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人要籍百部评鉴·

75.李光地与《榕村全集》

李光地是清初著名理学家、经学家与政治家。他的一生亲历了清初社会由乱到治的全过程，特别是康熙一朝的国家大政，如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治河理漕、整治朋党、储位废立、朱子从祀、经学提倡等，李光地皆身在其间，每多攸关；其学识渊博，涉猎广泛，除理学外，于经学、史学、天文、历算、音韵、乐律、诗文等学问无不深究；作为康熙朝理学名臣的代表，其朱子学思想深刻影响了康熙帝，为清初朱子理学正统地位的确立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故其在清初政治史和学术思想史上都占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榕村全集》是李光地的诗文集汇编，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李光地学术思想和政治作为。

《榕村全集》四十卷，（清）李光地著。

李光地（1642—1718），字晋卿，号厚庵，别号榕村，福建安溪人，清初著名理学家、经学家与政治家。康熙九年（1670）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十二年（1673），充会试同考官。不久，回乡省亲，旋因三藩乱起，靖南王耿精忠在福建举兵叛乱，遂被困福建，与家人藏匿山谷间。耿精忠曾派人招安，被李光地坚决拒绝。十四年（1675），李光地遣人入京密陈“蜡丸疏”，提出破敌之计，助清军攻破福建，平定耿精忠之乱，因功擢侍读学士。十七年（1678），李光地居家为父守丧之时，又逢蔡寅冒充朱三太子率“白头军”起事，而郑经部下刘国轩亦率军围困泉州。他一面组织乡勇，结寨自保，瓦解“白头军”，一面分遣戚属前往福州、漳州乞师，并率李氏族众及当地民众开路搭桥，作为清军引导，配合清军击破刘国轩部，解泉州之围，闽乱遂平。李光地因平乱有功，再次受到康熙帝的嘉奖。十九年（1680）七月，守制已满的李光地返回京城，康熙谕示其不必候缺，即任内阁学士。二十年（1681），郑经病逝，康熙帝有意收复台湾，却遭到群臣反对。李光地力排众议，主张趁此机会攻取台湾，并推荐施琅为征台统帅，最终成功收复台湾。二十五年（1686），李光地升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在御前讲席上值讲，并兼任经筵讲官和日讲起居注官，还负责指导庶吉士。后历官通政司通政使、兵部侍郎、顺天学政、直隶巡抚、吏部尚书等职，政绩颇著。四十四年（1705），升任文渊阁大学士。五十七年（1718），李光地因疝疾速发，卒于任所，享年77岁。李光地与康熙帝之间君臣甚为相得，听闻李光地去世之后，康熙帝不仅专遣皇子恒亲王允祺前往吊唁治丧，赏赐千两金，还亲自撰写《祭文》称：“朕久玩羲、文之《易》，独穷理数之原，惟尔虚衷，随时请益。每共研寻终始，辨析精微，尝累日而未休，恒他人所莫解。君臣之契，特有深焉”，又谓：“惟朕知尔最悉，亦惟尔知朕最深”，（《李文贞公年谱》）并赐谥号“文贞”。雍正元年（1723），加赠太子太傅，祀贤良祠。

李光地的一生亲历了清初社会由乱到治的全过程，特别是康熙一朝的国家大政，如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治河理漕、整治朋党、储位废立、朱子从祀、经学提倡等，李光地皆身在其间，每多攸关；其学识渊博，涉猎广泛，除理学之外，于经学、史学、天文、历算、音韵、乐律、诗文等学问无不深究，门下多名士；作为康熙朝理学名臣的代表，其朱子学思想深刻影响了康熙帝，为清初朱子理学正统地位的确立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故其在清初政治史和学术思想史上都占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李光地一生笔耕不辍，著述宏富，主要著作有《榕村全集》《榕村全书》《榕村语录》《周易通论》《周易观彖》《诗所》《尚书解义》《洪范新旧说》《朱子礼纂》《榕村四书说》《古乐经传》《注解正蒙》《参同契章句》《榕村韵书》《韵笺》等。此外，他还曾为康熙帝校理编辑《御纂周易折中》《御纂朱子大全》《御纂性理精义》诸书。

《榕村全集》四十卷，是李光地的诗文集汇编，除了诗歌部分由李光地亲自编定外，其余则为其孙李清植整理编订。全书包括《观澜录》一卷，《经书笔记》《读书笔录》共一卷，《春秋大义》《春秋随笔》共一卷，《尚书句读》一卷，《周官笔记》一卷，《初夏录》二卷，《尊朱要旨》《要旨续记》共一卷，《象数拾遗》《景行摘篇》及《附记》共一卷，文二十五卷，诗五卷，赋一卷，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李光地的学术、政治思想。《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不以诗文冠集而冠以劄记者，光地所长在于理学、经术，文章非所究心。然即以文章而论，亦大抵宏深萧括，不雕琢而自工。盖有物之言，固与鞶帨悦目者异矣。数十年来，屹然为儒林巨擘，实以学问胜，不以词华胜也。”具体如下：

在理学思想上，李光地不拘门户，兼收并蓄，既以朱子学为宗主，又积极融摄陆王心学，可谓清初朱子学者中学兼朱王的突出代表。对此，《清儒学案》谓：“安溪学博而精，以朱子为依归，而不拘门户之见”，《国朝文录》称：“文贞之学，本之朱子而能心知其意，极推透以畅其旨，不阿附以盖其失”，《四库全书总目》亦云：“光地之学，源于朱子而能心知其意，得所变通，故不拘墟于门户之见。其诂经兼取汉唐之说，其讲学亦酌采陆王之义，而于其是非得失，毫厘千里之介，则辨之甚明，往往一语而决疑似。以视党同伐异之流，斥姚江者无一字不加排诋，攻紫阳者无一语不生讪笑，其相去不可道里计。盖学问既深，则识自定而心自平，固宜与循声佐斗者迥乎异矣。”

首先，在本体论方面，李光地既坚持朱熹“理先气后”的观点，强调理是气的本体与根据，先于气而存在，气有生灭而理无生灭，故曰：“理气虽无上下先后之可言，然所谓‘天地之性，纯粹至善’者，自超然形气之表。性者，生物之本也；气者，生物之具也。由此观之，道器安得谓无上下？阴阳有终始，天地有混辟，而其性终古不移，故混兮辟兮，终则有始。由此观之，理气安得谓无后先”，（卷七《初夏录·太极篇》）并且批评蔡清、罗钦顺、王守溪等人的理气论“失皆在于不敢离气而论性。王氏以气之灵当之，蔡与罗以气之迹当之也。吾之所谓性者，非灵非迹，虽离气言之而未尝无，此则所谓本体，所谓大原。实验之，在阴阳五行之中；默识之，则超乎阴阳五行之上者也”（卷二十二《书王守溪性善对后》）。但他同时又将朱子学中作为客观规律的理与主观的道德情感相互联系，突出其“可爱可慕”的特质，提出：“向以当然者言理，故谓阴阳动静之类，终古不易，终古不乱，是乃所谓当然。当然之为自然，自然之为其所以然也。以其不偏谓之中，以其不杂谓之善。自以为此论当矣。至于蔼然而生，凛然而肃，则以是为落形气而未之道也。既乃思之，大《易》言贞元，孔孟语仁义，皆不离其蔼然、肃然者，而性命之理存焉。且使所谓阴阳动静者，无可爱可慕之实，徒曰不偏之为善尔，则是土苴木札，剂量而食可以疗饥；木叶鹑衣，编袭而衣可以适体也。是天地之间尽泛然无情之物。所谓道者，不过自动自静，出入乎机，而偶与自然者会，此其与庄老之学相去几何，而于吾圣门之道远矣”，（卷八《要旨续记》）从而与陆王心学有相似之处。

其次，在心性论方面，李光地肯定程朱所说的“性即理”，反对陆王主张的“心即理”，指出：“象山之学，亦言志，亦言敬，亦言讲明，亦言践履，所谓与朱子异者，心性之辩耳。”（卷七《初夏录·通书篇》）在他看来，性是纯粹至善的，而心则有善有恶，性是心的本体与根据，二者不能混淆。所以他批评“象山谓即心即理，故其论《太极图说》也，谓阴阳便是形而上者，此则几微毫忽之差，而其究卒如凿枘之不相入也。近日姚江之学，其根源亦如此，故平生于心、理二字往往混而为一……晚岁遂有心无善恶之说”（卷七《初夏录·通书篇》），又谓：“王说之病，其源在‘心之即理’。故其体察之也，体察乎心之妙也，不体察夫理之实也。心之妙在于虚，虚之极至于无。故谓无善无恶心之本，此其本旨也。”（卷八《尊朱要旨·知行二》）但他同时又倾向于以性说理，甚至以性代理，将仁义礼智等道德原则作为理的内容与万事万物的本体，提出了“理即性”的重要命题。李光地的这一思想显然受到了王学的刺激与影响，故其试图以性本体改造传统朱子学的理本体，从而使作为本体的性与人的情感、意识等经验内容和感性因素更加紧密的联系起来，以回应那些指责朱子学“心外求理”、“析心与理为二”的批评，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天理与人欲之间的紧张和冲突。

再次，在工夫论方面，李光地十分重视朱熹所提倡的“格物致知”，并多次表示“程朱以格物为穷理，当矣”（卷二十三《鳌峰讲义》），“自宋以来，格物之说纷然……程朱之说至矣……朱子之意，犹谓程子之言，内外无间，而本末有序”。（卷七《初夏录·通书篇》）但他在解释“格物致知”的具体含义时，又与朱熹之说有所不同，提出：“何谓知至？知本之谓也。盖家国天下，末也；身者，本也”，（卷六《初夏录·大学篇》）又说：

《大学》所谓格物者，知本而已……象山陆氏之言曰：“为学有讲明，有践履。《大学》致知格物，讲明也；修身正心，践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学》言之，固先乎讲明矣”。又曰：“学问固无穷止，然端绪得失则当早辩，是非向背可以立决。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于其端绪知之不至，悉精毕力求多于末，沟浍皆盈，涸可立待，要之其终，本末俱失”。愚谓陆子之意，盖以物有本末，知所先后，连格物致知以成文，其于古人之旨既合，而警学之理尤极深切，视之诸家，似乎最优，未可以平日议论异于朱子而忽之也。（卷七《初夏录·通书篇》）

由此可见，李光地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作为格物的主要内容，将格物致知理解为知本、知所先后、知性明善，并且强调身为本，家国天下为末，从而缩小了格物的范围，更加突出了格物致知的道德修养意义。这显然亦是李光地融合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理论结果。

在经学思想上，李光地主张汉宋兼采，既肯定汉儒去古未远，有传经、注经之功，又表彰宋儒得体道之实，能发明圣贤之义理，试图以理学的立场来融摄经学，为理学重新构筑一个坚实的思想基础。故曰：“夫经者，天下之公理，非一家之私言，故有后人发明之功不可诬者，亦有前人传述之劳不可泯者。……夫《禹谟》《伊训》，说命传道之书，可得而诋与？《春秋》三传，去圣人最近，可得尽訾与？《仪礼》《周礼》，周公经世大法，可得疑且黜与？汉儒守先待后之勤，朱子盖屡称之，后学纷纷之论，其果有当与？夫溯圣经之源流，辩先儒之同异，信而好古，以仰赞尊经崇道之化，学者事也。”（卷二十二《己丑会试策问》）而在治经实践中，李光地则较为注重训诂考据的使用，主张将训诂考据与义理阐发结合起来，以此避免惟以己意解经的错误。

此外，为了培养经学人才，扭转空疏的学风，推动经学研究的恢复与发展，李光地还主张改革当时的科举考试制度，将“汉、唐、宋试士之法明收而兼用之，……专经义，守师说”（卷一《观澜录·治》），提高经典内容在科举考试中的比重与重要性。因此，李光地不仅在督学顺天时注重选拔、鼓励用心学习经书的生员，而且向康熙帝上《条议学校科场疏》，提出“经学宜崇”，建议“宜令学臣于考校之日，有能将经书、《小学》讲诵精熟者，文理粗成，便与录取。如更能成诵三经以至五经者，仍与补廪，以示鼓励。庶几人崇经学，稍助圣世文明之化”（卷二十六《条议学校科场疏》）。

李光地还很重视六艺之学、格物之学等实用的知识与学问，对天文、历算、音韵、音乐、兵法等皆抱有广泛的兴趣，并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培养、影响、带动了一大批清初学者从事相关的学术研究。对于当时大量传入的西方科技知识与实用工具，李光地持较为开放与开明的态度，只要其不威胁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他多乐于接受、学习并广为传播。譬如，李光地当时已经接受了西方天文学的“地圆说”，认识到大地并无一定的中心，并能以太阳的运动来解释四季变化、极昼、极夜等现象，以及寒暑五带的形成原因。他还特别重视几何学与《几何原本》，将点、线、面、体视为“万数之宗”，提出“点引而成线，线联而成面，面积而成体。自此而物之多寡、长短、方圆、广狭、大小、厚薄、轻重，悉无遁形；自此而物之比例、参求、变化、附会，悉无遁理”，并承认西洋的三角、八线、三率之法“立法加妙，用之加广，则非古人之所及也”，故我国的传统算学“有待于新法以补其所未备”。（卷二十《算法》）因此，阮元称李光地“所著书皆欧罗巴之学。其言均轮次轮之理，黄赤同升、日食三差诸解，旁引曲喻，推阐无遗，并图五纬视行之轨迹，尤多前人所未发”（《畴人传汇编·李光地传》）。

但在另一方面，李光地亦对西学的传入可能给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带来的冲击表示忧虑。因此，他在宣传、阐释西学的时候，主要将其限制在实用的范围之内，尽量避免其与传统思想发生直接冲突，同时采取所谓“古已有之”的策略，积极从我国传统学术思想中寻找可与之对应的内容与材料，以此证明传统文化的合理性。譬如他说：

天圆而地亦圆，四方上下皆人物所居，各以戴天为上，履地为下也，其说与《周髀》合。且浑天之术本谓如卵裹黄，乌有卵圆而黄不圆者乎？……天有九重，最近者月天也，稍远则日天与金、水天，又远则火星天，又远则木星天，又远则土星天，最远则恒星天，其外则宗动天也。《楚辞·天问》曰：‘天有九重，孰营度之？’然则九重之说旧矣。……惟宗动天行有常度，不独日月五星右行，恒星天亦右行也。其说则历代岁差之说是也。（卷二十《西历》）

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或许显得有些自大和可笑，但在当时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在客观上亦起到了帮助西学传播的效果。

李光地作为康熙朝的名臣，还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十分关注国计民生与经世致用，注重儒家思想原则在治国中的运用，因而在社会政治领域亦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主张与建议。譬如，在治道方面，李光地继承了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主张民为邦本，反对人君视天下为私产，以天下奉一人。他还强调治国要顺应民意，故人君必须心怀民众，体察下情，维护并确保君民之间沟通与联系的畅通。所谓“天地交则泰，上下交则治。天地不通，则闭塞而成冬矣；君与臣民之情阔绝，则天下无邦矣。是故尧之舍己从人，舜之好问好察，禹之悬铎悬鞀，周公之握发吐哺，皆所以求交也。天之气贯乎地之中，君之心周乎人民之内”（卷二《读书笔录》）。

在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争论中，李光地更倾向封建制，提出了：“封建之行，一则公天下以为心；二则达君臣之义于天下；三则有土地人民之爱，而苟简之意不生；四则无更代变易之烦，而善政之传可久”（卷二十二《书汉书诸侯王年表后》）。但他同时明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完全恢复古代的封建制并不现实，故主张借鉴封建制的优点来改良现行的郡县制。所谓“封建不可复，推置勋贤而久任牧守可也”。（卷一《观澜录·治》）即选拔贤才长期担任地方长官，并重其权，专其责，使得“下有定主，上有定民……凡民有丧，匍匐救之，地近则知周，势便则力易，诚加则虑生，责专则权利”（同上）。

在吏治方面，李光地既主张严惩贪腐，鼓励清廉，又要求改变当时不合理的薄俸制，适当提高官员俸禄，以解决官员生活的实际困难，为惩治腐败提供一个可行的现实基础。同时，李光地还极力反对当时的捐纳制度，认为开行捐纳有损国家名器，且在执行中缺乏监管，使各种不适任的人都可以凭捐钱获官，以至出现“虽市井负贩之人，用一百余金加一监衔，再用千金便得知县之职，层累而上，再用数千金遂至道府，而未尝一日办事也。臣所见同乡之人，有口未生髭，目不识丁，便已牧民者。或剖百里之符，或拥一道之节，而其为童騃无知自若也。”（卷三十《奏明开捐议稿未敢画题劄子》）诸此，对于国家与民众都伤害甚大。所以，李光地多次请求禁止捐纳。在请求无果后，又提议严格审核程序，“宜于递呈之时，别其出身之良贱，给职之际，验其年貌、籍贯之真伪，考其文移书判之通否，且令其所出赀果足以济公家之用，而不至于低贱易得，以亵天朝爵禄之尊，庶于国体、民生两无亏损”。（同上）

在民生问题上，李光地主张政府应让利于民，不与民争利。“民无以耕，山泽关市之利与民共之可也；兵无以养，追胥守望之事使民兼之可也。”（卷一《观澜录·治》）在赋税的征收上，李光地指出：“先王之世，取诸民者，贡、赋、税三者而已。贡其地所有之物，则为贡；计其夫家出兵车、牛马、器械则曰赋；田野、山泽、关市之税则曰税，此外不应复有名条，如后世之苛政”，（卷五《周官笔记·天官》）希望废除各种苛捐杂税，以减轻民众的负担。

《榕村全集》主要有清乾隆元年（1736）李清植刊本，收入《李文贞公全集》。另有《四库全书》本。后又有清道光九年（1829）李维迪刊本，多《续集》七卷、《别集》五卷，收入《榕村全书》。201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陈祖武点校本《榕村全书》，其中亦收录《榕村全集》，可供读者选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