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人要籍百部评鉴·

82.董天工与《武夷山志》

武夷山，为东南山水灵秀之地。其山嵚崎险峻，其水曲折潆洄，自是天造地设，鬼斧神工。秦汉以来，方士、羽客因其山闲静远、远离世俗纷争，多遁迹隐居于此。六朝时，顾野王隐遁山中，著书讲学，文学以显。至南宋时，朱熹建武夷精舍，开紫阳书院，诵习其中，此后贤儒流风相继，云从星拱。此外又有武夷君、皇太姥等仙人神话之流传，有骚人游士之吟咏，有外道方士之寄托，有高僧名释之沉潜，为山水增色。山内书院连绵，寺观相望，钟鼓弦歌不断，梵音书声不绝，于自然锦绣之外更有人文化成，一景一物皆令人流连感叹，武夷声名遂闻于天下。董天工生于武夷，长于武夷，性爱山水，情钟于兹，在前人的基础上，披阅史籍旧志，勤勉考据，殚精竭虑，又泛舸携筇，缒幽凿险，扪崖细抄山中题刻，以辨前人山志之真赝遗误，无幽不探，无琐弗登，以亲眼所见之实，为山志以补遗辨误，终于将武夷之大观荟萃于《武夷山志》这部鸿篇巨作中。

《武夷山志》二十四卷，（清）董天工编纂。

董天工（1703—1771），字材六，号典斋。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人。清代学者，为曹墩董氏十二世祖，系书香门第。清雍正元年（1723）拔贡生，授福建宁德训导。又调任至台湾彰化，后擢山东观城县令。因母亲逝世，回乡守孝。服丧期满，赴京服阙补河北香河县令。任职期间，因治理蝗灾立功，升任安徽池洲知府。为官清廉勤政，业绩可嘉，任满致仕。六十八岁时因病卒于武夷山。平生著作有《武夷山志》、《金山志》、《焦山志》、《笺注石鼓图记》、《游九华诗》、《广集春秋繁露》、《台湾见闻录》等，其中最为人铭记、最令人称道的著作，非《武夷山志》莫属。

闽之武夷山，为东南山水灵秀之地。其山嵚崎险峻，其水曲折潆洄，自是天造地设，鬼斧神工。秦汉以来，方士、羽客因其山闲静远、远离世俗纷争，多遁迹隐居于此。六朝时，顾野王隐遁山中，著书讲学，文学以显。至南宋时，朱熹建武夷精舍，开紫阳书院，诵习其中，此后贤儒流风相继，云从星拱。此外又有武夷君、皇太姥等仙人神话之流传，有骚人游士之吟咏，有外道方士之寄托，有高僧名释之沉潜，为山水增色。山内书院连绵，寺观相望，钟鼓弦歌不断，梵音书声不绝，于自然锦绣之外更有人文化成，一景一物皆令人流连感叹，武夷声名遂闻于天下。

宋代刘夔（道元）始撰《武夷山志》，发扬奇胜、表著往迹。随后又有程嗣祖、杨恒叔、蓝世中等十余人陆续编撰，互有发明。然时过境迁，书缺版佚，各志详略不一，读之不能尽揽武夷之胜概。董天工为弥补此憾，乃于乾隆十六年（1751）重撰《武夷山志》，此书以明衷仲孺（稚生）《武夷山志》、徐表然（德望）《武夷志略》、清王梓（适庵）《武夷山志》、王复礼（草堂）《武夷九曲志》四志为据，又搜罗其他旧志及相关典籍，互参详订，删其繁芜，补其残缺，正其讹误，汇为一编，共八册二十四卷，历经两年完稿，第三年刊刻问世。

董天工之父董茂勋，一向有志于核实修撰武夷山志，却因涉足官场，又值事务繁忙，分身乏术，终未能如愿。董天工生于武夷，长于武夷，性爱山水，情钟于兹，决心承父之志，决心重撰山志。当其丁忧服丧期间，还归故里，远离喧嚣，更得空暇。早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董父曾择三十六峰中最险之接笋峰建留云书屋，作为读书藏修之所，及至董天工回乡守孝，遂于留云书屋后增建“望仙楼”，久居其中，安心撰书。春朝秋夕，霁景芳晨，董氏披阅史籍旧志，殚精竭虑。又勤勉考据，泛舸携筇，缒幽凿险，扪崖细抄山中题刻，以辨前人山志之真赝遗误，他身亲历览三三六六，明确了“三三”九曲溪之分界，指实了“六六”三十六奇峰的峰名，而在此之前“九曲分界，诸志互有参差。”“三三六六，其名已久，诸志无有指其数者。”（《武夷山凡例》）一石一水，荒基废址，摩崖题壁，瑶草琪花，董氏无幽不探，无琐弗登，以亲眼所见之实，为山志以补遗辨误，终于将武夷之大观荟萃于《武夷山志》这部鸿篇巨作中。董天工在跋山涉水，实地踏勘之余，常即景言情，流连吟赏于武夷山之奇岩秀石、风土人情，创作了不少武夷山诗，如《留云书屋漫吟》、《宿冲佑观有感》、《幔亭峰二截》等，这些诗流露着董天工对武夷山最真挚的情感，后来也被收入该志中。董天工去世后，被安葬在武夷山中，其墓葬位于幔亭峰下今“大王阁”后山，其精魂得以长眠于其所钟之地，其纂辑之功更与山水同其不朽。正如他在诗中写道的一样，真乃“披图游迹分明在，留得清名后世听。”

《武夷山志》二十四卷。卷首为凡例、绘像，次列总志三卷，次列星野、形势、祀典、敕封、颁赐、九曲全图、九曲棹歌为一卷，一曲至九曲十卷，山北一卷，明贤二卷，方外一卷，古迹、杂录、附录、物产为一卷，艺文五卷，共二十四卷。其中总志三卷起到了统领全书以及索引的作用。其详尽地归纳整理出全书所有介绍对象在书中的具体位置，分类细致，不厌其详，如将山分为峰、岩、石、坛等二十六种，将水分为江、湖、溪、滩等十一种，将建造分为书院、祠、堂、殿等三十三种，原原委委，纤微毕具，了无遁形，使读者在一览全书大观的同时能够迅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风光、建筑、人物、诗文等内容的所在之处。例如，读者若想了解朱公祠，则可在卷一《总志上》（《武夷山志凡例》曰：“凡山川、庐舍一切有名者，细注见某处，列为总志上。”）中寻找“祠”一类，即见“朱公祠”一条曰：“一曲上溪北，冲佑观，即复田祠。”便可得知在卷五《一曲上·溪北·冲佑观》处载有关于有朱公祠的具体描述。全书星罗棋布，纲举目张，朗若眉列，令观者一见了然。

该书详细介绍了武夷山山水之形势特点、历代所受祀典敕封、与此山结缘的名贤逸客和仙佛羽流、山内古迹建筑以及相关游山诗文等各个方面，其中涉及到的著名景点有幔亭峰、玉女峰、虎啸岩、老君岩、紫云洞、飞来石、七星井、九曲溪等，文化名人有李商隐、范仲淹、吕祖谦、辛弃疾、朱熹、王守仁、刘基、徐渭、董其昌、黄道周、刘克庄、朱彝尊等，仙佛神人有彭祖、武夷君、皇太姥、十三仙、扣水古佛等，著名古迹有紫阳书院、朱公祠、三清殿、冲佑观、留云书屋、问津亭、虹桥板、架壑船等，内容极其丰富完备。可谓既尽精微，又致广大。

卷内细绘山图，摹勒贤像，在《武夷名胜全图》、《九曲山水分见之图》、《精舍图》等图中，山水楼观之景跃然纸上，各景点的排列布局历历分明；在卷首的《绘像》中，历代明贤讲学论道的场景以及传说中的仙人飘然显迹的仙姿皆惟妙惟肖。这些图画颇具意境之美，使读者在披图阅志之时如身临其境。

卷首之前，除董天工自序之外，还有史贻直、蒋溥、杨锡绂、孙嘉淦、来谦鸣、叶观国、何瀚等八人为董志作的原序，此八人中，既有朝中高官名宦，又有董氏亲眷良朋，题序者皆对此志赞叹有加，甚为推崇。人们对董志的褒扬之声一直延续至今，就连加拿大人文地理学博士生导师尤里·希尔金在阅览完董志后，也不由称赞道：“《武夷山志》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杰作！作者董天工在二百多年前就能用当代归类法、系统法、图示法来编撰地理文化史。”

董天工的《武夷山志》，集前代山志之大成，是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的一部山志。其体例严谨，内容丰富，条理分明，考证翔实，图文并茂，补古人之缺，证陵谷之移，实乃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此志纷呈武夷天地人文之精彩，令读者卧游神想，不出户却足以观武夷万千胜境；令游者按图索骥，搜山水之奇奥，追前哲之芳踪；令诗文爱好者吟咏玩味，悠游其中。更重要的是，董志为历史文化研究者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为武夷山文化的发展启明：历代山河变迁与前人事迹助于闽史研究，前人的余韵流风、诗文辞采汇入闽文学长河，书中对胜迹的描摹则助于山中古建筑的修复与还原，对“三三六六”、虹桥遗蜕等景观的具体考证界定助于山中奇景的深度多元发掘，对物产（如茶、毛竹、山荔枝、茯苓等）的考察助于当地自然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总之，董天工的《武夷山志》在史学、文学、旅游学等多方面都有其重要贡献。

现如今武夷山已经成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亦有“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示范点”、“ 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诸多殊荣，为八闽之表镇。每逢假日，人海如织，摩肩接踵，游客自谓游兴盎然，然腹内中空，只能奔波道途，风尘鞅掌，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纵使踏遍群山，归来亦毫无裨益。遥想古人之游，必登临眺望，酌酒赋诗，觞咏唱酬，登幔亭而涉山涧，游精舍而肃前型，此雅兴与情怀，令人追慕。今若能览董天工的《武夷山志》而积渐涵茹，来日游山，沉思古今，必能开益心胸，增广见闻，欣欣然满载而归。

董天工的《武夷山志》最主要的版本有二，其一是乾隆年间的原刊本，其二则是道光年间的重刻本。乾隆年间的刻板剥落漶漫，导致此书一度散佚，善本不存。道光二十六年（1846），崇安县五夫里罗才纶于羊城（广州）重新刊刻，此为五夫尺木轩藏版。国家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等存有乾隆原刊本，此本甚为罕见，实属珍贵。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库则存有道光年间的重刻本。重刻的董志书版今藏于武夷山市文化馆，被视为珍宝。二十世纪中期，崇安县文化部门在北京用重刻版重印董志数百册，内部发行。八十年代初，福建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联合福州市古籍书店影印董志千余册出版销售，深受读者支持与喜爱。九十年代，武夷山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对董志重新整理点校，由方志出版社于1997年印刷出版，得到相关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的好评以及广大游客的青睐。2007年，此书再版。再版不仅完善了97年版本的内容，在装帧设计上也极其用心，是今人点校版中较好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