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人要籍百部评鉴·

72.江日升与《台湾外记》

江日升所撰的《台湾外纪》，以介于史书和章回小说之间的体裁写成。其记事起自明天启元年（1621）郑芝龙离泉州至澳门，迄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郑克塽降清，其间共历63年。该书对颜思齐、郑芝龙日本举事、称雄闽海，南明王朝抗清的失败，郑成功举师北征遭挫，其后驱逐侵占台湾的荷兰殖民者，以台湾据为根据地抗清，清康熙帝派施琅率水师攻克台湾，郑克爽最后降清等历史事件的描写尤为详细。江日升早岁从父宦游粤东，自幼听闻父亲谈论明郑事迹，对台湾郑氏事耳熟能详，他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渡海到台湾，亲吊遗迹，归闽后，以明郑时期历史为核心，“就其始末，广搜辑成”，撰著《台湾外记》，自称是以“闽人说闽事，以应纂修国史者采择焉”。该书作为研究相关历史的辅助资料，自有其自身的价值。

《台湾外纪》三十卷，（清）江日升著。

江日升，字东旭。生卒年不详，清康熙中后期学者，曾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中恩科解元。关于江日升的身世，有两种说法：其一，陈大道认为，江日升父亲为林兆麟，曾化名江美鳌，为南明将领，弘帝时隶属郑彩麾下，后改归郑成功指挥。于康熙十六年（1677）降清，其后往广东连平州任职。陈大道推测江日升自幼随父亲姓江，纵使日后父亲恢复本姓，但他惯用江日升。方豪则认为江日升原姓林，字敬夫，林兆麟是他生父，惠安前型人，而江美鳌是其寄父或后父，同安高浦所人，因姓江，遂改名日升，字东旭。

江日升早岁从父宦游粤东，自幼听闻父亲谈论明郑事迹，对台湾郑氏事耳熟能详，他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渡海到台湾，亲吊遗迹，归闽后，以明郑时期历史为核心，“就其始末，广搜辑成”，撰著《台湾外记》，自称是以“闽人说闽事，以应纂修国史者采择焉”。

《台湾外纪》三十卷（又称《台湾外记》、《台湾外志》），以介于史书和章回小说之间的体裁写成。其记事起自明天启元年（1621）郑芝龙离泉州至澳门，迄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郑克塽降清，其间共历63年。该书对颜思齐、郑芝龙日本举事、称雄闽海，南明王朝抗清的失败，郑成功举师北征遭挫，其后驱逐侵占台湾的荷兰殖民者，以台湾据为根据地抗清，清康熙帝派施琅率水师攻克台湾，郑克爽最后降清等历史事件的描写尤为详细。

该书以纪年形式连缀史实，卷目仿章回小说回目之对仗形式，分别是：

卷一、江夏侯惊梦保山　颜思齐败谋日本

卷二、蔡善继出海招安　卢毓英陆鹅被获

卷三、往旧镇芝龙就抚　战赤湖刘香殒命

卷四、登煤山明祚攸终　定燕都我朝一统

卷五、唐监国福州假号　黄道周南京尽节

卷六、肇庆府桂王僭位　曾厝鞍施郎逃生

卷七、困漳州金砺解围　逃舟山鲁王入海

卷八、国轩合谋归郑藩　甘辉用火破仙游

卷九、献海澄黄梧归诚　护国岭格商被斩

卷十、成功败积于江南　甘辉死节于崇明

卷十一、何斌献策取台湾　黄梧密疏迁五省

卷十二、入缅甸桂王受辱　阅祖训成功归天

卷十三、周金斌金厦大战　陈永华东宁建国

卷十四、施提督两疏进剿　王巡抚遗疏开界

卷十五、明尚书入闽议抚　范总督抵任上琉

卷十六、下漳州启泰死难　通海上三藩俱举

卷十七、黄芳度畏迫诈降　耿精忠见败修好

卷十八、授南邦之信遇敌　破清漳吴淑献城

卷十九、平福省范公死节　战龙江许耀逃窜

卷二十、败七府国泰执法　入潮州进忠归正

卷廿一、刘国轩大闹江东　段应举被困海澄

卷廿二、国轩率众围泉城　启圣具题复迁界

卷廿三、盛天福克��监国　坂尾寨吴淑丧身

卷廿四、刘国轩单骑救主　陈永华堕计辞权

卷廿五、锡范为婿试克��　启圣保题请施琅

卷廿六、施提督连疏议勋　姚即院遣使再抚

卷廿七、克塽信谗敛百姓　蓝理负伤攻澎湖

卷廿八、江胜邱辉双尽节　国轩良骥遁台湾

卷廿九、武平伯力劝纳款　宁静王一门殉烈

卷三十、施将军议留台湾　大清国四海太平

对于该书的性质，张溪南在《明郑王朝在台南》一书中则认为：该书以文学角度来看，可说是一部郑成功家族史小说。应该说，《台湾外纪》虽有具有某种程度的小说“演义”之性质，但其中的内容，多系江日升之父口传，因而其纪实性颇值得重视。江日升说他著此书的根据，是其父对郑氏之始末“靡不周知”，他的记述缘于“口传耳授，不敢一字影捏”，不仅事件和人物都是真实的，就是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也都一一有所依据。该书以时间发展为线索，涉及明季、南明、清初许多重大事件和人物，尤以对郑氏踞台的史实最详尽。由于明郑家族的史料稀少，而该书填补了许多典籍史料未载的空白，故成为学术上的重要参考资料，颇为史家所重。例如，以记载南明史实著名的徐鼎的《小腆纪年》，就曾援引了该书的许多史料。

陈祈永《台湾外纪·序》称：“今是编所记郑氏，于其不忘故国也。”郑氏不忘故国，郑氏部将江美鳌虽然已降清，但对郑氏也有较深的感情，而江美鳌对江日升的影响也在情理之中。在《台湾外纪》中，江日升对郑成功及其将佐矢志不移的抗清斗争、扶持明朝的忠君思想，给予充分的肯定，对他们的英雄气概，也加以描写渲染，大加颂扬。例如，书中赞誉郑成功，说他“仪容雄伟，声音洪亮，实济世雄才，非止科甲中人。性喜《春秋》，兼爱孙、吴，制艺之外，则舞剑驰射。”并叙写郑成功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把他置于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激烈的矛盾斗争中来加以表现。为了实现复明大业，郑成功“举动威严，执法无私”，“虽期服之亲，亦难宥之”。他踞守金门、厦门，广揽人才，整肃军纪，与清军展开拉锯战，他的善于用兵，连清军将领也深为叹服。他还主动出击，督师北上，直抵金陵城下。是役失利后，便筹画进取台湾，“以连金、厦而抚诸岛，然后广通外国，训练士卒。进则可战，而复中原之地；退则可守，而无内顾之忧”，表现出深谋远虑的智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驱逐盘踞台湾的荷兰侵略军之后，他认为治家治国须“以食为先”，主张“当效寓兵于农之法”，“农隙则训以武事，有警则荷戈以战，无警则负耒以耕”，鼓励开垦，实行屯田，促进了台湾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使台湾成了比较坚固的抗清根据地。江日升对南明朝臣死节的壮烈情景，也同样情着崇敬心情加以载述，如对黄道周、张煌言等人慷慨就义场面的描写，周详感人，几欲催人下泪。该书第五卷“唐监国福州称帝，黄道周南京尽节”，录存了黄道周文数篇，诗10余首。我们知道，黄道周诗文在清初至清中叶一直在被禁之列，江日升不仅对黄道周的尽节大加表彰，而且在书中存录了诸多诗文，也反映了作者对故明眷恋的一面。

对南明政权，江日升既哀其覆亡之不幸，又怒其腐朽之不争。该书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南明政权的阴暗和腐败。书中指出当时朝廷“误用庸臣，重文轻武。门生同年互相表里，只知市私恩，有家致富；那肯布公心，为国培元。朋党凌爵，民不聊生”，“上下蒙蔽，有钱贿赂者，则保题之；当时有出粟贩济者，则咸指他沽名市义，必有异志”。卷二还写到明末粤、闽沿海“游击、钦使把总诸官，悉承荫袭，宽衣大袖，坐享君禄。其所辖军士，亦应操点卯而已。”对于清朝的统治者，该书也本着“实录”的精神，不放过其罪恶和暴行，加以揭露，如卷十三，记载清廷为了为防御郑氏而强行“迁界”，即在浙、闽、粤三省沿海地区的四十里的范围内强迫所有居民迁往内地，并停止一切生产。“时守界弁兵最有威权，贿之者，纵出入不问；有睚毗，拖出界外杀之，官不问，民含冤莫诉。一时人民失业，号泣之声载道，乡井流离颠沛之惨非常，背夫弃子，失夫离妻，老稚填于沟壑，骸骨白于荒野。”这一政策的实施，给沿海的经济、民生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对此，正史官书都讳言其事，私家著述亦噤若寒蝉，不敢言及，而该书却详细加以叙述。

《台湾外纪》在形式上是有意摹仿传统章回小说的形式，但由于作者写作的动机是纪实，是“以应纂修国史者采择”，书中又不时杂以附注、附记、按语，直接对人物或事件加以解释、说明和评论，保留了更多历史著作的特点。若从文学的角度来审视，则未免失于粗糙，缺乏精采细腻的描写，少有诸如夸张、渲染、烘托、悬念、巧合等中国古典章回小说常用的技法，对材料的剪裁也不够精审，甚至有细大不捐之嫌。例如，第五卷对黄道周诗文收录过多，第十四卷中，四篇奏疏占去十之八九的篇幅，成了文献资料的汇编。

《台湾外纪》的现代版本，1959年，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出版《台湾文献丛刊》即收录了《台湾外纪》，是方豪先生根据7种版本合校而来。1983 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点校本《台湾外纪》；2004年，齐鲁书社出版的《台湾外志》等；均颇便读者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