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两个挨批的“郭”先生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著名的“郭”先生。一曰南郭，一曰东郭。这两个人都曾是挨过批的“反面教员”，前者留下“滥竽充数”的恶名，后者以自己的愚蠢给后人敲响不可忘却的警钟。

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

南郭先生的故事最初出自《韩非子·内储说左上》，后为唐初房玄龄的《晋书·刘寔传》所引用。刘寔乃三国（魏）、西晋时期的一个富有政治远见的高官。据《刘寔传》记载，钟会、邓艾伐蜀时，有客问寔曰：“二将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还”。事情果然不出所料，在伐蜀取得胜利之后，邓艾矜功，钟会谋反，二人最终均被杀。

见识超群的刘寔不仅看人看得准，对官员选拔制度也有独到的见解。他目睹世风颓败，许多人为了能够提拔重用而不择手段，深有感触地写了一部《崇让论》，主张“以让贤举能为先务”。为了阐述这个观点，他特地介绍了《韩非子·内储说左上》的南郭先生，然后指出，“推贤之风不立，滥举之法不改，则南郭先生之徒盈于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驰走有势之门日多矣。虽国有典刑，弗能禁矣。”意思是，如果没有确立良好的推荐制度，旧有的滥举之法又不改掉，时间长了，南郭先生之类的人充满朝廷，有才华有道德的人日渐减少，走后门的现象越来越多。那时，就是有法律典规在，也难于禁止腐败现象的产生。

显然，南郭先生是个无德无用之徒，刘寔才会把他与“才高守道之士”作比较。那么，此人究竟是怎样的无德无用呢？据《韩非子·内储说左上》记载，春秋时代，齐宣王很喜欢听人吹竽（一种簧管乐器，类似于今天的笙），而且必须三百人一起吹他才会出来听，因为他喜欢热闹、有气势的排场。一国之君如此喜爱竽的大合奏，竽工的报酬自然丰厚，这让南郭的一名处士（读书人）眼馋，虽然他不懂得吹竽，但很有心计，发现三百人凑在一起吹，摆出的姿势都一样，根本无法分辨出谁吹谁没吹，这当中有机可乘，于是向齐宣王自我推荐，说他善于吹竽，并享有很高声望，愿为大王效劳，云云。齐宣王是个“马大哈”，对南郭先生既无了解，也不考核，就高兴地答应了。从此，每当三百个竽工上场合吹时，南郭先生必在其中，他装模作样，像是吹得很卖力气，实际上没有吹也不会吹，却骗过了所有人，而且由于缺乏监督与检查制度，他的这种欺骗行为从未暴露，所得的高额报酬一分也没少。但是不久，齐宣王呜呼哀哉，继位的齐愍王虽然也爱听人吹竽，但不喜欢三百人凑合在一起，觉得那样过于嘈杂。他喜欢看单独表演，于是下令，让竽工们认真准备，到时他要一个个欣赏。这样，那个根本不会吹竽的南郭先生就再也混不下去了，只得卷起铺盖逃之夭夭。

南郭先生的故事，《韩非子·内储说左上》的原文是这样写的：“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悦之。廪食以数百人。宣王死，愍王立。好一一听之，处士逃。”后人根据这个故事，提炼出成语“滥竽充数”，比喻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混在行家里头充数。

作为混饭吃的代表人物，南郭先生是个难得的典型。两千多年来，这个故事广泛流传，至今仍常被引用，原因在于它能给人予启示———无论从事何种工作，都必须具备真本事，才能立足于世。像南郭先生那样，没有真本事，虽然靠吹嘘、瞒骗，钻得一时空子，赚取高额利益，但最终其“滥竽充数”的马脚还是要败露。由此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即选拔、任用人才（尤其是官员）的工作，必须认真、慎重、仔细，有严格的制度、程序，公正的态度，而决不能搞大呼隆偏听偏信。否则，就会像齐宣王那样，用了一个（很可能还不止一个）根本不懂得吹竽的人加入吹竽大合奏，留下了千年的笑柄。

时至今日，没有本事却冒充有本事的人仍然不绝于世，手腕可能还更巧妙。这种人如果只是做一般工作（如南郭先生），影响或许不算太大，倘若是担任一个部门或一个地区的领导职务，干系可就大了。看来，刘寔当年对官员滥举的担忧仍值得今人的警觉，我们应该有一套健全而公正的干部推荐、选聘和使用的制度，这对于保证事业的顺利发展非常重要。 “仁陷于愚”的东郭先生

东郭先生的形象出现于马中锡的小说《中山狼传》。

马中锡（1446-1512），明代一位颇有作为的官员，善于诗文，但最终却含冤死在监狱。他根据民间传说改编的作品《中山狼传》自问世以来，深得社会的广泛反响，内容可谓家喻户晓。

之所以称“中山狼”，是因故事发生的地点在中山（今河北境内）。《中山狼传》带有浓厚的寓言性质。东郭先生是虚构的，中山狼是拟人化的，但作品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它告诫人们，狼性凶残，而且不会改变，对狼之类不能存有任何幻想，更不能滥发仁慈，否则受伤害的是自己。只有“引匕刺狼”才是唯一正确的做法。

《中山狼传》仅有寥寥的两千左右字，按今天的标准衡量，应称为微型小说，但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跃然纸上的人物———“仁陷于愚”的东郭先生。几百年来，这位老夫子一直作为迂腐愚蠢的典型留在读者的心中，并不时被引用为“教材”以警戒世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东郭先生”已经成了一个代名词，几乎不加解释就能明白其意思。

如果说，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唐僧是被表象所迷惑，搞得是非不分、人妖颠倒的“愚氓”，那么，小说《中山狼传》的东郭先生已经远不止于此了。他明明知道狼性贪婪，“祸且不测，敢望报乎”，却冒着性命的危险，在怒气冲冲、拔剑示之的赵简子（即赵鞅，“赵氏孤儿”赵武的孙子，晋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面前，编出一套谎言，并煞有介事地说，“且鄙人虽愚，独不知夫狼乎？性贪而狠，党豺为虐，君能除之，固当窥左足而效微劳，又肯讳之而不言哉？”

为了救一只走投无路的狼，堂堂正正的一个读书人竟不惜撒谎，实在是愚蠢之至。东郭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做？究其原因，在于他的无原则“兼爱”，以及企求狼性改变的幻想。但这种“兼爱”与幻想很快就在现实中碰壁，狼不仅不领他的情，不报他的恩，还要吃掉他，而且振振有词地说，“吾非固欲负汝，天生汝辈，固需吾辈食之。”你瞧，狼要吃你，还说天生下你们这种人就是准备给它们吃的，如若不吃，似乎还对不起造物主的苦心安排。

对于狼的这番蛮不讲理的歪论，满腹经纶的东郭先生却怎么也辩不过，只好求问于三老———老杏、老牸（母牛）、老丈。老杏老牸都认为，狼要吃东郭先生的想法并非不可以，因为在“二老”看来，自己有恩于圃工农夫，本该受到“兼爱”，却备受虐待，到头还不免一死，你老先生即便为狼做了一点点事，那又算得了什么？这话乍听起来似乎很难理解，但深入分析可以发现，作者是借老杏与老牸的牢骚说出一个道理：现实中该被“兼爱”的没有得到爱，而不该被“兼爱”的，如凶残的狼，你却要讲“兼爱”，最终只能是自讨苦吃。

听了老杏与老牸的“狼吃有理论”，东郭先生绝望透了。恰好此时远处有位老丈“杖藜而来”，他赶紧“舍狼而前，拜跪啼泣”，请老丈出面说话，救他一命。这位老丈有胆有识，富于机智，他先是斥责狼的负恩，欲“狼速去”。狼强词夺理，反诬东郭先生救助是“将死我于囊，而独窃其利”。东郭先生连忙辩解说，把狼放进囊里是怕被赵简子抓到，分明是“怜惜之意”。双方争执不下，聪明的老丈说，你们的话都不足信，最好的办法是请狼再进囊里，看看到底是否困苦，我才能准确判断谁对谁非。狼不知是计，乖乖地让人把它放进囊里。这时，老丈从东郭先生的手里接过匕首，准备刺狼。死里逃生的东郭先生见状本该拍手称快才对，可他却对老丈大呼大叫：“不害狼乎！”看到东郭先生这副迂腐的样子，老丈又气愤又好笑，叹息地说道：“禽兽负恩如是，而犹不忍杀。子固仁者，然愚亦甚矣。……仁陷于愚，固君子之所不与也！”

马中锡的《中山狼传》，虽然只是历史流传下来的一个故事，但它通过东郭先生的塑造，生动而有力地批判了无原则的“兼爱”，至今仍有借鉴的现实意义。即社会需要仁爱之心，但仁爱施于谁，必须有正确的判断，不能滥施，特别是不能对邪恶势力也讲仁爱，这是一个原则。东郭先生把仁爱施于残暴的狼，无疑是大错特错。当今国际国内，像“中山狼”一样的恶人、恶势力仍然存在，所谓“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很值得警惕。对于他们，我们决不能做现代版的东郭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