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冤案”往往出自文艺作品
纣王与妲己：流传千年的故事
历史是由后人写的，能否真实很重要。有人称，胡适曾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话似乎告诉人们，历史可以随便杜撰。问题是，胡适真的说过这话吗？据研究者考证，他在解释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詹姆士的“实在论”时说过如下一段话：“总而言之，实在是我们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包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实验主义》）可见，胡适所说的可以任意涂抹、装扮的对象指的是哲学上的“实在”，并非指历史。
不过，作为一个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人，笔者却明显感到，中国历史上还是出现过一些任人编造的故事，并导致“冤案”的产生。这种现象，往往出自文艺作品。
人们熟悉的殷纣王，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著名“蒙冤者”。
提起殷纣王，以前对他的评论多为负面，即便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也不例外。其实，殷纣王乃古代一位很有作为的统治者。近现代一些学者根据清末民初发现的殷墟甲骨文和古代一些典籍进行研究，认为殷纣王开拓东南（长江与淮河流域），有很大贡献。史学家郭沫若说，“殷纣王在殷末开拓东南的功劳是不可抹杀的。我看，对于民族的贡献，他比文、武、周公还要大。这一点，从前的人没有注意到。”史学家顾颉刚认为，纣王的罪状是历史累积起来的，源于周人为宣传目的而进行的人身攻击，多为不实之词。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读史，也持同样观点。他认为，“商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统一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后来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
殷纣王之所以被丑化，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他是亡国之君。为了证明朝代更迭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周人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周武王出兵伐纣时就宣称，“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尚书·牧誓》）。周武王誓词显然极大影响了当时的社会舆论，但也有不少人为殷纣王说话。孔子的学生子贡对《尚书·牧誓》就表示过怀疑：“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论语·子张》）。孟子更说，“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孟子·公孙丑》），即认为，殷纣王时代也有“善政”，至今还能看到一些。他还指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而何其血之流杵？”（《孟子·尽心》）意思是，完全相信书（指《尚书》）里所说，还不如没有书；武王伐纣这件事只能相信二三分。他进而问道，既然武王所向无敌，纣王又那么坏，讨伐应该很顺利才对，为什么战争中流的血会让木杵飘浮起来呢？
对殷纣王的抨击虽然最早来自于《尚书·牧誓》，但传播范围局限于政坛的上层和知识界。明代许仲琳的《封神演义》（也称《封神榜》），影响可就不一般了，它几乎覆盖整个社会，可谓家谕户晓，“深入人心”。小说所塑造的殷纣王，刚愎自负，荒淫无度，外乱朝纲，內宠妲己，罪行累累，十恶不赦，没有一丁点值得肯定。但这些描述并非都是真实。当然，作上述的辩识，并非说殷纣王没有错误与罪过。毕竟，这是一个亡国之君，确有许多值得批判的行为。说他是“蒙冤者”，只是就其功绩被无端抹杀、罪过又被无限上纲而言。
东汉末年的曹操是另一个著名的“蒙冤者”。
曹操乃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诗和散文也写得相当不错，是“建安文学”的代表性人物。鲁迅称他是“改造文章的祖师”。又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毛泽东则指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样一个文武双全、有功于社会的人，却被说成是擅于搞阴谋诡计的大奸臣。那么，是谁这样骂他的呢？《三国志》编撰者陈寿不仅没有说他的坏话，还对他大唱赞歌。《魏书·武帝本纪》“评曰：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即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內，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唯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人，超世之杰矣。”
把曹操塑造成“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极端利己主义者，将封建统治阶级几乎所有的恶行都集中在他的身上，是元末明初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此后，“三国戏”又对他进一步丑化。几百年来，舞台上的曹操脸上始终涂着代表奸诈的白色油彩，他的戏曲形象总也摆脱不了“反派角色”的缠绕。
与曹操同时代，年纪稍大的蔡邕，也蒙受过不白之冤。
蔡邕是乐府《胡笳十八拍》的作者蔡文姬的父亲，东汉著名的史学家、经学家、文学家、音乐家，书法也相当出色，他不仅是旷世奇才，且很有孝道。然而，因为在掌权者王允面前，对董卓被诛一事叹了口气，就被以“共为逆哉”之罪抓起来，最终无奈自杀。这位在各方面都很优秀的人到了宋代，不知出于什么缘故，竟被当时的说书人痛骂，说他是抛弃父母妻儿的“不孝不义”之徒。时任浙江瑞安主簿的著名诗人陆游下乡时看到说书人的表演，感慨不已，写了《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一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其实，不仅说书人骂他，南戏《赵贞女蔡二郎》，也说他“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
元末，戏剧家高则诚根据《赵贞女蔡二郎》改编的《琵琶记》再次将蔡邕“隆重”推出。戏中的蔡伯喈（蔡邕）高中状元，被皇帝招亲，留在京城当官。虽然不是主动，却也安之若素。结发妻子赵五娘含辛茹苦承担家里一切，但因严重灾荒，公婆不幸亡故。赵五娘剪发卖钱埋葬二位老人，然后身背公婆真容，怀抱琵琶，一路卖唱上京寻夫，最终因牛丞相之女大贤大德，使她和丈夫团圆。尽管《琵琶记》作者将原先《赵贞女蔡二郎》中蔡伯喈的“不忠不孝”，改为“全忠全孝”，想以此引起观众的同情，但效果似乎不大。因为蔡伯喈重婚与留在京城，客观上给老家的父母妻子所造成的伤害并没有改变。如果不是后来赵五娘千辛万苦上京寻夫，又多亏牛小姐的深明大义，戏台上的这个蔡伯喈和说书人嘴里的那个蔡中郎又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呢？
与上面几个“蒙冤者”不同，宋代的潘美被揪出来批斗时，却是以“潘仁美”之名出现的。
潘美，北宋初年的著名将领，在消灭南汉、南唐、北汉政权过程中累立战功，后来被委以重任，镇守北方。由于在与辽军作战时指挥不当，致使杨业陷敌牺牲，从而被降级处分。此人虽有失误和缺陷，但对宋王朝还是忠心耿耿的，他与杨业的战略思想也比较接近。然而，小说《杨家将》却把潘仁美（即潘美）当作搞阴谋诡计、“借刀杀人”的奸臣加以批判，人格上对他进行了颠覆。特别是随着戏曲舞台上《杨家将》的传播，久而久之，潘仁美的反面形象深入人心，乃至于有所谓“杨湖清、潘湖浊”的民间传说。
殷纣王、曹操、蔡邕、潘美都是历史名人，被冤枉或许可解释为“做名人难”。但有一个“蒙冤者”并非名人，甚至连姓名都没有。她就是朱买臣的妻子。
据《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字翁子，吴人也。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刈）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戴相随，数止买臣毋歌呕（讴）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朱买臣与妻子离婚后“数岁”，发迹了，当上会稽太守，荣归故里，看到前妻与其现任丈夫正在清扫道路，便把他们接回家中善待。不久，前妻却自杀了。《汉书》对朱买臣和妻子的关系只是实录，并没有批评。到了明末清初，有个传奇剧本《烂柯山》，重新编造这个故事，说朱买臣之妻（作者称她为“崔氏”），不耐贫寒，又受媒婆蛊惑，强迫买臣写下休书，然后改嫁给张木匠。再婚不久，崔氏发现张木匠不仅穷，脾气还很暴躁，于是离他而去。过了一些时候，崔氏听说朱买臣高中，荣任会稽太守，便于道旁拦住昔日的丈夫，强烈要求收留她。朱买臣叫人在马前泼水，声言若能将覆水收回，夫妻则可相认。崔氏忙活了半天，也只能收回一点点泥浆，这让她无地自容，最终投河而死。
《烂柯山》以及后来戏曲舞台上的朱买臣前妻，被指责为嫌贫爱富的女人。虽然这个故事纯属虚构，充满对妇女的偏见与蔑视，却流传下来，并因此让“覆水难收”这个成语为国人所熟知。
因文艺作品而被痛骂的历史人物自然不止上述几个，宋代的蔡京是否也属于这样的不幸者，则出现了争议。有人认为，他之所以成了反面角色，是因施耐庵小说《水浒传》抹黒的缘故。蔡京其实并不坏，即当官有政绩，书法也特别棒。然而就笔者所认识，蔡京挨骂并非始于文艺作品，北宋社会就流传过一首歌谣：“打了铜（指童贯），泼了菜（指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可见当年老百姓对他是持批判态度的。《宋史·蔡京传》更是明确地把他划入“奸臣”列传，历诉其种种罪行，甚至痛斥，“虽谴死道路，天下犹以不正典刑为恨。”因此，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反派不能说是“冤案”，《水浒传》只不过是将其坏名声进一步扩大而已。
至于真正因文艺作品被“冤枉”的历史人物，已有不少学者认真地为他们翻案，并得到近现代人的普遍认可。但是，文艺作品的杀伤力非常厉害，不是史学家们翻案所能抵销的。可以说，作为经典，那些文艺作品“永垂不朽”，其中的某些反面人物形象，也是不可改变的。试想，罗贯中《三国演义》的曹操，倘若按郭沫若为他翻案的观点重塑形象，还能被读者接受吗？我看，恐怕连这部小说都写不成，至于“三国戏”，就更没戏了。
历史归历史，文艺归文艺。这或许是因文艺作品而“蒙冤”的人，必须面对的现实。这些人可以显得大度些，乃至说：你们尽管骂吧，我已经习惯了，并不在乎，因为事实胜于编造。我依然是那个充满自信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