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从政，领兵征战

——文武兼备、当官为民的张岳

张岳，字维乔，号净峰，惠安县张坑乡延寿村人，生于明弘治五年（1492年），卒于嘉靖三十二年（1552年）。因为他死后被追赠为太子少保，谥襄惠，此后的惠安人便称其为“襄惠公”。

纵观张岳的一生，既是做学问的大儒，又是安疆抚民的良臣，还是领兵征战的将领，他一生的功过是非，也都集中在这三个方面。

崇尚程朱，学问渊博的大儒

张岳出生于官宦世家，先祖张彦宗，曾祖张茂，祖父张纶，父亲张慎，都曾担任过明朝的地方官，但“先业素薄”，家庭并不宽裕，这样的生活环境对他日后的成长有很深的影响。《明史·张岳传》称他“经书湛深，不喜王守仁，学以程朱为宗”。然而当时社会上广泛流行的正是王守仁（即王阳明）的心学，许多儒生都纷纷拜于门下。张岳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在各种场合或与友人通信时，都明确表示反对王守仁之学，甚至不客气地直斥其为“无用之空言”。这种态度按今天的话说，堪称“反主流”，是需要有勇气的。据记载，颇为自负的张岳曾专程到过浙江王守仁住处，与其探讨“明德亲民之旨”、“持敏”、“知行”等问题。两人连续激辩了整整三天，自始至终双方都坚持己见，谁也无法说服对方。此时作为学界泰斗的王守仁则显得很有雅量，他称赞张岳，“子亦一时豪杰，可畏也！”

王守仁的学说，源自南宋理学家陆九渊并加以发展。他断言，“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心明便是天理”；否认心外有理、有事、有物。张岳持不同看法，他认为，“心自是心，性自是性，天自是天”，心、性、天、理之间，既有同一的方面，又有区别的方面，不能用一个笼统的“心”来概括。张岳也反对王守仁的以知代行的“知行合一”。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近时所以合知行于一者，若曰‘必行之至，然后为真知’，此语出于前辈，自是无弊，惟其曰‘知之真切处即是行’此分明是以知为行。其弊将使人张皇其虚空见解，不复知有践履，凡精神之所运用，机械之所横发，不论是非可否，皆自谓‘本心’、‘天理’，而居之不疑，其相唱和而为此者，皆气力足以济邪说者也。”他因此指出，“知处贵透彻，行处贵着实”。他还提倡做学问要讲究心得，详读圣人书，体察外部事物，弄清内在关系，并在实践中运用，从而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向。

嘉靖初年，张岳的母亲去世，他回家守制，筑净峰草堂，公开教授弟子，并潜心做学问。当时的福建巡抚御史聂豹、提学副使郭持平曾来过草堂。此二人系张岳的好友，又都是王守仁的信徒，他们的到来并非单纯的拜访，而是兼与张岳辩论理学的种种问题。但与他们的老师一样，还是辩不过张岳。当然，张岳的观点在那个时代属于少数派，多数学者还是宗于王守仁。正如明代的骆日升（惠安东坂人）所说，“时良知之学（指王守仁的学说）满天下，而独张襄惠公弗是也。”虽然是“少数派”，但张岳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主张，他曾对弟子说，“吾尊吾所闻足矣”。历史过去了四百多年，实事求是地说，无论当时或是现在，张岳的知名度都不及王守仁，二者的学术观点分属于客观唯心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各有其弱点，但张岳不愧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家之一，稍后于他的福建提学朱衡曾指出，“惟公道衍濂洛，功垂社稷。理学名臣，百代是式”。

张岳的文学成就也受到称赞。他的文章风格朴实雄健，有人说他“跻欧、曾之阃奥”，即其成就可跻身于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与曾巩的行列，评价甚高。他的《蒙恬论》（见《小山类稿》卷十九），就是这样一篇妙文。张岳认为，当秦始皇驾崩，赵高李斯等人“矫始皇之命，援胡亥以为君，而置扶苏于死地时”，“秦人之国祚，倾而难持”，此时的蒙恬不该草草就死，他应起兵讨逆。文章指出，“恬若知此，则三十万之兵，足以横行于天下，声逆贼之罪，向函关而南，磔高斯之骨，以正滔天之罪。”然而蒙恬“奈何不知此义，轻于一决，勇于自信，使大奸盘据而莫移，国脉遂倾而莫支”。张岳说，“吾尝究恬之心，而推其所以轻于死者矣，盖拘滞于君臣之义，而昧通变之方，守伏死之节，而不知讨贼之道。故以胡亥既以为君，而兴师则为叛君，不知胡亥不当为君者也。”紧接着又说，“此吾所以深咎恬无学问之功，而不免为血气所使也”。文章论述周密，分析透彻，很有说服力。

张岳的诗也写得不错，有评家认为，由于受《昭明文选》的影响较深，其诗多寓哲理。笔者读他的五律《太平学舍》（其二），就有此感。诗曰：“空城抱静碧，太宇逼青葱。谁谓经无用？人知圣可同。三千压戎马，万丈吐霓虹。所志谅能远，殷勤戒篆虫。”虽然咏的只是一所普通学舍，却充满为建功立业而读书的豪情壮志，并具诲人不倦的精神。

清廉爱民，刚正不阿的好官

张岳任廉州知府时，将理学家蔡清（明代晋江人，稍前于张岳）的“劝君莫用半点私”、“劝君莫用半点术”写在后堂的屏风上。这样做，并非装潢门面附庸风雅，而是把先贤的话当作一面镜子，不断对照自己。可以说，张岳的一生，认真地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做到了清廉爱民、无私无畏。

首先，他关心人民的疾苦，兴利除弊，为老百姓解困。任广东盐课提举时，主动豁免东莞、黄田两场不合理的盐税负担；巡抚江西时，当地遇到严重的旱灾，出现全省性的大饥荒，他积极赈灾，并相应减轻农民的负担，让老百姓渡过了难关。《南昌府志》对此作了记载：“甲辰，岁大饥，设法赈济，民赖以生。各郡民粮苦重，为请改若干。民至今稍得轻输，皆公惠云”。

其次，他清正廉洁，严于自律。张岳任廉州知府长达四年，廉州盛产珍珠，作为一府的最高长官，他从未以权谋私拿过一颗珍珠。据说卸任将归时，家人因不识珍珠为何物，请人从府库中借出一颗，但看完立即归还。如此清廉，有口皆碑，时人称之为“粤中第一”。张岳任两广总督兼巡抚时，大力削减政府开支，渐轻百姓负担，而且从他开始，做到“饷无私入”。对于他的清廉与节俭，史书这样写道：“淡于利欲，事亲孝，友于兄弟，好读书，囊无余积，不事生产作业。既贵，犹如粝衣素，如寒士然”。他在沅州任上去世后，“守巡官视敛退，阅其衣床褥席，皆枝梧绽裂”，不禁惊讶地说道：“公简俭一至此！”

复次是，他重视吏治，主张严惩贪官。张岳深刻地认识到，吏治的好坏对整个社会的安危至关重要，因此主张严惩贪官污吏。他曾说，两广“地远而法禁多疏，货多而贪墨如织。自非公廉并施，宽猛得宜，苟举措之或偏则安危之所系。”可是封建社会官官相护，对于贪腐此类事，常常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根本无法做到严惩。张岳看到了这一点，又难以改变现实，只能愤慨地说，“据此一端，可见地方败坏，积习已非一日，可叹也！”

再者是，他刚正不阿，敢与错误言行进行斗争，不管它来自何方，有多么大的权势。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蓄谋反叛，勾结太监刘瑾、幸臣江彬，唆使武宗南巡。张岳当时担任行人（负责传旨、册封的官员），洞悉其奸，认为巡视途中既存在隐患，又劳民伤财，便毅然上《谏南巡疏》，列举十条理由加以反对。然而张岳的意见不仅没有得到采纳，反而遭到跪曝五日、廷杖几死的处罚，并被贬为南京国子学正。对此，他一点也不后悔，觉得上面有问题就应该大胆进谏。夏言是张岳的同年友，官运亨通，曾任内阁首辅，江西布政司为他筑生冢，费用相当庞大，要求广信七邑各致千金。张岳时任江西巡抚，接到报告后作了批示，“邑百金足矣”，即砍掉十分之九的开支；另一个首辅严嵩，更是臭名昭著，嘉靖皇帝赐给他在家乡江西建“延恩阁”，有关部门申请巨额拨款，要是换成别人，很可能为了巴结炙手可热的严嵩，慷国家之慨。但张岳只批少量的钱，办事人员惊讶地说，这么一点哪够呀，要求多拨些。张岳回应道，“江右民罢极矣，相君（指严嵩）岂以高第病其乡？”尽管巨奸严嵩非常恨他，“时时裁抑之”，甚至无端对他陷害，但张岳始终坚持原则，毫不退让。《闽大记》本传称赞道：“岳力抵严氏，艰难百折”。

竭尽心力，保一方平安的功臣

张岳从政三十余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贵州等地任封疆大吏。而这一带社会动荡，是朝廷的一块心病。张岳身负重任，多次率兵征剿匪患，这在《明史·张岳传》有许多记载，诸如：张岳“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讨破广东封川僮苏公乐等，进兵部右侍郎”；“平广西马平诸县瑶贼，先后俘斩四千，招抚二万余人，诛贼魁韦金田等”；“连山贼李金与贺县贼倪仲亮等出没衡、永、郴、桂，积三十年不能平。岳大合兵，讨擒之。莅镇四年，巨寇悉平”；湖广间“诸苗数反，官兵不能制，侍郎万镗征之，四年不克”，“乃命岳总督湖广、贵州、四川军务，讨之”，“先后斩贼魁五十三人”，“岳以捷闻，言贵苗暂平”，之后，“以兵部侍郎督师”，经过几番周折，“苗患乃息”。对于张岳的功绩，与他同时代的河南布政使司左参政王慎中，盛赞其堪称“今之诸葛武侯”。

然而上世纪下半叶“左”的年代，学者们对张岳在西南一带的所作所为全盘予以否定，认为是“镇压农民起义”、“屠杀少数民族”。现在看来，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因为那些被平定的对象，属于占山为王，啸聚一方，杀人抢劫，为害百姓的地方恶势力，并不是真正的底层少数民族老百姓。平定他们的作乱，对稳定大西南是有帮助的。何况张岳在处理时，只严惩首恶，而对胁从者加以抚谕。他曾在《答堪处夷情都御史万治斋》的信中说得很清楚，“然积梗首恶，必略加惩创，主谋诖误，有所分别，然后其招可来，来可久”。

在处理安南（今越南，明朝曾在那里建交趾省）久不进贡问题上，张岳的眼光与策略也比其他人高出一筹。那时有不少大臣认为，安南“罪当讨毋赦”要求朝廷出兵。张岳是廉州知府，他深知安南之所以久不进贡，乃“国内分裂，日寻干戈，无暇请贡”，而非真的要“拒险以抗上国之命”。嘉靖十六年（1537年）他上《论征安南疏》，提出不可动武的六条理由，主张和平解决。他说，“安南纵有可诛之罪，犹当重为民命爱惜，审酌轻重，于当用兵之中求所可不以用者，以全民生，以养元气”，这既是针对安南而言，也是考虑到我西南一带连年征讨、百姓希望安定的实际情况。为此，他直接给首辅夏言去信，明确指出，“阁下佐明主以文德化成天下，非有大不得已，似不宜轻动武功，恐后悔之无及”。最后，朝廷按张岳的办法处理，不费一枪一炮，使问题得到了解决，安南当局随后即继续向明朝进贡。

作为惠安人，笔者从小知道这位“襄惠公”，又因同宗而引以“自豪”，但对他并没有真正的了解。之后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介封建官吏，且“双手沾满农民起义军的鲜血”，更不敢接触。经过思想战线拨乱反正之后的今天，读《明史·张岳传》以及他的《小山类稿》，认识到这位古代乡贤不愧是集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于一身的杰出人物，他的一个甲子人生可圈可点，他的精神遗产非常丰富，这一切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有批判地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