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人要籍百部评鉴·

83.陈寿祺与《（重纂）福建通志》 

陈寿祺是清朝嘉道年间的代表学者，性喜收藏，聚书八万卷，建小嫏嬛馆，所藏珍善图书，多闽中藏家未有。在学术上，陈寿祺造诣高深，著述丰富，兼收并蓄的治学原则，广泛吸收各家学术所长，究心经世致用之学。在主持鳌峰书院期间，又造就出林则徐、张际亮、林昌彝等一批杰出人才。在总纂《（重纂）福建通志》的三年过程中，凡事亲历，心力交瘁，患病日重，依然抱病修订稿本。稿成之际，溘然去世。所纂则广征博采，堪称力作，多为后世推许。

《（重纂）福建通志》二百七十八卷，（清）陈寿祺撰。

陈寿祺(1771-1834)，字恭甫、介祥、苇仁，号左海、梅修，晚年游览武夷山，因喜爱大小隐屏，又号隐屏山人。福建闽县(今福州)人。祖父陈起龙为县学生，平生教授于乡里。父亲陈鹤书岁贡出身，以文学主讲于仙游、龙岩、邵武、泉州、漳州、上杭各书院，并著有诗集数卷。

陈寿祺虽然不是出身名门，但天资聪颖，9岁遍览群经，有“神童”之名，15岁补县学生员，后又师从孟超然，治宋儒之学。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中举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及第，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在馆二年，因治经学与武进张惠言、高邮王引之齐名，散馆遂授翰林院编修。六年(1801)，闽中灾荒，陈寿祺担忧父母双亲无人照顾，告假返乡。前因会试经策因而得到阮元的赏识，返乡时阮元已出任浙江巡抚，并创办了诂经精舍，故聘请陈寿祺主讲杭州敷文书院，同时兼课诂经精舍，并参与《海塘志》的编撰。

嘉庆九年(1804年)起，陈寿祺重返京城，先后出任广东、河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文渊阁校理，国史馆总纂等职。十五年（1810）,寿祺丁父忧回里，敬奉老母，后以主讲泉州清源书院为业，历时十年，以经学教授诸生。道光二年(1822)，其母郭氏过世，丁忧后，先主讲清源书院十年，又主讲福州鳌峰书院十一年，造就人才无数，培养出林则徐、张际亮、林昌彝等一批民族英雄与杰出人才。对清代福建学术风气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陈寿祺十分关心修纂地方志的工作。在此之前，清代的《福建通志》共有三修：康熙二十三年（1684），郑开极主持修纂的《福建通志》六十四卷，是为清代福建省第一部通志。清雍正年间，清世宗又下诏各地方政府修志。雍正七年（1729），谢道承主持纂修了第二部的《福建通志》，至乾隆二年（1737）书成，全书凡七十八卷首一卷并图一卷，后被收入《四库全书》之中。第三部则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沈廷芳主持纂修《福建续志》，记事基本上同于前志，略有增补，而体例却有所不同。是志曾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至三十二年（1767）经学政王杰补修再刊。

自《福建续志》修成以后，到了道光九年（1829），《福建通志》已有六十多年未曾再修。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各种人为因素，福建地方文献散失甚多，而前此三志，又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疏漏与讹误。陈寿祺有鉴于此，遂建议重修《福建通志》。福建巡抚孙尔准准其所请，组织筹建福建通志馆，专门负责修志之事，并廷聘陈寿祺担任总纂。是年（1829），通志馆即正式开局，陈寿祺亲自创立通志义例，并撰《形势》、《山川》二门和《儒林》、《文苑》后传。其余悉交担任分纂的高澍然、冯登府、张际亮、饶廷襄、丁汝恭、张绅、王捷南，陈善、沈学渊、汪晨、陈池养、林晨英、翁吉士、刘建韶、林彦芬、赖其恭、罗联棠、何治运共18人负责。陈寿祺在重纂《福建通志》的三年过程中，凡事亲历，心力交瘁，患病日重，依然抱病修订稿本。道光十四年（1834），就在所纂即将完成之时，陈寿祺已耗尽心力，病逝福州黄巷家中。

陈寿祺总纂的这一《福建通志》巨著，完稿时共有四百卷。其中《地理沿革志》、《金石志》、《方言志》、《列传》及陈寿祺自撰的《形势志》、《山川志》，都广征博采，丰赡翔实，堪称力作。陈寿祺去世后，由高澍然任总纂，因梁章钜与陈寿祺个人恩怨，遂倡联省绅10人力陈“陈志” 书稿体例不善，要求重订。此时的总督程祖洛、学政陈用光亦否定志稿。高澍然愤而辞职，福建省志通志局解体，分纂各携稿而去，或秘匿不出，《福建通志》的刊行由此而受挫。

道光十五年（1835），福建巡抚徐继畲聘编修魏敬中为总校，魏本唐为副续成其书。因魏敬中之前修纂过《政和县志》，因而受聘续纂《福建通志》后，采取了折衷处理原志稿办法，将原有的四百卷，缩为二百七十八卷。陈氏耗尽心力所成的志稿，删毁颇多，此事成了福建修志史上的一大公案。由于太平天国事发，直至同治七年（1868）政局安定，《福建通志》复由林鸿年倡议刊印。同治十年（1871）始得面世，最终定名为《（重纂）福建通志》。

《（重纂）福建通志》二百七十八卷首一卷附一卷。卷首，同治十年闽浙总督英桂《重刊〈福建通志〉序》、抚闽使者王凯泰《重纂〈福建通志〉序》、正谊书院山长林鸿年《序》、道光九年重纂职名、道光十五年续修职名、同治七年覆刊职名、《重纂福建通志目录》与《重纂福建通志凡例》、绘图、诏谕。全书分三十三个门类：卷一，星野；卷二至卷三，省府州县沿革表；卷四，疆域；卷五至卷十六，山川；卷十七，城池；卷十八至卷十九，公署；卷二十至卷二十八，坛庙；卷二十九至卷三十一，津梁；卷三十二，邮驿；卷三十三至卷三十七，水利；卷三十八至卷四十七，古迹；卷四十八，户口；卷四十九至卷五十，田赋；卷五十一，仓储；卷五十二，蠲振；卷五十三，钱法；卷五十四，盐法；卷五十五至卷五十八，风俗；卷五十九至卷六十，物产；卷六十一，典礼；卷六十二至卷六十六，学校；卷六十七至卷八十二，经籍；卷八十三至卷八十四，兵制；卷八十五，关隘；卷八十六至卷八十七，海防；卷八十八，封爵；卷八十九至卷一百二十，职官；卷一百二十一至卷一百四十五，宦绩；卷一百四十六至卷一百六十九，选举；卷一百七十至卷二百四十七，人物；卷二百四十八至卷二百六十二，列女；卷二百六十三，方外；卷二百六十四至卷二百六十五，寺观；卷二百六十六至卷二百七十八，杂录；附卷，续采列女志。

《（重纂）福建通志》的编撰思想与前几部《福建通志》有很大的不同，在嘉道年间，经世致用思潮与汉宋并重的学术风气兴起，这也使得深受新兴学风影响下的《福建通志》编撰包含这些特点。陈寿祺出于朱珪门下，对经学、小学、文辞学等多有造诣，归里讲学后，他在书院中提倡研习考据之学，培养诸生学习经学的兴趣，并注重培养出一批汉宋并重的弟子。所以陈寿祺主持新纂《福建通志》时，在体例与内容上也充分显现了其主张汉宋并重，突出通经致用的思想，这在陈寿祺《左海文集》的《答陈石士阁学书》与《檄福建郡邑采访通志事实(代) 》中多有体现。比如他认为：旧志《道学传》不符史例，应予取消，将之归入《儒林传》，对于《儒林志》的人选问题上，又坚持专取汉世经师，以明家法，同时强调考据，《山川志》上要求考稽必审，宜详毋略，在《方言考》、《经籍志》、《金石志》也突出考据的重要性，而这些又正是引发纠纷的直接原因。近人陈衍在《石遗室书录》中评价《（重纂）福建通志》时说：

此志地理沿革、山川、职官、选举各门，皆考订精采，非名手细心研究者不办，迥非雍正、乾隆二志所及。至各种列传之事迹详实，由于采摭淹博，贯串精熟，剪裁得当，其稿本未知出自何人，几叹观止。惟体例之不善者，莫如本传之外，另有宦迹一门，是一人而有两传矣……此断断不可者也，其他封爵不应特立一门，道学不应立传，儒林不应收非经学之人，外传、外记称名未当，皆其当更张者矣。

陈衍的评价反映出魏敬中与陈寿祺《（重纂）福建通志》修志思想的不同，体现了嘉道间福建学风独尊朱学与汉宋并重过程中的学术与人脉之争，也折射出新学术的开拓者与传统朱子学势力的矛盾。虽指出其不足之处，但也肯定仍多有超过前志之处，无论是史料的考据还是材料的审定，《（重纂）福建通志》广征博采，堪称力作，多为后世推许。但魏敬中所主纂的定稿，最大的缺点在于宦绩与列传并立，交叉重复很多。

除了总纂《（重纂）福建通志》之外，陈寿祺一生问学精博，著作宏富，兼收并蓄的治学原则，广泛吸收各家学术所长，究心经世致用之学。卓然成一家之言。所著主要有：《五经异义疏证》三卷、《尚书大传》(定本)三卷、《洪范五行传辑本》六卷、《欧阳夏侯经说考》一卷、《鲁齐韩诗说考》三卷、《左海经辩》四卷、《说文经诂》二卷、《两汉拾遗》二卷、《遂初楼杂录》二卷、《左海文集》十卷、《绛跗草堂诗集》六卷等二十余种，以及最后由其长子陈乔枞（字朴园）整理续成的《三家诗遗说考》十五卷、《礼记郑读考》六卷、《今文尚书经说考》十七卷等。

陈寿祺还是清代福建的藏书大家。他的文章，博采众长，旁征博引，无不得力于其藏书、读书之多。他在入学福州鳌峰书院后，每有闲日，总是到山长孟超然家借读、抄录。担任《福建通志》总纂，并负责《形势》、《山川》、《儒林》、《文苑》等分志的撰写工作之时。他利用总纂这一职务方便，大力收集闽中各郡县的文献，凡遇有闽人所著，外籍学者所述有关闽省材料的书籍他都收集，特别是一些末刊手稿，常出高价收购，故陈氏所藏多秘册遗文。因此，他聚书八万卷，建小嫏嬛馆，所藏珍善图书，多闽中藏家未有。在陈寿祺的众多文集中，尤值一提的是《左海文集》。

《左海文集》十卷，行世有道光九年（1829）刻本。卷首，传、书札；卷一，纪、序、状；卷二，赋；卷三，说、议、辩、论、录、考、释文；卷四至卷五，书札；卷六，序；卷七，序、跋；卷八，记；卷九，传、铭；卷十，铭、行实、呈词、正俗戒、事宜、规约。特别是在该书卷四至卷七，集中记载了陈寿祺治经济世的观点与主张。概而言之：首先，陈寿祺著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引证广博，且每引必有出处，同时兼采经史杂说。其次，稽核各书异同，征引精善之本。陈寿祺在辑佚时，对当时可见的各种典籍一一详细核查，对见到的不同古籍的相同文字，通过详细考证，确定其中精善者以为依据。第三，明辨今文家法，细考古今经说，这种观点用陈寿祺自己的话来概括就是“必先考其家法，然后异同可辨。”（陈寿祺《经郛义例》）

此外，该文集中的一些内容对弥补史乘之缺亦大有帮助。如：《送齐编修使琉球序》、《翰林院编修侯官齐公墓志铭》，不仅让我们对嘉庆十三年（1808）册封琉球的准备过程、出使的一些细节有直观的印象，还对册封使齐鲲的身世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再如：《校太平御览跋》，从文字的视角能看出作者学问之精，不但熟知古籍的版本校勘与递藏流传，还能发现陈寿祺对徐氏传是楼、范氏天一阁以及大儒黄丕烈的藏书情况也非常熟悉。由此可见，《左海文集》不仅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而且对搜集补证陈寿祺文学创作成就及其交游情况，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