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人要籍百部评鉴·

78.李清馥与《闽中理学渊源考》

李清馥是清代理学家，大学士李光地之孙。幼承家教，宗缘硕学，博闻通览。为官期间清廉正直，深得民意。所著《闽中理学渊源考》是一部记述宋、元、明时期福建理学传衍、授受与发展流变情况的学术史著作，旨在继承乡先贤遗志，梳理闽中理学“传经说理”的学术渊源，表彰、弘扬其“素尚朴学”的学术传统。该书博采群言，取材甚广，对研究闽中理学史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学术参考价值。

《闽中理学渊源考》九十二卷，（清）李清馥著。

李清馥（1703—？），字根侯，号逊斋，福建安溪人。清代理学家，大学士李光地之孙。李清馥早年丧父，自幼由祖父抚养成人，幼承家教，宗缘硕学，博闻通览。“光地授以《太极图解》《通书》《西铭》《正蒙》等书，即知以古学自期……桐城方苞称其质厚安雅，气度于光地为近。”（《清史列传·李清馥》）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李清馥以光地荫，恩诏正一品荫生。雍正八年（1730），授盛京户部员外郎。十一年（1733），调补户部郎中，仍留员外郎任，寻授户部四川司郎中。乾隆二年（1737），擢直隶大名府知府。七年（1742），迁广平府知府。李清馥居官清廉正直，深得民意。知广平府仅数月，即以疾告归，专心著述。卒年不详。

李清馥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闽中理学渊源考》《闽学志略》《道南讲授》《榕村谱录合考》《清溪李氏世学考》《清源述志》《温陵学略》等。

《闽中理学渊源考》九十二卷，原题《闽中师友渊源考》，是一部记述宋、元、明时期福建理学传衍、授受与发展流变情况的学术史著作。该书首有李清馥《自序》及“凡例”，所考内容上自杨时，下迄明末，共收录理学学派二百三十四个，凡一千三百余人。其中家学相承以及友而不师者亦皆并列，以明其学所自来。是书仿前修之例，每学派前各为小序，或述学派源流，或述学术宗旨。后立该学派人物小传，叙述其生平、师承、著述及思想大旨，传末注明所据之书，考据颇为详核。对于一些重要学者，还摘录其文集、语录中有关论学之语附于传后，以存其立言之旨。间或附有案语、备考，或补传之缺漏，或加以评论，或考证事实，或举存疑之事。其于败名隳节、贻玷门墙者，皆削除不载。间有纯驳互见者，则弃短录长。

关于《闽中理学渊源考》的撰述宗旨，李清馥自述道：

吾乡先正素尚朴学，自唐宋迄元明，传经说理之盛，溯厥渊源，粹然者不少。而所以奋起作兴者，皆耆贤宿学，启迪之功为多。考其旨归，大都崇奖典型，共趋敦厚，师传友授，饬躬厉行。是闽中习尚，前辈述之屡矣。今岁律屡更，不揣固陋，汇集诸家之传，综其要者而纂录焉。虽历代学术不无升降盛衰，醇疵互异，然参互考订，庶有以为知人论世之资，征文考献之助。（《闽中理学渊源考·序》）

由此可见，李清馥编撰《闽中理学渊源考》的目的，主要在于继承乡先贤的遗志，梳理闽中理学“传经说理”的学术渊源，表彰、弘扬其“素尚朴学”的学术传统。所以其博采群书，取材甚广，“诸学派就万氏季野《儒林宗派》录出，参之蒋氏垣《八闽理学源流》、黄氏海《道南统绪》、何氏《清源文献》。其本传本之《闽书》，参之《道南源委》《莆阳文献》《越章录》《闽省通志》、各郡县志、《伊洛渊源录》《宏简录》《名山藏》《黄氏日抄》《考亭渊源录》《理学宗传》《理学备考》《明儒学案》、吴氏《诸儒述概》及历代史书并行状、志铭、诸家文集，更相考证”，（《闽中理学渊源考·凡例》）从而将四、五百年之中理学在福建地区的师承授受分别源流，“寻端竞委，若昭穆谱牒，秩然有序”。（《四库全书总目·闽中理学渊源考》）该书可谓清代中期理学史的代表著作，尤对研究闽中理学史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学术参考价值。

卢钟峰先生曾将《闽中理学渊源考》的学术特色概括为“尊宋右汉”、“汉宋兼采”，并指出其借为宋明时期福建理学家修史立传之机，“辨正理学与经学、宋学与汉学的关系，纠正宋明以来尊宋黜汉的学术偏见，提倡汉宋兼采”。（《中国传统学术史》）而李清馥这一学术特色的形成，主要是受到其祖父李光地的思想影响。故《四库全书总目》称：“清馥幼侍其祖光地，多闻绪论，故作是编，一禀家训，尚有典型。虽意崇桑梓，而无讲学家门户异同之见云。”具体而言：

一方面，该书将考察的重点放在“理学渊源”上，且以程朱理学为宗，在为福建理学家修史立传时，专主程朱一派。因此，李清馥以二程高弟杨时“载道南来”为闽中理学之开端，将“文靖杨龟山先生时学派”置于卷首。他说：

曰“渊源”者，是书以龟山载道南来，罗、李递传，集成于朱，而上溯周、程，以传千载不传之秘者也。故以龟山冠冕编首，各从派系递列相承，不以世次论其先后，而以师承订其旨归也。（《闽中理学渊源考·序》）

又说：

闽中儒学开先，始于唐欧阳四门。至宋，海滨四先生亦为倡学之始。至龟山杨文靖公及中州二程先生之门，仔肩道脉，千圣心传系焉。故今诸儒学派之编，断自有宋，列龟山为首，盖以师承，定其旨归，不以世次论其先后也。（《闽中理学渊源考·凡例》）

闽学开自有唐，欧阳四门倡起，彼时人文未著也。宋初所谓“海滨四先生”者，与安定、泰山、徂徕同时。其学已有近里之功，彼时朋类未孚也。至龟山先生得中州正学之的，上肩周、程统绪，下启罗、李、朱历代相传之奥，于是圣学彰明较著，而邹、鲁、濂、洛之微言大义，萃于闽山海峤矣。（卷一《文靖杨龟山先生时学派》）

同时，李清馥还特别重视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一系的传承授受情况，即所谓的“道南源委”。故其在该书中着重考察、叙述了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的生平、师承与学术思想，以发明正学之源流。譬如，他在叙述罗从彦学派时说道：

其为学大旨，尝令学者于静坐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未发时作何气象。盖其所重在涵养操存，以身体之，以心验之。此非独杨、罗、李、朱递传之学的，即程门二先生学的也。后世于心性根源，隔膜异视，本体不明，反己功疏，故二先生阐发此义，罗、李递传，守此尤谨。当日程子所谓须静坐始能收敛者，盖收敛方见本体……伊川程子又恐人邻于摄心坐禅，只管静去，与事物不相交涉，故说只用敬，不用静……朱子于延平没后，与南轩讲论中和之旨，反复数年，始定其说，无非此也。虽曰静曰敬，义有偏全，然其体认大本，涵养本源，学者求端性善于人生而静以上之初，于静字似有端的。伊川解静，专云不专一则不能直遂，正是此意，则静中工夫固是养动之根矣。朱子远宗伊川，谓观未发之说终是少偏，亦是救彼时偏重之弊耳。窃谓论探索之原，而静之义为切；求体用兼备，而敬之说为长。盖敬统其全，而静极其本，罗、李工夫，朱子累述之。要之，皆并行不悖矣。溯厥渊源，如颜氏之四勿，曾氏之动容貌、正颜色，孟氏之存夜气，以及周、程之主静、定性，无非殊条而共贯也。呜呼！求道者舍此，亦无所用其力矣。（卷四《文质罗豫章先生从彦学派》）

而朱熹作为宋代理学之集大成者与闽中理学之大宗，自然成为该书论述的重中之重。全书共用了10个章节来专门记叙朱熹的家世学派及其在闽中各地的门人与交友情况。其中，卷十五记朱熹闽中家世学派，包括其父朱松，其子朱塾、朱埜、朱在，其孙朱鉴，曾孙朱浚、朱沂，四世孙朱彬等人；卷十六叙朱熹的生平、师承、著述、学术思想与历史地位；卷十七至卷二十四分述福建八府一州朱熹门人及交友，传后或附其人与朱熹往来书信,并据此考察其师从朱熹的大概时间。此外，书中还另辟篇章专载自成学派的闽中朱熹门人，如“文节蔡西山先生元定学派”、“处士蔡节斋先生渊学派”、“文正蔡九峰先生沈学派”、“文肃黄勉斋先生榦学派”、“文简刘晦伯先生钥学派”、“朝奉李公晦先生方子学派”、“主簿陈北溪先生淳学派”等，以见朱子学之发展与传衍。

卢钟峰先生还指出，《闽中理学渊源考》在考察闽中理学渊源时，“不仅重在考察杨时所开启的‘道南’正脉，而且还论及游酢所开启的‘道南’别派——游酢、胡安国、胡宪。他们与‘道南源委’相辅而行，共开闽中理学渊源”。（《中国传统学术史》）如李清馥在叙述游酢学派时引李绂之言曰：“二程子高第弟子称游、杨、侯、谢，学者谓朱文公得统于程，由杨中立传罗豫章，豫章传李愿中，愿中以授文公，是固然矣，不知游定夫传胡文定，文定传从子籍溪，籍溪亦以其学授文公，盖兼承游、杨之统者也。”（卷二《文肃游广平先生酢学派》）李清馥虽对胡安国师从游酢的说法表示怀疑，但亦肯定其与二程门人杨时、游酢、谢良佐等有着较为密切的学术渊源关系。

另一方面，该书虽以程朱理学为宗，但在考察闽中理学渊源时亦注重发掘、表彰其中“笃师承”、“谨训诂”的汉学精神，从而体现出汉宋兼采的学术倾向。譬如，李清馥将“素尚朴学”、“传经说理”视为闽中学术的传统与习尚，提出：

由元阅明成化间，蔡虚斋、陈剩夫、周翠渠诸贤后先讲学，起而倡述之，经学称一时之盛。中明以后，学术漓杂；迄于季造，决裂判散，使后生晚出不复见先正本来之懿。先公感焉，尝论吾闽之学，笃师承，谨训诂，终身不敢背其师说，以为近于汉儒传经遗意。公余讲切，每持此论以救末学之偏，其意远矣。（《闽中理学渊源考·序》）

又谓：

近代异同之习胜者，师友切磨之功浅也；浮夸之学胜者，穷经实践之功微也。今欲卑训话而读经，蔑师资而求道，犹航断港绝潢以望至于海也，不亦难哉！……今日不问师承，不稽传注，目空前辈，簧惑后人，是宜贤者之所为戒。譬犹守家之子，忘厥高曾矩矱，其可乎？（同上）

由此可见，李清馥撰写《闽中理学渊源考》不仅是为了梳理闽中理学的传衍源流与发展历史，还是因明代中期以来学术漓杂，学者“不问师承，不稽传注，目空前辈，簧惑后人”之弊而作，欲借其为闽中理学前贤修史立传的方式，阐明、弘扬闽中理学“笃师承，谨训诂”的学术传统。

李清馥通过学术源流的考察，指出闽中学术的汉学传统始于宋初的“海滨四先生”陈襄、周希孟、郑穆、陈烈以及三山刘彝，且其时间尚在闽中理学兴起之前，故将诸人之功与“宋初三先生”倡学于周程未起之先相提并论，认为他们在闽中理学史上的地位与“宋初三先生”在宋代理学史上的地位相埓。譬如，他称赞陈襄“以经术德义为一时儒宗，孜孜以教育人材为务”；周希孟“通《五经》，尤邃于《易》”；郑穆“好学深造，心仁气正，勇于为义，进退容止，动依礼经”；陈烈“博通群经，尤明典礼”。（卷十《海滨四先生学派》）又谓：

闽自唐欧阳四门开人文之先，海滨四先生继之。先哲尝述宋初安定、徂徕、泰山三先生倡学于周、程未起之先，功不可忘。若四先生在闽倡学于杨、罗、李、朱未起之日，功亦岂可没哉？（同上）

宋初三山刘执中与陈古灵、周希孟诸先生，皆以经学为邑人倡。其时周、程尚隐濂、洛，三山前辈之学以经鸣者，皆渊源于四先生及先生云。（卷十《光禄刘执中先生彝学派》）

可见其对经学的重视。

当闽中理学兴起之后，李清馥亦注重阐发、表彰历代理学家的学术思想中的汉学传统与经学成就。如论及朱熹时，他说：“尝考紫阳之书，明训诂，溯师传，力行一生，使后人知圣功由下学以上达”，（《闽中理学渊源考·序》）并引邵铜之言曰：“闽自陈述古、季慈、郑闳中、周公辟、刘执中五先生倡道于前，继而杨龟山、罗仲素、李延平三先生出，至朱夫子集群贤之大成，益讲明于后”，（卷四十二《吴闻过先生海学派》）又引李方子之言曰：“其（指朱熹）穷理也，虚其心，平其气，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无躁易凌躐之患；心专虑一，而无贪多欲速之蔽……若乃立论以驱率圣言，凿说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纠纷，若假借以相混惑，粗心浮气，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尝徘徊顾恋如不忍去，以待其浃洽贯通之功，深以为学者之大病，不痛绝乎此，则终无入德之期。”（卷十六《文公朱晦庵先生学派》）

朱熹之后，李清馥论蔡元定则谓其“尝言文公教人以训诂文字为先，下学上达，固是常事……文公疏释《四书》及诸经、《通鉴纲目》《近思录》，与先生多所参订。《启蒙》一书，则属先生起稿。至论《易》，推本《河图》《洛书》、邵氏《皇极经世书》《先天图》，往往与先生往复而有发焉”（卷二十五《文节蔡西山先生元定学派》）。论蔡沈曰：“先生于《尚书》及《洪范》数禀学于家庭，卒之书成垂世，不愧父师之托。”（卷二十五《文正蔡九峰先生沈学派》）论元代的熊禾曰：“公生季祚，去文公之时百有余岁矣，老成雕谢，典型独守。鼎革后，抱道空山，修明《六经》，毅然以斯文自任……公平生著作悉禀文公家法，于《易》《诗》《书》《春秋》《小学》《四书》皆有集义，又有《三礼通解》。”（卷三十七《建宁熊勿轩先生禾学派》）论明代的林玭曰：“明初学者多属朱门派绪，其传习说经犹存宋元间诸儒家法。三山林氏以《易》学倡教东南，虚斋时弱冠为诸生，以佥宪临江周公虚白命得登其门，卒之经学大明，为有明一代经师之首，海内宗之。厥后，陈紫峰、林次崖、苏紫溪递衍其绪，以《易》学成一家言，于是泉南习《易》者家弦户诵。”（卷四十三《副使林廷珍先生玭学派》）论明代的蔡清，谓其学“以《六经》为入门，《四子》为标准，四儒为真派，而反身用力，本之静虚之地……以格物不外读书，读书当以‘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八字为要诀，因以‘虚’名其斋。其教人也，以看书思索义理为先，不独语言文字。盖谓圣人作经以明道，学者因传注以求经，实从体验身心而洞见道体者”，又引李光地之言曰：“吾闽僻在天末，自朱子以来，道学之正，为海内宗。至明代成化后，虚斋先生崛起温陵，首以穷经析理为事，非孔、孟之书不读，非程、朱之说不讲。其于传注也，句谈而字议，务得朱子当日所以发明之精意……自时厥后，紫峰陈先生、次崖林先生皆以里闬后进受业私淑，泉州经学遂蔚然成一家言。时则姚江之学大行于东南，而闽士莫之遵，其挂阳明弟子之录者，闽无一焉。此以知吾闽学者守师说，践规矩，而非虚声浮焰之所能夺。然非虚斋先生，其孰开之哉。”（卷五十九《文庄蔡虚斋先生清学派》）论明代的林文明，则引何司徒之言曰：“有泉先辈之盛，士专一经者，弟子聚而师之，楷其模范而守其训诂，终身无所改徙。以故师名其家，士名其学，文献之盛，所由来也。盖自成化以后，蔡虚斋修明《易》学，士得聆其绪论，转相授受，其传浸广。林先生受《易》于郭公文博，其一也。”（卷七十六《郡西林氏家世学派》）诸此可见李清馥对于闽中理学家“素尚朴学”、“明章句，谨训诂”、“有两汉儒林传经遗意”的经学传统的特别重视与着意表彰。

此外，李清馥在考察闽中理学渊源的过程中，还强调了闽中理学家专门授业，笃守师承，终身不背其师说的治学习尚，而这一点亦与其经学传统紧密相连。譬如他说：

尝闻之，治经者必守家法，讲学者必归践行。要其派别，必本于师传友授，此古人博习亲师，论学取友，其渊源不可诬也。（卷三十七《建宁熊勿轩先生禾学派》）

窃窥乡先正叙述经训，每勤恳备书，可知彼时崇尚实学，有两汉儒林传经遗意。盖欲以一经之士入于绳墨，其学术途辙必出于一，其所以移易耳目，开拓心志，以造就党塾之士者，非无谓也。（卷七十二《赵氏家世学派》）

《三山旧志》曾言：

“明初诸子，其学多以濂、洛为宗。正嘉间，新进后起，一唱百和。晋安诸先正不敢倍其师说，盖自郑氏景初而下，阐明道术， 演绎圣真，修己诲人，笃学力行，庶几升洙泗之堂，尊博约之训矣。”（卷四十一《三山明初诸先生学派》）

因此，李清馥在论及隆万以后诸先生学派时，批评“明之中叶，喜新立论，诋讥前儒，渐趋诡僻，士习由是多歧。其始盖由一、二聪明才辩之徒，厌先儒敬义诚明、穷理格物之说，乐简便而畏绳束。说者谓其端肇于南宋之季，朱子彼时曾痛切言之，谓此事实关世变。明之末造，得无类是乎”，同时表彰了“三山先正如叶氏朝荣、翁氏兴贤、卢氏一诚诸公，于波靡俗弊之余，独屹然为师表，指南维持，终不坠《易》之硕果，《诗》之典型”。（卷四十七《隆万以后诸先生学派》）

《闽中理学渊源考》刻本、抄本甚少，现存仅见《四库全书》本与清浙江丁氏竹书堂抄本。丁氏竹书堂抄本为丁申、丁丙兄弟于清光绪年间补抄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时所抄。2011年凤凰出版社出版了徐公喜、管正平、周明华点校本《闽中理学渊源考》，颇便读者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