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人要籍百部评鉴·

76.李馥与《居业堂诗稿》

李馥是清代康熙年间的一位地方官员、著名诗人和藏书家。他勤政报国，清廉爱民；身着官服，心羡布衣；酷爱藏书，孜孜为学；一生飘泊，暮年凄楚。所著《居业堂诗稿》，是其现存唯见的一部作品，仅有清稿本行世，鲜为人知。其纪事、感怀之类的诗作，不仅可订补作者生平事迹，同时也比较真实、全面地反映了作者从政期间及被罢黜之后的思想情趣、悲欢离合及各种矛盾复杂的心态。即便是记游、咏物、赠答乃至部分应酬之作，亦多所寄托，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

《居业堂诗稿》不分卷，（清）李馥著。

李馥（1666－1749），字汝嘉，号鹿山，别号信天居士，福建福清人。一说李馥生于清康熙元年（1662），卒于乾隆十年（1745）。然据其《居业堂诗稿》壬子《生日》诗自称：“小阳十二我生辰，六十七年际盛春。”小阳又称小阳春，即农历十月。该“壬子”为清雍正十年（1732），是年李馥虚岁六十七。据此上推，他当生于清康熙五年（1666）。

李馥父早亡，由母亲抚养成人。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举人。四十二年（1703），与福州郡守顾焯等人在九仙山（今福州于山）平远台共创平远诗社。四十五年（1706），在京会试，不第。后经人推荐，在京任工部员外郎。四十八年（1709），转刑部郎中。四十九年（1710），出知重庆。在蜀为官三年，任满有政声。五十二年（1713），应召赴陕西，经山西、河北，再次进京。五十五年（1716），迁河东运使。是年逢亢旱，民无以食。他勤政恤民，请截漕二十万，民不知饥。曾调升苏松常镇道，江苏按察使。五十七年（1718），又奉旨入都。五十九年（1720），任安徽布政使。依然体恤民情，忧民所忧。六十一年（1722），又升任浙江巡抚。方上任，洪灾泛滥。他尽心尽责，抗洪救灾。雍正二年（1724），被谤罢官，削迹入狱。不久出狱，一直蜗居苏、杭，十余年没能回乡。晚年孤苦伶仃，悲凉凄楚，终日读书消愁，触事兴怀，抚琴泣声，苦度残生。乾隆九年（1744），经奏准重赴鹿鸣筵宴。十四年（1749），年八十四卒。

《居业堂诗稿》不分卷，诗作系年编排。每年之始，卷端均题有“居业堂诗稿”和干支纪年。共收录了李馥30年间所创作的诗作，凡1400余首，其内容十分丰富，其纪事、感怀之类的诗作，不仅可订补作者生平事迹，同时也比较真实、全面地反映了作者从政期间及被罢黜之后的思想情趣、悲欢离合及各种矛盾复杂的心态。即便是记游、咏物、赠答乃至部分应酬之作，亦多所寄托。具体可概括如下：

一、勤政报国，清廉爱民。李馥在知重庆、官河东运使、苏松常镇道、江苏按察使，以及任安徽布政使、浙江巡抚期间，均有善政。《诗稿》中对此反映颇多。例如：他出知重庆时云：“但使庶民足，宁愁三径荒”（《（辛卯）寄林松址》）。康熙五十一年（1712），重庆大旱，他在诗中曰：“渝城经月旱，万姓已嗷嗷。获罪惟予辈，降殃及尔曹”（《（壬辰）祷雨》）。为了减轻民众的疾苦，如此忧心忡忡，且大有献身的精神。五十二年（1713），他妻子病逝，在极度的悲伤之中，他仍然念念不忘“微躯既许国，家事岂复牵” （《（癸巳）哭内》）的抱负。五十五年（1716），他被九卿一致推荐为河东运使，虽然自己已惯囊空贫到骨，但上任之际首先考虑的仍是“财赋东南民力尽，此行何以慰姑苏”（《 （丙申）除官》）。紧接着他又作《述怀六十韵》：“历数除官日，长怀报政时。”“势重千钧压，力微一柱支”。“微躯已许国，矢志敢营私？”“穷通随气数，政事慎敷施”云云，表示自己不负众望和不遗余力的决心。五十九年（1720），当他升任安徽布政，在江苏与各同仁告别时，作《晤武进宜令、宜兴魏令、江阴叶令、靖江郑令、出此示之》诗，总结了自己仕宦16年来的经验和根本：“为政无多术，爱民如爱身。征徭疲悉索，囊橐守清贫。枫陛勤求莫，茅檐待至仁。勖哉常轸念，召杜彼何人。”通过这些诗句，就能很清楚地看出李馥的勤政报国之志，清廉爱民之举。

二、身着官服，心羡布衣。中国封建社会部分清官有一共同心态，即一方面试图藉为官之便，体恤民情，图报国家；另一方面，又看透官场腐败，宦途艰险，渴望归隐。李馥也有这种为官的心态，并屡见吟咏。例如：康熙五十年（1711），他早在重庆为官时，就自画《漱石枕流图》并题诗曰：“四十年鬓有华，枕流漱石是生涯。松间啸傲甘肥遁，渴饮饥餮看流霞” （《（辛卯）《自题漱石枕流图》，追求的是如此一种优闲的生活。五十六年（1717），他作《（丁酉）有感》诗又说：“栖止何妨篷船窄，奔驰徒羡布衣尊。枕流漱石何年遂，闲看溪云半吐吞。”可见他多年来一直响往这种优闲的布衣生活，并慨叹何年才能实现“枕流漱石”、退隐山林的心愿。五十七年（1718），他的江苏按察使任满，在奉旨入都已知自己将再次被提拔的途中，却唱出：“悔不为农乡井畔，长供甘旨侍庭闱”（《（戊戌）即事》）的心声。后又作《（戊戌）用韵和遂山壁间作》曰：“何时得遂烟霞癖，拟住溪边老一竿。”六十年（1721），他任安徽布政使，又想致仕还乡，于《（辛丑）退居》诗云：“宦情冷淡安吾分，数亩荒田手自锄。”雍正元年（1723），他任浙江巡抚。就在他官场最得意、仕途最高峰之时，还是念念不忘：“误尽浮名君识否？余生何日遂初衣。……显扬自昔指高官，及至名成进退难”（《（癸卯）生日书感》）。

雍正二年（1724），他万万没有想到被谤罢官。入狱期间，他遭受了各种凌辱，身心惨痛，对官场的腐败与黑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后悔自己没有及时下决心隐退辞官，于是发出了：“廿载困风尘，休官作幸人”（《（甲辰）即事》），“簪缨从古皆身累，忏向空王悔已迟”（《（乙巳）感怀》），以及“宦途缠缚同蚕茧”（《（丁未）寄林凤溪》）等诗句。并且还告诫儿子：“衰迟悔忆从前错，汝辈应须鉴乃翁” （《（丙午）示儿》），希望儿子们不要重蹈他的覆辙。

三、酷爱藏书，孜孜为学。李馥酷爱藏书，是清代福建著名藏书家。其藏书的经历和情怀，亦可从该《诗稿》中窥得一斑。例如：《（丙申）答陈次庐吴少文》诗称：“书还藏得三千卷，田不须谋二顷良。”可知当时他的藏书已颇具规模，且视藏书重于田产。古人常称嗜书入迷者为“书淫”，李馥也自称，“性无他癖只书淫”（《（辛丑）漫书》）。他被罢官之后，更是“事少长闲坐，舟轻只载书”（《（甲辰）即事》）。后因生计所迫，无可奈何，只好“典鬻到琴书，颓败忝祢祖” （《（丙午）秋怀》），其藏书开始逐步散出。到了雍正六年（1729），已是“插架图书都向尽”（《（戊申）感怀寄大有》）的境况了，留下的只是一小部分随身常读的书籍。尽管如此，他还是视书如命。他《（辛亥）自嘲》诗曰：“草满窗中总不除，囊空抵死欲营书。斯文结习难消化，多恐前身是蠹鱼。”《（乙卯）自讼》诗又云：“尘心时自讼，习气未全除。布地搜奇卉，逢人借异书。”看来，他真是到了“老更滞书淫”（《（乙卯）闲居》）的地步了。因此，他在70岁之时，依然还是“琴书四壁静相依”（《（乙卯）生日》）。

古代藏书家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为藏书而藏书，二是为读书而藏书。李馥藏书则基本属于为读书而藏者。他早年在京做官，就自称：“平生百不能，诗书志所向。……兀坐斗室中，图史恣酝酿”（《（丙戌）书怀》），“三冬吟不辍，五夜手休停”（《（戊子）示诸儿》）。长期勤政之余，一直孜孜为学。罢官之后，寄居东吴，贫病交加，依然“久病疑方药，衰年喜读书”《（丙午）旅情》，“白首穷弥坚，青灯老终矢”（《（丙午）读书》）。尤其令人感佩的是，他在“膏缺妨夜读，灶冷乏晨吹”（《（丙午）贫甚》）的处境中，还能坚持“阅世冷看三尺剑，斋心静对一床书”（《（丙午）书感》）。他仕途坎坷，被谤罹难，但他认为“困穷岂尽诗书误，志节宁因放逐移”《（丙午）书怀》）。因此，他决心“读书伴老送生涯”（《（丁未）秋夜》），终日“残书重整不发尘，开卷追寻意义新”（《（壬子）理书》），“俯仰探古今，惟恐有遗逸。左右列图书，药石砭衰疾”（《（乙卯）读书》）。真可谓兀兀穷年，学而不厌。

李馥藏书除了自学之外，尚“留书为教子”（《（乙卯）希发》）。他虽然不愿意儿子再走他学而为仕的道路，但是他认为：“人生不读书，衣冠而木偶”，所以他要求儿子们“慎勿骋纷华，精勤探二酋”，只有“图史罗胸中”，才能“疑义一一剖”（《（乙卯）示大舆》。因此，他课子甚严，经常“为语儿曹勤课诵，希贤总在古人书”（《（丙午）课儿》），“课子长吟诵，永日手一编”（《（乙卯）书怀》）。

四、一生飘泊，暮年凄楚。李馥的一生二十多年的孤身游宦，他的感觉是：“廿载飘零类断蓬，无边心事更谁同”（《（辛丑）书怀》）。这期间，他又一直在求仕和退隐两途彷徨无主，因此他的思乡情怀，经常触而兴亡，溢于楮墨，写了许多此类的诗句。例如：《（辛卯）示儿》云：“思乡怅望独踌躇，不尽愁怀一纸书”。《（辛卯）所思》又曰：“诗句偏从枕上得，乡心先向梦中归”等等。他被罢官之后，思乡之情更为浓烈，蜗居苏杭作《（丙午）有怀》诗：“白首犹为客，愁心只自怜。……匆匆春又暮，未敢计归年”。他之所以“未敢计归年”，究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是他为官清廉，罢官之后，家无寸田。即他在《（丙午）秋怀》诗所曰：“岂不怀故乡，故乡无寸土”；二是他晚景凄楚，无脸见家乡父老。如其《（戊申）春日书怀》诗所吟：“亦知乡井乐，不敢赋归来。……故园春日好，为客暮堪哀”。

李馥是个多情善感的士大夫，常年孤身，漂泊在外，暮年罢官，遭际凄凉。于是，他把一生的离情别绪，孤独寂寞，苦涩隐痛，悲凉凄楚的情感，一吐之于诗。例如：早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他为官京城，就曾以诗代简，向儿女们倾诉自己的离愁与孤寂。其《（戊子）寄诸儿》诗曰：“忆昔离别日，侍立环诸儿。闻我当远去，牵衣意如痴。送我洪江侧，跪进红玻璃。长年催解缆，无语泪暗垂。远望江上棹，反步归迟迟。……予也天涯隔，旦暮烦忧思。奋飞良不易，托意遥将诗。……春风二月半，离愁心欲断。搔首望云山，一官苦羁绊”。

李馥伉俪情深，由于婚后聚少离多，家中奉老养幼，均由其妻承担。康熙四十八年（1709），他在京为妻子遥祝生日时，作《（己丑）内子以七月十五日生，作此以寄，情见乎词》诗曰：“契阔俄六载，凄凄忆故园。节序去不知，倏忽又中元。兹辰为汝诞，远情难具论。云山隔万里，遥为举一樽。……汝为我家妇，卅载实忧烦。中馈亦何有，赖尔供频繁。堂上有姑嫜，盥栉侍晨昏。妯娌又相爱，闺门无异言。予生半浪迹，天涯日月奔。……作诗远慰汝，嘱汝加盘餐。儿女幸绕膝，珍重慎寒温。薄宦遭束缚，好合意空存。仰羡比翼鸟，双宿复双骞。”在对妻子倾吐了相思、关怀、感激之情的同时，又表达了自己的歉疚之心。康熙五十二年（1713），其妻病逝福州，李馥接到凶讯后，悲痛欲绝，作《（癸巳）哭内》诗：“念尔归予日，屈指三十年。愉婉谨妇职，姑嫜无间然。食贫甘黾勉，纺织佐吟篇。……如何便永诀，长使恨绵绵。予亦久衰迈，心碎骨欲燃。聊奠一樽酒，执手在黄泉。”从内心深处哭出了对亡妻的绵绵痴情，怅叹自己的凄楚。此后，李馥几乎每年都有缅怀妻子之作，可见其悼亡之情，历久不磨。

李馥常年仕宦他乡，其间除了丧妻丧母之外，康熙四十九年（1710），他丧一子。罢官后的雍正十三年（1735），又丧一子。其晚景之凄楚，不言而喻。他身心衰残，叹息伤悲，无所抒泄，还是一寓之于诗。因此，他晚年的诗作，如泣如诉，格外怆恻。例如：他出狱之后所吟的：“憔悴羁吴地，年来更可嗟”（《（丙午）宵感》），“老羸伤伏枕，鹤骨瘦支离”（《（丙午）病中》），“病中需骨肉，待尔诉相思”（《（丙午）迟桂儿不至》），“有身诚大患，何以了余生”（《（丙午）不寐》），“圣世多方护散才，孤臣白首实堪哀”（《（丁未）感怀》）等诗句，真能令人触目涕泪。

《居业堂诗稿》现仅存清抄稿本，钤有许多藏章。这些印章对我们考订该书的流传轨迹，鉴定该书的文献价值，颇具参考意义。例如：康熙甲申年卷端有“鹿山李馥”、“信天居士”二方印章、雍正戊申年卷端有“居业堂”一印，可见该清稿有李馥自著印记，而康熙乙酉年卷端所钤的“过眼云烟”、戊子年卷端的“不贪珍宝”、庚寅年卷端的“生事不自谋”、卷末的“舍书百不欲”、丙申年卷端的“书魔惑”、雍正癸卯卷端的“官贫心甚安”、丙午年卷末的“见客惟求转借书”等印记、体现了李馥毕生藏书的心迹。并与其性情、趋向相印证，而康熙庚子年卷端钤有“福清李二使”一印，康熙甲申、癸巳、庚子，雍正乙巳、庚戌、壬子年等卷端所钤的“李作梅”和“向秾守之”两印，则说明了此诗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福清李作梅所藏，解放后才散出。

总而言之，该书是现存唯见的一部李馥诗作，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2000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福建省文史馆陈虹主编《福建丛书》第二辑之四，收录了方宝川执行主编的《居业堂诗稿》，可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