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人要籍百部评鉴·

28.张元幹与《芦川归来集》

张元幹生活在北宋倾覆、南宋初建的时代，虽然官卑职微，屡遭权臣嫉恨而受贬斥，却洋溢着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曾积极投身于抗击金兵入侵的斗争中，始终忠君爱民，关心时政。张元幹的著作《芦川归来集》，为其诗词文合集。作为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的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词人，张元幹继承了苏轼开创的豪放派的词风，将词的内容更紧密地与现实斗争结合起来，开拓了词的境界，赋予词以新的生命，开启了南宋词人的创作道路，其词的题材和风格，对后来的辛弃疾词派产生了重要影响。《四库全书总目》说：“其词慷慨悲凉，数百年后，尚想其抑塞磊落之气。”一代伟人毛泽东，对张元幹的词作《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极为欣赏，曾反复吟诵。

《芦川归来集》十卷，（宋）张元幹著。

张元幹（1091—1161），字仲宗，号芦川居士，又号真隐山人，晚年又称芦川老人、老隐，福州永福（今永泰县）人，是北宋末南宋初的著名词人。生于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徽宗时，为太学上舍生。钦宗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兵围汴京，邵武人李纲亲征行营使抗金，张元干辟为属官。李纲被罢职后，张元干不久亦遭贬黜。后任将作少监。高宗绍兴元年（1131），因“避馋”弃官归乡，退居三山（今福州）。绍兴年间，胡铨上书请斩秦桧等人遭贬，元干因作词为友人胡铨送行，触怒秦桧，被迫赴大理寺削官除名，后留滞吴越一带，及至去世。

张元幹幼年丧母，长年随父宦游南北。十余岁，即可与父执唱和，人“莫不骇其敏悟”。及冠之年，张元幹在豫章，问句法于徐俯，与深受苏轼爱重的苏坚、苏庠父子及当时颇有诗名的洪刍、洪炎、吕本中等结社唱和，所谓“年少日，如虹豪气，吐凤词华”（《宝鼎现》）。游学江西后，张元幹入太学为上舍生，有声名。李纲尝言：“予昔与安道少卿游，闻仲宗有声庠序间籍甚。”此后曾得小官，押戟归闽，宣和末年为陈留县丞，其间又多次回故乡闽中，途中遍游大江南北，广交天下名士。南渡前，元干虽官卑职微，但年少气盛，不为介意。由于尚未经历磨难，生活上一帆风顺，张元幹这个时期的作品也缺乏深沉的人生感慨，词的境界也不出“银烛暖霄，花光照席”（《望海潮》）。

宋钦宗靖康元年正月（1126），金兵渡过黄河，围攻东京。宋廷震惊，徽宗仓皇出奔，宋钦宗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是年，张元幹三十六岁，在京竭力主张抗金。围城中，他“登陴拒敌，矢集如猬毛，左右指麾，不敢爱死，庶几助成公之奇勋，初无爵禄是念也。”无奈朝廷只知求和，最终徽、钦二帝被俘，北宋灭亡。元幹目睹江山毁于误国奸臣之手，“愤切吞妖孽”，但请缨无路，“四海皆流涕，三军盍奋身？不堪宗社辱，一战靖烟尘”（《感事四首丙午冬淮上作》），其激愤之情溢于言表。汴京沦陷后，张元幹南下避难，漂泊吴越，携家逃难，“伤弓更心折，四顾皆惊波”（《建炎感事》），备尝亡国乱世之艰辛。

绍兴元年（1131）后，江南战火渐息，南宋定都临安。高宗无心收复失地，执意议和，在这种朝廷苟安、志士失路的时代氛围中，张元幹飘然挂冠，隐居故乡闽中，与李纲、富直柔等好友“登高望远，放浪山巅水涯，未尝不自适而后返”（《祭李纲佚文》）。张元幹休官还乡并不是为了羡慕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这一点陈与义在《送张仲宗押戟归闽中》诗里说得很清楚：“还家不比陶令冷，持节正效相如勤”。绍兴八年，朝廷议和，向金称臣纳贡，天下群情激愤，张元幹在福州闻之，义愤填膺，作《再次前韵即事》，痛斥秦桧之辈。绍兴十二年（1138），枢密院编修胡铨上书，请斩秦桧等人，未果，反被贬官福州。此时正在福州的张元幹，念友人义气，不顾当时局势，写了《贺新郎》一词为胡铨送行，当其时，“生平亲属，避嫌畏祸，唯恐去之不速，公（指张元幹）作长短句送之。微而显，哀而不伤，深得三百篇讽刺之义”（《芦川归来集》曾噩序）。这首慷慨悲壮的爱国词作盛传一时，而张元幹也因此声名大振。虽然数年之后，“秦桧始闻仲宗之词，仲宗挂冠已久，以它事追赴大理削籍”（见王明清《挥座录·后录》卷十）。然而正如刘熙载所说：“身虽黝而义不可没也。”至七十岁，张元幹豪气不除，所作《陇头泉》词仍坚信“整顿乾坤，廓清宇宙，男儿此志会须伸”，蔡戡谓其词“文词雅健，气格豪迈，有唐人风”。

张元幹在诗文上均有较高造诣。其诗学渊源与苏、黄诗学有着密切关系。曾噩有赞言曰：“芦川老隐之为文也，盖得江西师友之传，其气之所养，实与孟、韩同一本也”。又曰：“宣和诸公，或言其近作殊有老成之风，无复少年书生之气；或言其平昔绝俗之吻，今又见高世之行”（《芦川归来集》曾噩序）。《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诗文亦皆有渊源”，又称“元幹诗格颇遒”，“具有苏（轼）黄（庭坚）遗意”。他早年诗歌受过江西诗派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一些影响，南渡后诗风有所改变，显得“文词雅健，气格豪迈，有唐人风。”（蔡戡《芦川词序》）张元幹讲究音律，但更重视音律与情致的统一，未刻意追求奇调、拗句，与黄庭坚等江西诗派诗人的诗歌相较，显得清新、自然，少有峻险、奇兀之感。他的诗歌涉及爱国感事、交游、山水咏物、谈禅说佛、品画题堂等各种题材类型，具有丰富多样性。其爱国感事题材诗歌，如《丙午春京城围解口号》、《感事四首丙午冬淮上作》、《建炎感事》、《再次前韵即事》等，这类诗歌充满爱 国抗金豪情和“愤世嫉邪之气”，故诗格豪迈慷慨、沉郁悲壮。比如，这时他写的《建炎感事》诗就显得十分沉痛、悲凉而又激愤。他愤怒地指出“乾坤忽震荡，土宇遂分裂”的原因是：“议和其祸胎，割地亦覆辙。倘从种将军，用武寨再劫。不放匹马回，安得两宫说？”这种痛斥南宋王朝屈膝议和的爱国诗篇，开创了南宋爱国诗词的先河。

另外，张元幹对文章的艺术渊源、艺术技法等方面也有自己独到的观念和见解。他认为：“文章名世，自有渊源，殆与天地元气同流，可以斡旋造化，关键顾在人所钟察及师授为何如”（卷九《亦乐居士集序》）“文章盖自造化窟中来，元气融结于胸次，古今谓之活法。所以血脉贯穿，首尾俱应，如常山蛇势，又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卷九《跋苏诏君赠王道士诗后》），“前辈尝云：‘诗句当法子美，其他述作无出退之。’”“韩、杜门庭，风行水上，自然成文，俱名合法。金声玉振，如正吾夫子集大成。盖确论也。”（卷九《亦乐居士集序》）。王以宁云：“仲宗之文，忠厚恻恒，叙事条粤，盖其孝友渊源，所从来远也”（卷十《宣政间名贤题跋》）。张元幹最为突出的成就还是他的词作。“在政和、宣和间已有能乐府声

”（周必大《益公题跋·跋张元干送胡邦衡词》），张元幹早年词作，今存词可考定为北宋作的并不多，如《菩萨蛮•政和壬辰东都作》之类，仍未摆脱词的绮丽之风，艺术上也尚未形成自己的个性，多是模仿温庭筠等“花间词”之作。靖康之难，张元干积极投身于抗金之战，在战乱颠沛流离之际，他深切感受到平民生活之痛苦以及国家所受的屈辱，更加痛恨投降派的妥协以致误国。因此，他一改早起传统的婉约词风，而以豪放的格调来抒发慷慨报国之志，并表达了对神州陆沉、权奸误国的愤慨之情。这一时期的词作，音调慷慨激昂，风格豪迈悲壮，与南渡前判若两人，《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石州慢》、《水调歌头·同徐师川泛太湖舟中作》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尤以两首《贺新郎》为代表，集中表现了张元幹“长于悲愤”的豪放词风。《四库全书总目》指出：“今观此集，即以此二阙压卷，盖有深意”。张元幹自定词集时，确以此二首《贺新郎》编在卷首，定为《芦川词》的压卷之作，而把他早年所写的可以与秦观、周邦彦媲美的婉丽之作置于后面，可见他对词作的要求已经转向了希望借助词来表达自我的凛然正气、慷慨报国之意。张元幹后期词作，豪气不减，又充满复杂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力图忘却一切，“黄粱梦破，投老此心如水”（《永遇乐》），“千古是非浑忘了，有时独坐掀髯笑”（《蝶恋花》）；而另一方面，家国破碎，流离失所的生活又使他悲愤难平，魂牵梦绕，正是“西窗一夜萧萧雨，梦绕中原去”（《虞美人》），旷达的胸襟与壮士的悲凉交融于词，因此这一时期的词作呈现出了张元幹对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心理。不难看出，时代环境、人生经历的变化，使张元干的词风也由香软绮丽变为豪迈悲壮，明人毛晋说他的词“长于悲愤”（《芦川词跋》），《四库全书总目》亦云：“其词慷慨悲凉，数百年后，尚想其抑塞磊落之气。”

《芦川归来集》现通行本为十卷，诗词文合刻，其中词三卷。考诸南宋时张元幹文集刊刻经过，知诗文集与词集原是分刻别行，其词集《芦川居士词》刊行在前，由其子张靖桑集，福建莆田人蔡敏为该集作序，刊刻于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前后。张元幹诗文集由其孙张钦臣桑刻，名《芦川归来集》，刻成于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曾噩为该集作序。据曾噩序言，《芦川归来集》有诗文十五卷，附录一卷，计十六卷，未录其词。然该集在《宋史·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等宋元书目中俱未著录。《芦川归来集》刊行于宋亡前六十年，或因流传不广，又经战乱亡国，故鲜为人知。少数流传于民间，流逸散佚至清代，仅存六卷。《芦川词》在南宋已知者有三种版本，一为家刻二卷本，一为坊刻本（卷数不详），一为丛刻一卷本。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芦川归来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对张元幹诗、词、文集作了标校整理，对今人研究芦川诗文提供了很好的文献参本。王兆鹏所撰《张元幹〈芦川归来集〉版本源流考》（《南京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对《芦川归来集》的源流情况作了详细、全面的考证，也为后人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文献参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