空舍”（在空房子里埋设伏兵）“遣数诱敌”（派小股轻骑引诱敌人）等计谋，狠狠打击入侵者。老百姓也纷纷发动起来，“呼号投砖石击敌，哗声动天”。军民一致，终于击退敌人的包围，并把他们赶到塞外。

一年后，也先派使者频频到北京，主动向明朝求和，说是要归还英宗。大臣王直等人认为应该接受，并建议派使者前往奉迎。代宗听了很不高兴，他对大臣们说：“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原来英宗被俘之后，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在一些大臣的拥戴下继位，即明代宗。英宗回来后，将出现两个皇帝。怎么办？此时于谦“从容曰：‘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代宗当即改口说，“从汝，从汝！”于是，被俘的英宗回到了北京。

上皇英宗归来后，瓦剌部再次请求朝贡，贡使先是不过百人，而后发展到三千人。但这些贡使的目的在于又吃又拿，“赏赉不厌，遂入寇”。对此，于谦奏请朝廷在居庸关设防，以备不虞。他还向代宗建议，“上皇虽还，国耻未雪，会也先与脱脱不花构，请乘间大发兵，身往讨之，以复前仇，除边患”。但是代宗没有采纳这个建议。

于谦担任兵部尚书时，除了要对付也先瓦剌的侵扰外，还要应对包括福建邓茂七在内的南方多省的农民暴动。然而他应对自如。《明史》这样写道，“前后征调，皆谦独运，当军马倥偬，变在俄顷，谦目视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机宜。僚吏受成，相顾骇服。号令明审，虽勋臣宿将小不中律，即请旨切责。片纸行万里外，靡不惕息。其才略开敏，精神周至，一时无与比。至性过人，忘国忧身。”

可以说，在抗击蒙古贵族也先的入侵上，在处理日常朝政上，于谦是立了大功的，本应荣耀加身得到重用才对，但事情却出人意料地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于谦不仅没有赢得桂冠，甚至埋下了祸根。这是因为，英宗回来后，根据封建宗法的规定，代宗被确认为当朝皇帝，英宗为太上皇。这样，问题虽然暂时得到了解决，但围绕两个皇帝的斗争却从此或明或暗地进行，于谦又恰恰处于这个斗争的漩涡之中。从代宗方面看，皇上对于谦的“论奏无不从者”；但在英宗方面，太上皇的支持者们则对他恨之入骨。

于谦是一个性格刚强的人，面临错综复杂而又险恶的环境，他直来直去，对人对事，都是实话实说，“无所隐，不避嫌怨”，因此得罪了许多人，经常被同僚参奏。有的弹劾他“上功薄不实”；有的指责他过于专断；有的上疏与他争议。还好景帝（代宗）对他非常了解，亲自出面排除众议，继续重用他。然而于谦心里明白，如果没有当今皇上，他的日子肯定不好过，因此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常常搥胸叹道，“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情况也确实如此，那些对于谦又怕又恨的人，如“本以失律削职，谦请宥而用之”的石亨、“以议南迁，为谦所斥”的徐珵，“征苗失律，为谦所劾”的都督张軏，以及内侍曹吉祥等人，早已勾结起来，组成一个死党，暗地里活动，伺机要搞掉于谦。景泰八年（1457年），代宗朱祁钰病危的时候，这些人见时机已到，立即发动宫廷政变，拥戴朱祁镇（英宗）复位，史称“夺门之变”。

英宗复辟的当天，“宣谕朝臣毕”，石亨、徐珵等人就迫不及待地把于谦抓起来，并“嗾言官上之”，然后由“都御史肖惟定谳”，以谋逆罪，判处他极刑。对于这种莫须有的诬告，有人劝于谦辩诬，他笑曰：“亨等意耳，辩何益？”———石亨等人想杀我的阴谋早就定下来了，我再辩也没有用处。据《明史·于谦传》记载，石亨、徐珵等人的“报告”送给英宗时，这位因于谦的努力才得以被放回的皇帝起先还有点犹豫，说了句“于谦实有功”，想放过他。徐珵当即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你不杀于谦，复辟的事就师出无名。英宗听了，觉得有道理，“意遂决”。最终，“弃谦市，籍其家，家戍边”。抄家时人们发现于谦“家无余赀”，其清廉的程度可见而知。

于谦被杀的那一天，“阴霾合，天下冤之”，老百姓和他的部下“以酒酹谦死所，恸哭”。他们对于谦的不幸非常同情，对其高尚的品德表示极大的敬意。过后不久，那些陷害他的人，或“下狱死”，或“谋反族诛”，“谦事白”———于谦的冤案得到了平反，“卒得复官赐恤”。然而对于死者，这又有多大的实际补救呢？况且诬害功臣的事件，已经给大明江山造成了巨大的内伤，也不是一纸平反书所能抚平的了。

《明史·于谦传》的编撰者对于谦赞誉有加，说他“声绩表著，卓然负经世之才，及时遘艰虞，缮兵固圉”，“忧国忘家，身系安危，志存宗社，阙功伟矣”，“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笔者以为，这些话客观、公允，并非过誉。于谦的功绩有目共睹，他的清白永留人间。遗憾的是，作为一个在宦海沉浮多年的朝廷大臣，于谦本身却有很大的弱点。他虽然受到代宗皇帝的高度信任，手中又拥有那么大的权力，政治上似乎还不够成熟，对一些居心叵测的人过于宽容，没有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而只会对未来的不测发出叹息，因此最终遭到了暗算，这不能不让人为之惋惜。有道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于谦无辜被杀，应该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值得后人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