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泉州府马巷厅志》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上面这段熟悉的文字，出自小说《三国演义》开篇。然而了解中国情况的人知道，不只宏观上的“天下大势”如此，即便是地方上的行政区域也会由于政治、经济或其他原因，时分时合，有所变更。2003年，翔安区从同安分设出来，便是新近的事例之一。倘若再考之于史，早在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同安就曾分出一个马巷厅。清代所谓的厅，是一种地方基层行政机构，与县同级，属府管辖,长官称通判。马巷厅的范围与今天的翔安区比较，除了多个金门外，相差无几。民国元年（1912年），马巷厅撤销，回归同安县（不包括金门）。如今，翔安区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戏称为马巷厅的“重生”。
笔者对闽南著名小镇马巷颇为熟悉。小时候老家惠安的石匠、泥水匠常去那一带谋生，我从他们那里听到了不少情况的介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作为省里一家新闻单位的记者，我曾多次到马巷镇采访。然而对于“县级单位”的马巷厅，却是很迟才知道，且不甚了了。前年底随省炎黄采风团去翔安区，为熟悉当地历史，读了《马巷厅志》。
有人或许要问，清代为什么要设马巷厅？修于乾隆四十二年的《泉州府马巷厅志》对此作了解释：“同安县系边海要区，其辖二百四十七保，沿袤三百七十余里，其幅员之辽阔，政务之殷繁，甲于全省，素称难治”，特别是“翔风、民安、同禾三里共五十八保”的一些村落，“多属大姓聚居，每恃离城窵远逞强不法，知县一官，鞭长莫及，查察难周”，因此，上方决定将这三个里（即翔风、民安、同禾，并包括金门）从同安县分离出来，成立马巷厅，“直隶泉州府”。也就是说，当年之所以要从同安县分出一个马巷厅，主要原因是封建统治者为了加强对人民的管制。今天，人民政府成立翔安区，则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经济、给人民带来福祉，二者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有着根本的不同。
《马巷厅志》共十八卷（另有附录），包括建制、山川、水利、赋役（户口）、船政（盐政）、学校、海防、军制（师旅）、官署、古迹、风俗（祥灾）、物产、职官、选举、人物（乡宾、方技）、列女、艺文、杂记。下面仅举几个部分略加介绍。
“建制”卷，阐述分设马巷厅的原委，并具体谈及建署的情况，说是经有关部门核准，同意泉州府属的通判衙署从金门迁移到马家巷，“建署银两亦应准其于闲款内借动”。此卷还详载厅所管辖的“都里”、“街坊”，以及“形胜”。大多数地名，至今依然沿用，如刘五店、新墟、澳头、欧厝，小盈岭等等。
“水利”卷，因当地“不患潦而患旱，泉坝陂塘载诸邑乘，为问枯涔涸辙，厅属尚有由”，即马巷厅一带不怕水患而怕旱灾，遂将水利设施记载于厅志，政府官吏如果要从中了解各地旱涝情况，可一目了然，因此不嫌啰嗦，详尽列出全厅各地的山塘、水陂的名称及其方位、大小、深度，还记载了各地的桥梁。
“赋役、户口”卷，厅志云，多少年来，老百姓总是企盼“圣朝永不加赋，含哺鼓腹歌咏太平”。然而愿望落空，赋税越来越重，有田赋、盐税、渔税、船税以及按“丁”收取的人头税，等等。许多人承受不起，便不时出现“顽抗”，“拖欠”等情况。虽然“官长亲临”催税，仍有不少无法交纳者“公然躲避”，甚至“殴辱”催讨税赋的人员。至于人口，乾隆四十一年全厅的统计是：“实在民屯户成丁，共一十六万三千六百九十三”，“土著成丁男妇一十万八千零四十”，“幼丁男女五万五千一百九十二”。可见当时马巷厅既有原住民，也有带眷属的军垦人员，其中金门就有“十保大小丁口六万零六百二十三”。
“学校”卷，列了七所，即虚舫书院、舫山书院、浯州义学、新墟社学、马家巷社学、刘五店社学、金门社学。虚舫书院是乾隆四十二年（1757年），由马巷厅通判万友正捐建，地点在城隍庙之后。舫山书院是乾隆十一年（1726年），由同安（当时马巷属同安）知县张荃“属里中绅士建”，地点在马巷的“通利庙后院中，有杰阁以祀文昌神，其阁下奉朱子像，会文其间”。但我在舫山书院参观时，当地人却对我说，该书院建于同治六年，即1867年。此说与厅志的记载相差141年，孰是孰非，看来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海防”、“军制”（“师旅”）卷，介绍金门（旧名浯州屿）、烈屿、料罗、大嶝、澳头砦、刘五店等海防要地的情况。其中金门水师有兵员千人，设一个总兵，一个中军游击，一个守备，两个千总，四个把总。时任马巷厅通判（相当于知县），也是《马巷厅志》的修撰者万友正，对海防的重要性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认为，“闽省之患，海甚于山。防守之宜，水重于陆。若以陆师谨守内地，而以水师沿海设镇，内外交防，庶可无虑”，因而对海防、军制相当重视。从厅志的记述看，当时金门与厦门虽然分属两个不同县（厅），但在军事上是互相协防的。厅志还记载明清时期倭寇对沿海的骚扰情况与郑成功镇守金厦的史实。
“官署”卷，主要有通判署一座，六进；金门水师千总署一座，三进。当时一个厅（县）的办事人员并不多，有一座六进的通判署，应该说够派头了，而金门水师千总所负的军事责任相当重大，“办公场所”理应大些，但衙门只有三进。为什么？这可能是职别在厅通判之下的缘故。
“庙宇”卷，有城隍庙、关帝庙、天后庙、上帝宫、保生庙、通利庙、三宗宫、清水岩寺、普陀岩寺、鼓锣岩寺，等等。通利庙与南宋理学家朱熹还有点“瓜葛”，据说当时任同安县主簿的朱熹有次外出巡视，到了马巷一带曾这样说过，“此地五百年后必有通利之所”。朱老夫子不愧是个预言家，四五百年后的明代，马巷果然成了闽南地区一个商贸繁荣的小镇。当地人因此建庙纪念，并以“通利”之名称之。
“风俗”卷，既赞扬“濒海之人，转贸四方，出没于风浪之中，习而安之”的勇敢精神，又指出，“地方瘠薄，民性慓悍，故嚣于讼”的存在问题。继而说，“自朱子簿邑（南宋时朱熹曾任同安主簿）以来，日以圣贤身心之学迪之诸士，故礼教风行，习俗淳厚，去数百年，邑人犹知敬信朱子之学”，“朱子之所教化，其君子励节，小人任天，男力穑，女善为布”。可见朱熹对包括马巷厅在内的大同安的影响是相当久远的。此卷还介绍一些重要的节日，如春节，“岁时元日，鸡初鸣咸起，贴门帖，设茶果以献先祖，拜祠堂”。“初四设香案接神。上元自十一日起，陆续张灯”，清明节，“插杜鹃花，祭祖先，扫墓培土，挂楮币”。十二月十六日尾牙节，“商贾皆祭土（地）神”。
“物产”卷，谷之属，早秫、小麦、大麦；畜之属，猪、马、牛、羊、鸡、鸭；木之属，松、柏；果之属，荔枝、龙眼；蔬之属，芥子、葱、金瓜；花之属，兰、菊、刺桐、茉莉；货之属，盐、糖，等等。特别提到了番薯，先是作如下介绍：“番薯以种得番国，故名。俗呼地瓜。有来自文来国中”。接着又说，“万历中年，同人有贾于（吕）宋者，密截其蔓，置小盈中，归而种之”。从这两则记载可以看到，番薯的来源地为东南亚，但不只是一个国家。
人物（乡宾、方技）卷，编者赞曰，“人杰籍地灵，地实因人而重。马巷分郡，在同邑东南，素号海滨邹鲁，自宋迄今，人文辈出”，然后分别介绍明代中后期至“国朝”（清代）年间出生于本地的一些名人，如林希元、洪朝选、蔡守愚等。内中的“方技”，说的是当地一些怀有绝技的人，如精通幻术（魔术）、占卜、医道等等。其中有个叫王进观的，“精脉理死生寿夭，经手能决”。有一天，某“无病者，卧之暗室，欲试其术。进观沉吟良久，惊曰，不过五日矣。人以为诞。既而果死，或问之。曰，彼小水已灌入大肠，岂能生乎？盖按脉时，此人急欲小便而强闭之故。”小便强忍有伤身体，这是常识，但会“灌入大肠”甚至致死，这个记载是否可靠，很难说，不排除有讹传的可能性。
“列女”卷，人物很多，其中有一位妇女在面临倭寇的生死威胁之下，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特别让人感动。厅志是这样介绍的：“吴氏诸生王式妻，嘉靖己未避倭大嶝寨中，寨陷被擒，骂贼不绝口。贼将杀之，有告其为大家妻，可挟以索赎者，乃令蔡妪扶之行。适见道旁有深泉数十丈，遂投而死。”笔者后来读1928年修的《同安县志》，发现也有此介绍，它同时还记载另一位女性（叶二娘）与倭寇斗争的事实。中国历史上的“列女传”，颂扬的多为三从四德、尤其是长期守寡的模范女性，《马巷厅志》与《同安县志》介绍的吴氏与叶二娘，并非这方面的典型，而是在外敌面前始终保持民族气节的中华奇女子，不愧是真正的英烈，值得后人永远怀念。
“艺文”卷，收录当地历代诗文，包括朱熹的两首诗。一首是五言律《民安道中》：“祗役东原路，晨风海气阴。苍茫生远思，憭慓起寒襟。午怕僧寮静，昏投县郭深。拙勤终不补，谁使漫劳心”。此诗大概是朱熹赴任（同安县主簿）途中所作。另一首是七言绝句《小盈道上》：“今朝行役是登临，极目郊原快赏心；却笑从前嫌俗事，一春牢落闭门深”。小盈岭乃同安与南安的接壤处，至今仍很有名。此外，明代抗倭名将俞大猷的五言古《同许西浦游南庵》，以及《闽书》、《泉州府志》的编撰者何乔远的五言古《南庵》也在卷中。
“附录”还收入清道光二十二年《御制江南提督陈化成祭文》。
通读《泉州府马巷厅志》，既感到陌生又觉得亲近。所谓陌生，是厅志所记述的过去，距今已经两百多年了，与现实差别太大，不易理解，例如马巷当时的社会状况与人的思想观念。所谓亲近，是因为它能让我这个也属于“泉州府”的“五县人”，对清代前期马巷厅的一些情形有所了解，例如物产卷的作物（尤其是番薯），庙宇卷的寺院，风俗卷的各种活动，与我的老家惠安，有许多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