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人要籍百部评鉴·

51.张燮与《东西洋考》

张燮自幼受家庭熏陶，聪颖过人，淹通五经、博览史鉴，以文才名噪一时，被誉为“漳州七才子”之一。一生勤于撰述，编纂宏富，所撰《东西洋考》十二卷，不仅广泛辑录政府邸报、档案文件，参阅许多前人和当代人的著述，还广泛直接采访舟师、船户、水手、海商等，经过详细严密的考订编撰，终成一部当时与东、西洋各国贸易通商的指南。当然，由于张燮从未亲历海外旅程，缺乏重要的实地考察，书中的某些记载难免有张冠李戴和失实的地方。但是瑕不掩瑜，该书自刊行以来，就得到了有识之士的好评，不失为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是记载明代中外关系和东南亚各国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它对研究中外关系史、经济史、航海史、华侨史等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东西洋考》十二卷，（明）张燮撰

张燮（1573—1460），字绍和，又字理阳，号汰沃，自称海滨逸史、石户农、蜚遁老人等。福建龙溪县人。居所有“麟角堂”、“群玉楼”、“藏真馆”、“招隐斋”、“霏云居”、“万石山房”等。出生于官宦世家，父张廷榜，曾任太平县令、镇江县丞，为官清廉。张燮自幼受家庭熏陶，聪颖过人，淹通五经、博览史鉴，以文才名噪一时。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中式举人。可能是由于目睹明末政治腐败，又鉴于其父不善事上而被论罢的经历，中举之后，遂无意仕进。家居期间，潜心著述，侍奉父亲。曾在郡城与蒋孟育、郑怀魁、高克正、林茂桂、王志远、陈翼飞等文友相从甚密，诗赋唱和，风流倜傥，被誉为“漳州七才子”。后结社于芝山麓，组成玄云诗社。天启年间(1621～1627年)，何乔远疏荐张燮入朝编修《神宗实录》，但坚辞不就。远近许多名士闻讯纷纷来函苦劝，却难夺其志。晚年隐居漳州城南石狮岩“万石室”， 吟啸山川，纵情林泉，志趣高雅，豪放博学。其《自题小像赞》曰：“若夫琅函万轴，斑管三馀。著述满家，售较满车”(《群玉楼集》卷四十五)。与黄道周、徐霞客、曹学佺、徐、何乔远等海内名士交往密切，尤与黄道周最为知交。黄道周在上呈皇帝的《三罪四耻七不如疏》中公然说自己“雅尚高致、博学多通，足备顾问，则臣不如华亭布衣陈继儒、龙溪举人张燮”(《黄漳浦集》卷二)。又尝云：“文章不如张燮，一时远近鉅公咸造成庐式访”（《 （康熙）龙溪县志》卷八）。诸此可见其在当时文坛之显着名望与重要影响。

张燮一生勤于撰述，编纂宏富，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称其为“万历间作手”。目前可考的主要著述有：《东西洋考》十二卷、《霏云居集》五十四卷、《霏云居续集》六十六卷、《霏云居三集》若干卷、《北海稿》一卷、《藏珍馆集》四卷、《群玉楼集》八十四卷，又辑校《汉魏七十二集》三百五十一卷、《初唐四杰集》若干卷，参编《漳州府志》与《海澄县志》；，还协助何乔远编辑《皇明文征》等等。

《东西洋考》十二卷，题署“海滨逸史龙溪张燮撰次”。首有王起宗《序》、萧基《小引》、周起元《序》及张燮自撰《凡例》各一篇。明万历时期，福建漳州的手工业和海外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漳州月港逐渐成为全国最大的民间私商外贸港口。该书原是张燮应海澄县令陶镕之请而开始编撰的，后因事中辍。不久又由受漳州府司理萧基、督饷别驾王起宗委托，续踵其事。张燮在该书《凡例》中叙及编撰之缘由与资料之来源时说：

诸国前代之事，史籍倍详，而明兴以来为略。即国初之事，掌故粗备，而嘉、隆以后为尤略。每见近代作者，叙次外夷，于近事无可镂指，辄用此后朝贡不绝一语唐塞。譬之为人作家传，叙先代门阀甚都，至后来结束殊萧索，岂非缺陷？余每恨之。间采于邸报所抄传，与故老所诵述，下及估客舟人，亦多借资。庶见大全，要归传信。

可见该书在编撰过程中，不仅广泛辑录政府邸报、档案文件，参阅许多前人和当代人的著述，还广泛直接采访舟师、船户、水手、海商等，经过详细严密的考订和编辑，并仿照宋人赵汝适《诸蕃志》的体例，终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全部完稿，随即由漳州地方官府主持刊行，以之作为漳州与东、西洋各国贸易通商的指南。

全书分为《西洋列国考》四卷、《东洋列国考》一卷、《外纪考》一卷、《饷税考》一卷、《税珰考》一卷、《舟师考》一卷、《艺文考》二卷、《逸事考》一卷。其主要内容与史料价值如下：

一、《西洋列国考》中，考述了“交趾、占城、暹罗、下港、柬埔寨、大泥、旧港、马六甲、哑齐、彭亨、柔佛、丁机宜、思吉港、文郎马神、迟闷” 等15个国家；又叙及了交趾的“清化、顺化、广南、新州、提夷”， 暹罗的“六坤”，下港的“加留吧”，大泥的“吉兰丹”，旧港的“詹卑”等9个附属国。《东洋列国考》中，则考述了“吕宋、苏禄、猫里务、沙瑶呐哔啴、美洛居、文莱”等6个国家；同时，也叙及吕宋的“大港、南旺、玳瑁、中邦、吕蓬、磨荖央、以宁、屋党、朔雾”，苏禄的“高药”，猫里务的“网巾礁老”， 沙瑶呐哔啴的“班隘”等12个附属国。从而比较详细全面地记录了十六世纪东南亚42个国家与地区的沿革、形胜名迹、物产及其交易等历史概况，这是我国与西方殖民者在海外接触的最早资料之一，很多地方都反映了西方殖民者东来后，当地人民遭受空前浩劫的历史事实。为世人了解这些国家与地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中外关系史重要资料。

二、尤值一提的是，《东洋列国考》中所附列的《东番考》，记载了台湾的鸡笼与淡水两地的地理环境、生产与生活习俗、形胜、物产、交易等等，并特别注明了东番“不在东西洋之数，附列于此”，表明了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沿海岛屿。虽然张燮未亲自到达台湾，而该文基本上是引用了明人陈第实地考察台湾后所作的《东番记》，但由于陈第的《东番记》久不见传世，在其重新被发现之前，《东番考》一直是世人了解台湾的最早一篇文献，因此弥足珍贵。

三、《外纪考》也颇为详实地记载了日本的历史概况，及其形胜名迹、物产与交易。注重叙及倭寇的由来、尤其是在明代的严重祸害，对明中期以来的抗倭事迹有着较详细的记录。同时，也记录了“红毛番”的概况及其物产与交易，尤其是载及早期的荷兰殖民者对我国闽台沿海的骚扰与掠夺。

四、明初实行的“海禁”政策，不但不能防止倭寇的侵拢，反而使民间走私大增，国家税入大减，“至嘉靖而弊极矣”（《税珰考》）。明廷为了挽回经济损失，增加税收，遂于隆庆年间，不得不宣布废除“海禁”。《税珰考》则详细记录了在明廷废除“海禁”的前后，漳州月港的海外贸易的迅速崛起，其内容涉及海外各地的土特产和贸易方面的注意事项，当时进入我国港口的商船、货物种类、数量、规格、税收制度以及税标准等等。如由其所附的“水饷”“ 陆饷”来看，所谓“水饷”，即“丈抽法”，类似近代的船钞，其定税率不以船的载重量，而是以船只的大小来决定征收船税的；所谓“陆饷”，则是商品的进口税，以按进口货物的多寡或价值的高低来计算的，征之于购买进口货物的铺商。月港海商的这种商税征收办法，已由从前的抽份制改为饷银制了。另所附的“督饷职官”，则保存了当时漳州本府海防同知相继署税务、各府佐贰官委署饷务以及本府佐贰官轮署饷务等官员的资料；其“公署”，更记录了“督饷馆”设置沿革及其职能等资料。由上可以得知，明朝政府为了管理月港海外的贸易，不仅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而且制订了一些管理法令与条例。同时，从传统市舶管理制度的衰落到月港“督饷馆”管理制度的确立过程，亦可看出明末的对外贸易管理，已逐步由传统官方朝贡贸易的管理转变为私人海上贸易的管理。此外，《税珰考》还特别为福建税监宦官高寀写了专传，详细地叙述了他在福建任内无恶不作、横征暴敛、鱼肉商民罪行，以及由福建地方官商与海澄民众联合发起的驱高运动并取得胜利的经过。这是一篇反映明代后期东南沿海地区资本主义萌芽，商人势力抬头，并直接参加了政治活动的不可多得的史料。同时，也因《明史》中没有高寀的传记，所以该传亦弥足珍贵。

五、《舟师考》中收录了《内港水程》《西洋针路》《东洋针路》《祭祀》《占验》《水醒水忌》《逐月定日恶风》《潮汐》内容，主要是根据沿海舟师们多年航海的实践经验，记录了当时有关航海技术和地理知识的内港水程、二洋针路、海洋气象、潮汐深浅等等。其中关于二洋针路的记载，除个别地方有误外，绝大部分均是正确的，至今仍历历可考，难得可贵，对研究我国航海史、交通史有重要参考价值。尤值一提的是，明代西沙群岛名为“万里石塘”或“石塘”，至迟宋代以降我国渔商就常过往并在到岛上歇息补给。如在《西洋针路》条载：

七州山七州洋（《琼州志》曰：“在文昌东一百里，海中有山，连起七峰，内有泉，甘冽可食。元兵刘深追宋端宗，执其亲属俞廷珪之地也。俗传是七州，沈而成海。舶过，用牲粥祭海厉，不则为祟。舟过此极险，稍贪东便是万里石塘，即《琼志》所谓万州东之石塘海也。舟犯石塘，希脱者。七州洋打水一百三十托。若往交阯东京，用单申针。五更，取黎母山。”）

《水醒水忌》条又曰：

船到七州洋及外罗，值此数日，斟酌船身不可偏西，西则无水，宜扯过东。凡行船，可探西，水色青，多见拜浪鱼。贪东则水色黑，色青，有大朽木深流及鸭鸟声。如见白鸟尾带箭，此系正针。足近外罗对开，贪东七更船，便是万里石塘。内有一红石山，不高。如看见船身低下，若见石头可防，可防水痕。

明确记载了西沙群岛等我国固有领土的地理方位与水文特点，是有力证明西沙群岛、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固有领土的重要佐证文献。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条件的制约，该书也不可避免在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作者从未亲历海外旅程，由于缺乏重要的实地考察，书中的某些记载难免有张冠李戴和失实的地方。如把在今加里曼丹岛北部的浡泥，误为今在泰国马来半岛中部北大年一带的大泥；误把大食国资料置于哑齐条中等等。再如，由于作者基本上仅从漳州月港一地来看海外贸易和海外诸国，因此其视野亦难免狭隘。明初市船司设于宁波、泉州、广州三地，明中期以后泉州的市船司又移至福州，而该书于泉州、福州、宁波、广州等地的外贸情况，也几无涉及。

但是瑕不掩瑜，该书自刊行以来，就得到了有识之士的好评。如周起元《东西洋考·序》即誉之：

余友绍和张君，淹贯史籍，沈酣学海，将收千古归之笔端，岂于耳目睹记失之，爰次《洋考》，用补前人所未备。是役也，司饷梦所王公诣孝廉之船，驰域外之观，开采访之局，垂不刊之典。职莞榷货，而不仅仅簿书期会塞责，嘉与贤良方正，讲求此道，良足多焉。考中形胜、风俗、物产、针经、水程，莫不稽之记乘，订以长年，事具辞核，庶几无一字虚设。更汇艺文，以明雕题凿齿之区。法令所不及，而文教迄之，洋洋乎上国之观哉！

因此，该书真不失为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是记载明代中外关系和东南亚各国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它对研究中外关系史、经济史、航海史、华侨史等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该书主要行世有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刻本、清修《四库全书》本、清《惜阴轩丛书》本、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等。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谢方点校本《东西洋考》，颇便读者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