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非怪异，更不糊涂

——读清代画家郑板桥的生平

清代画坛，“扬州八怪”是最为后人熟悉的一个知名群体（人数实际上不只八个而是十几个）。在这些“怪”杰当中，郑板桥的成就可能最高，故事也可能最多。他的那幅“难得糊涂”的字，更是受到许多人的青睐，将复制品悬挂在堂上或书房里。

笔者读郑板桥的生平，觉得他既非怪异，更不糊涂。与封建社会绝大多数的读书人一样，他也想做官，甚至做大官，只是时运不济没能实现。如果当年他的仕途顺畅，平步青云，我们今天看到的可能是另一个郑板桥，或者此人早已泯灭在历史的烟尘中。

清康熙三十一年（1693年），即离今整整320年，郑板桥出生于江苏扬州兴化县，原名燮，字克柔，“板桥”是他的号。郑板桥的祖上虽然属于书香门第，然而到他出生时，家道已经衰落，生活过得并不好，兼之母亲过早去世，是奶娘把他带大的。他曾作诗追念这位奶娘：“半生所负，唯一乳母，长恨富贵迟，遂令惭恧久，黄泉路迂阔，白发人老丑，食禄千万钟，不如饼在手”。但聪明过人的郑板桥，自幼学习刻苦认真，三岁时开始识字，八九岁就能作文联对，深得塾师的喜爱。传说有一天，师生二人去郊外春游，途中经过一座桥，发现桥下漂着一具女尸。老师为那女子年轻轻的即死于非命，感到非常难过，就作了一首诗表示痛惜。诗云：

二八女多娇，风吹落小桥。

三魂随浪转，七魄泛波涛。

郑板桥听了老师的诵读之后，沉思了一会儿，就直率地说，“先生，您的诗不应这样写！”

“有哪点不对吗？”听到质疑，老师认真地问道。

板桥并没有说哪点不对，而是反问老师，“您认识那个落水的女子吗？”老师摇摇头说，“不认识”。板桥又问，“那您为什么写他是‘二八’、十六岁呢？”

老师被问得哑口无言。

板桥接着又说，“先生并没有看到她是如何落水的，怎么能断定是被风吹下去的呢？”

老师又被难住了，但他并没有生气，反而喜欢起这位肯动脑筋的学生，于是问道，“那你说该怎么改？”板桥也不客气，当即高声朗读他改过的诗：

谁家女多娇，何故落小桥？

青丝随浪转，粉面泛波涛。

老师听了不禁连连称赞，“改得好！改得好！”还自言自语道，“这孩子日后肯定有出息！”

一如塾师所说，郑板桥的确有出息。他于康熙年间（二十岁左右），考中秀才，雍正十年（1732年），考中举人，乾隆元年（1736年），考中进士，自称“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科举之路可谓相当顺畅。无怪乎他在进士及第之后，画了一幅《秋葵石笋图》，并题诗曰，“我亦终葵称进士，相随丹桂状元郎”，显得异乎寻常的高兴，甚至有点飘飘然。

不过郑板桥的仕途，却是一条充满艰辛的羊肠小道。同样是进士，别人不久就做了官，有的升迁还很快。郑板桥则不然，他在金榜题名后滞留京城一年左右，始终没能谋到一官半职。经过五个春夏秋冬的苦熬，到了乾隆六年（1741年），虽等来了浩荡的“皇恩”，却也只是“候补官缺”的许诺。又过了一年（1742年），已经是“知天命”的人了，才接到圣旨走马上任，做了山东范县（今属河南省）的县令。虽然他“爱民如子。绝苞苴（拒绝贿赂），无留牍（勤于政务，公文案卷及时处理）”，做了许多实事好事，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乾隆十一年（1746年），离开范县到了潍县，也仅是挪个位置，“平调”而已。或许有人要问，为什么郑板桥的官运如此不畅呢？是才华欠缺吗？显然不是。唯一可解释的，恐怕只能说是他对官场的那一套不以为然，不会逢迎拍马，不会贿赂巴结，只会直来直去，因而被弃置于一旁。

其实，郑板桥也有官欲，也想接近高层，也想光宗耀祖。乾隆十三年（1748年），皇帝出巡山东，郑板桥作为书画史，参与筹备事宜，在泰山绝顶呆了四十几天，恪尽职守，做了许多工作。尽管当时的他依然是个七品芝麻官———潍县县令，任书画史只不过是暂时被“借调”去为皇上服务而已，就已经让他颇为自豪了。兴奋之余，他刻了一枚印章，上书“乾隆柬封书画史”，足见他对这个临时职务还是相当看重的。如果朝廷给予机遇，料定他也会乐意呆在皇上身边做官，以图继续升迁。对于封建时代的读书人，有这样的想法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然而郑板桥终其一生只做到了县官，并没有继续往上走，因为他不是一个只图自己升迁的人。尽管他对前程也有追求，但他爱的不是官位，而是人民，尤其是底层的老百姓。因此为政清廉，痛恨贪官。据说他刚到潍县任职时，就叫手下的人在旧官衙的墙壁上挖了许多洞，通到大街上。对于这个举动，有人觉得奇怪，不知大人是何用意。他解释道，“这可出前官恶习俗气！”还有件事最能说明他对老百姓的感情，即当年潍县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短缺，社会上出现人吃人的惨象。郑板桥忧心如焚，决定开仓贷粮，有人知道他的想法后出面劝阻，说你这样做未经上司同意是犯法的。他回应道：“此何时，若辗转申报，民岂得活？上有谴，我任之。”并立刻让人打开仓库，饥民只要写个借条就可以拿到粮食，因此救活了许多人。他还大兴土木，招收灾民就食赴工，渡过难关。然而这年秋天潍县还是歉收，郑板桥见状，将灾民先前所留下的借条，一把火通通烧掉，老百姓感念他的大恩大德，为他建了生祠。

郑板桥在潍县任上，曾画竹献给一位年长者，并题诗表达他爱民的心声：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郑板桥当官之所以能够爱民，处处为老百姓着想，源于他具有“人人平等”的观念。这从他《潍县署中寄舍弟书》（第二封）可以清楚地看到。郑板桥这样写道，“家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吾儿凌辱他。凡鱼食果饼，宜均分散给，大家欢喜跳跃。若吾儿坐食好物，令家人子远而望，不得一沾唇齿，其父母见而怜之，无可如何？呼之使去，岂非割心剜肉乎！”可谓千叮咛，万嘱咐，告诉弟弟一定要以平等的态度善待家里的佣人及其子女。郑板桥生在封建社会，能有这种人人平等的观念，可谓超前，确实难得。

然而这种人人平等、亲民爱民的思想，却不为当时的官场所接受。乾隆十八年（1753年），潍县又遭大灾，郑板桥继续开仓赈济饥民，却得罪了贪官污吏，被莫须有地参了一本，他也因此愤然弃官。对于这件事，郑板桥在《予告归里画竹别潍县士绅民云》，画了一幅墨竹，并题诗抒怀：“乌纱掷去不为官，囊囊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支清瘦竹，秋风江上作鱼竿。”他还给送行的僚属画了一幅菊花，上面写道：“进又无能退又难，宦途跼蹐不堪看；吾家颇有东篱菊，归去秋风耐岁寒”。意思是，学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决心辞官归里。

离开潍县时，郑板桥及其全部的家当由三条骡子驮载，一条驮的是他，一条驮的是书和乐器，再一条驮的是仆人。没有金银财宝，只有两袖清风。潍县老百姓舍不得他走，家家画像以祀，并流着眼泪夹道送别，场面相当感人。

从潍县回到家乡后，郑板桥以卖画为生。他常画的对象为竹、兰、石、松、菊，尤其是画竹，可谓独具一格。他在一首咏竹的诗中自白：“举世爱栽花，老夫只栽竹，霜雪满庭除，洒然照新绿。幽篁一夜雪，疏影失青绿，莫被风吹散，玲珑碎空玉。”据说他还提出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的绘画三段论，即将观察、构思与笔墨技巧三者结合起来。郑板桥的绘画给当时的画坛注入一股清风，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他的名言，“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直到今天仍为人津津乐道。

说起卖画，郑板桥做官之前在扬州就有过一番经历，当时他结交了一批书画界的志同道合者，形成了后人所谓的“扬州八怪”。挂冠之后，他回到故乡重操旧业，名气比过去更大了，他的画受到了上上下下的普遍欢迎，许多人慕名前来买画。传说他的画有三不卖：“达官贵人不卖；地主老财不卖；看不惯的人不卖”。郑板桥还不同于那些爱面子、对钱财羞于启齿的文人画家，而是公开谈论价码。他说，卖画挣钱，乃天经地义之事，没有什么不好开口的。67岁那年，他索性在自家的大门口贴出一张告示，上面赫然写道：

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

书条对联一两，扇子五钱。

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兄之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体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

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

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

告示开头所列的价格是收费标准（所谓润格）。后面的话和诗则是对来人说的———到他这里买画必须付现金，不能以物替代，更不能赊欠，无论是谁，都不许有任何例外。这一举动，风趣而又脱俗，一时传为美谈。但有一点必须指出，虽然郑板桥卖画收钱，却没有因此而阔起来，原因是，当时的物价尤其是粮价很高，家庭开支大，他又热心救济穷人，因而钱袋常是空的，以至于晚年无立锥之地，不得不借居在同乡家里。

乾隆三十年（1765年），郑板桥七十三岁时病故，至今已经二百多年了。他的身后，留下的不仅有“三绝”———诗、书、画等作品，更有他的为人。许多后来者说他“怪”。怎么个怪呢？如果是指他的画风，与其说怪，还不如说他不泥古，善于创新，大胆走自己的路。正如徐悲鸿先生所说，“板桥先生为中国近三百年最卓绝的人物之一。……观其诗文及书画，不但想见高致，而其寓仁悲于奇妙，尤为古今天下之难得者”。如果是指他的为人，也不能说怪，只能说率真，不戴假面具。至于说追求糊涂，更是离谱。他做官不糊涂，清正廉洁，又能够为民请命；他卖画不糊涂，明码实价，该拿的钱一分也不少。我以为，最能体现其人格的应是他的那首《题竹石》的诗：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这是画竹，更是写己。在以人身依附为特点的封建社会里，郑板桥无疑是一个有骨气的汉子，一个昂然不屈的大写的人。上世纪60年代初，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历史学家邓拓到扬州，曾写下一首七律缅怀郑板桥，对其一生概括得比较全面，也作了很高的评价，现抄录于后：

歌吹扬州惹怪名，兰香竹影伴书声。

一枝画笔春秋笔，十首道情天地情。

脱却乌纱真面目，泼于水墨是生平。

板桥不在虹桥在，无数青山分外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