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人要籍百部评鉴·

19.朱熹与朱文公文集

朱熹作为南宋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宋代理学集大成者，堪称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他的理学思想被后世尊奉为官学。清代学者全祖望在编撰《宋元学案》时，曾感慨地称朱熹是一位“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大学者。《朱文公文集》及《续集》、《别集》，较为全面地收录了朱熹的诗词、奏稿、书札和论文等著述，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理学、政治、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的思想。此外，朱熹所著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元、明、清三朝学官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而《周易本义》，则是朱熹易学代表作，在易学史上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朱文公文集》一百卷，（宋）朱熹著。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又称紫阳先生、考亭先生、沧州病叟、云谷老人、逆翁。谥文，又称朱文公。祖籍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三明市）。朱熹是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家境穷困，自小聪颖，弱冠及第，中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进士，历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历任泉州同安主簿、南康知军、左迪功郎、转运副使、焕章阁待制、秘阁修撰、宝文阁待制等职，死后追赠“太师”，封“徽国公”。

朱熹虽然在科举上少年得志，但仕途颇为坎坷。精研儒家经典，阐发理学思想，讲学授徒，开办书院；发愤著述，弘扬道统，反而是朱熹一生最重要的活动内容，也因此成就了他的历史地位。作为南宋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堪称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朱熹的研究触角涉及到儒家经典的所有领域，清代学者全祖望在编撰《宋元学案》时，曾感慨地称朱熹是一位“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大学者。据《四库全书》的著录统计，朱熹现存著作共25种，600余卷，总字数在2000万字左右。这还是个十分不完全的统计，但仅仅这一组数字已极为可观，足以树起一座辛勤创作的思想家的丰碑。

据学者考证，朱熹在其生前就曾三次刊刻《晦庵先生文集》（即《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分为前集、后集），南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朱熹去世，时韩侂胄掌政，朱熹理学尚遭禁毁。至宁宗嘉定元年（1208）朱熹得到平反，次年（1209）十二月，朱熹被追谥为“文”，“集诸儒之粹”，“有功于斯文”，始称“朱文公”。此后，朱熹之子朱在编辑刊行了《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共一百卷。各卷次及其内容为：卷一至卷十，词、赋、诗，共1167首；卷十一至卷十二，封事，共6篇；卷十三至卷十九，奏札，共91篇；卷二十至卷二十一，申请，共53篇；卷二十二至卷二十三，辞免，共145篇；卷二十四至卷六十四，书信，共1663篇；卷六十五至卷七十四，杂著，共153篇；卷七十五至卷七十六，序，共69篇；卷七十七至卷八十，记，共81篇；卷八十一至卷八十四，跋，共284篇；卷八十五至卷一百，铭、箴、赞、祭文、碑、墓表、墓志铭、行状、公移，共332篇。这个版本，就是南宋刻百卷通行本，今存有浙本和闽本两个版本系统。

百卷本《朱文公文集》刊行之后，又有《续集》（现已无法确知编者为何人）、《别集》（出自余师鲁之手）编成。《续集》十一卷，皆为序、跋，多系朱熹晚年之作。《别集》十卷，其中卷一至卷六，书；卷七，诗、记、祝文、祭文、题跋；卷八，杂著、释氏论（上、下）、陈情启；卷九至卷十，公移。

《朱文公文集》及《续集》、《别集》，较为全面地收录了朱熹的诗词、奏稿、书札和论文等著述，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理学、政治、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的思想。

理学又称道学，是宋代兴起的以研究、阐发儒家经典义理为宗旨的“新儒学”。在宋代理学传承发展过程中，学术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朱熹，他是理学思想体现之集大成者，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 ，其思想被后世尊奉为官学。

朱熹的哲学体系以程颢、程颐兄弟的理本论为基础，并吸取周敦颐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以及佛教、道教的思想而形成。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在《答黄道夫》、《答玉子合》、《答陆子美》、《答陆子静》、《答陈卫道》等书信中，朱熹阐述了他的有理有气，以理为本，理在气先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他借用周敦颐“无极而太极”的理论，说：“太极篇首一句，最是长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之根；不言太极，则无极沦为空寂，而不能为万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见其下语精密微妙无穷。”又说：“周子所以谓之无极，正以其无方所，无形状，以为在无物之前，而未尝不立于有物之后，以为在阴阳之外，而未尝不行乎阴阳之中，以为通贯全体，无乎不在，则又初无声臭影响之可言也！”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理比气更根本，逻辑上理先于气；同时，气有变化的能动性，理不能离开气。他认为万物各有其理，而万物之理终归一，这就是“太极”。理是事物的规律，理又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一。“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分殊。

在人性问题上，朱熹继承了张载和二程的思想。张载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两种，认为人性的善恶是禀气不同所造成的。朱熹对此说十分赞赏。二程继张载之后，对“天理之性”和“气质之性”作了区别。而朱熹又全面论证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二元论。“理”与“气”，人生不可缺少，“理”在人未形成之前浑然于天空，于人一旦形成，便附于人体，成为先验禀赋于人心的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是先天的善性所在，人人皆有，故名“天命之性”。人体形成之时，必禀此气，由于气精粗、厚薄、清浊、久暂的不同，就产生了善恶、贤愚、贫富、寿夭的不同和性格上的差异。它有善有恶，名曰“气质之性”。上述二性并存于人身，这就是朱熹的人性二元论观点。在《答姜叔权》、《答钦夫仁说》、《答郑子上》、《答蔡季通》、《答陈器之》等书札中，朱熹都阐述了他的人性论，提出了人心与道心、天理与人欲对立的伦理道德观念，进一步强调了去人欲，存天理的必要性。对由仁、义、礼、智所构成的“天理”，朱熹又做了一番归纳，指出“故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智者，仁之分别”，总之，“仁者，人也”，“仁”就是人性的“太极”，就是人性的全体。

在《读大纪》《答张敬夫》《送张仲隆序》《甲寅行宫便殿奏札》等著作中，朱熹论及了自己的政治理论和历史观。他认为“天理”总战不胜人欲，故世道越来越坏，两汉不如三代，唐不如汉，认为唐太宗“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因此，人类的历史是退化的，“千五百年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虽然危机越来越重，但朱熹认为“周孔”之道还是常存不废的，“若论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预，只是此个自是直古至今常在不灭之物，虽千五百年被人作坏，终殄灭他不得耳”。这就是朱熹所认为的“周孔”之道万古永存论。

在知行关系上，朱熹主张“知先行后”。朱熹的知行观，是指儒家的个人道德修养和实践。由于道德实践需要封建伦理指导，因此“知为先”；又因封建伦理不能只流于空谈，所以“行为重”。朱熹强调他“即物穷理”“格物致知”的命题，指出“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穷而致之，所谓格物者也”，对陆九渊的“即心明理”说进行了辩驳。朱熹所讲求的“格物致知”，其具体内容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其目标是指向“圣贤之域”。《答陈师德》、《答吕子约》等书信，反映了朱熹的教育思想。他提出了许多教学原则和教育方法，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读书之法，当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然后心静理明，渐见意味。不然则虽广求博取，日诵五车，亦莫益于学哉？”屡次强调熟读精思，潜心玩味，指出“务广而不求精”为读书大病，贪多务得，不是读书之法，并譬喻说：“所读书太多，如人大病在床’，而众医杂进，百药交下，决无见效之理”，告诫人们正确的读书方法“只且立下一个简易可常的课程，日日依此积累工夫”则可。

《朱文公文集》中也反映出朱熹的文艺、美学思想。朱熹认为美应该是形式之美与道德之善的统一。孟子曾将主体人格境界划分为六个层次：善、信、美、大、圣、神。朱熹将孟子之论阐释发挥：由善而反求诸己，便称为“信”；“信”是“善”实际存在于人本身；“美”则是君子修养的高级阶段；美之上便是“大”；在“大”的精神境界里，充满内在美并光辉地表现出来，大而能化便到了“圣的境界；“圣”而达到神妙不可测知的地步，就叫做神。这是道德修养境界的概括，也是人物鉴赏、文艺品评的总结，含有美学意义。依据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内在道德的善相统一的观点，朱熹探讨了文与质、文与道的问题，认为文与质达到了和谐的统一，才是完美的。朱熹还论述了乐的问题。认为乐声淡而不伤，则欲心平，不淡则欲心起；和而不淫，则人心不躁，不和则淫。

《朱文公文集》中，卷一至卷十收录了朱熹词、赋、诗作品共1167首，展示了作为理学家的朱熹所具有的文学创作的才情于成就。其词作《菩萨蛮》二首，其一：“晚红飞尽春寒浅。浅寒春尽飞红晚。尊酒绿阴繁。繁阴绿酒尊。老仙诗句好。好句诗仙老。长恨送年芳。芳年送恨长。”其二：“暮江寒碧萦长路，路长萦碧寒江暮。花坞夕阳斜，斜阳夕坞花。客愁无胜集，集胜无愁客。醒似醉多情，情多醉似醒。”用回文形式每两句互为颠倒，八句共四对，自然和谐，毫不牵强，而且颇有意境，构思之精巧极矣，足见其对语言的驾驭能力。朱熹的诗作，如《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如《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都是脍炙人口的诗作。

《朱文公文集》古籍版本甚多，分属浙本和闽本两个版本系统。1996年，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由郭齐、伊波先生点校的《朱熹集》，以《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嘉靖本为底本，校以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本，以及闽、浙两系统各宋本，补入佚文，新辑附录，堪称完善的现代版《朱文公文集》。

朱熹的代表性作品，还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等。

《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十九卷，分为《大学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七卷。在朱熹极为丰富的著述中，《四书章句集注》虽然篇幅不算太大，但就其作用、地位、影响而论，却堪称朱熹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四书章句集注》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一帙而加以注疏、阐释、发挥，是一部宋代理学的名著，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经典著作。宋以后的元、明、清三朝，都以《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学官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因而成为历代士子最重要的必读书。《四书章句集注》一书，上承经典，下启群学，金科玉律，代代传授，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在“四书”的编排次序上，朱熹将《大学》列于首位，次列《论语》和《孟子》，最后列《中庸》。朱熹的意图是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微妙之处。

《大学》被朱熹视为修身治人的规模和为学的纲目，是“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学者须由此入门，才能达于圣学。他作《大学格物补传》，强调“即物而穷其理”，“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用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他说：“先读《大学》，立其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

对于《中庸》，朱熹认为它是孔门传授心法的经典，《中庸章句》篇首曰：“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中庸章句序》赞叹道：“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之明且尽者也。”

可以说，朱熹把《大学》视为理学的纲领，而把《中庸》视为理学的精髓。

当然，朱熹认为《论语》和《孟子》也是一定要读的，“以探其本”。他引程子之语曰：“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他又阐发道：“学者之要务，反求诸己而已。反求诸己，别无要妙，《语》、《孟》二书，精之熟之，求见圣贤所以用意处，佩服而力持之可也。”这不仅进一步巩固了《论语》的经典地位，而且也极大地提升了《孟子》的经典地位。

朱熹几乎用了毕生的精力研究“四书”，自称是“毕生钻研，死而后已”。他在34岁时写成了《论语要义》，10年后又写成《论语正义》，之后又写《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论语或问》、《孟子或问》。60岁时，他撰写《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之后还写了《大学或问》《中庸或问》。他在临死前三日还修改《大学•诚意章》的注释。“四书”经过他的反复研究，颇为完整，条理贯通，无所不备。

《四书章句集注》最早刊刻于南宋，惜宋本今已不见。元明清历代均有翻刻，各种版本很多。中华书局1983年版的《四书章句集注》（列入《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是现代版本中较好的，也很容易购买或借阅到。

《周易本义》十二卷，也是朱熹的重要著作之一，在中国哲学史和易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周易本义》成书后，流传甚广，一度成为科举考试标准用书。

《周易本义》初稿名《易本义》，定稿历经二十余年。初稿《易本义》依吕祖谦《古周易》本分卷。上经和下经各一卷；十翼（即 《彖传》上、《彖传》下、《象传》上传、《象传》下、《文言传》《系辞上传》《系辞下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每翼为一卷 。“经”、“翼”共合十二卷。成书定稿后，朱熹将书名定为《周易本义》。后人将原稿割裂，重组成四卷：上经，卷一；下经，卷二；《系辞传》，卷三；《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为卷四；《彖传》与《象传》分附于各条经文之下。故朱熹的《周易本义》有十二卷与四卷本之别。《四库全书》著录《周易本义》，既载原刻十二卷本，又附重刻四卷本。《四库全书总目•周易本义》曰：“成矩重刻之本，自明代以来，士子童而习之，历年已久，骤令改易，虑烦扰难行。且其本虽因永乐《大全》，实亦王、韩之旧本，唐用之以作《正义》者。”又云：“自古以来，经师授受，不妨各有异同，即秘府储藏，亦各兼存众本。苟其微言大义，本不相乖，则篇章分合，未为大害于宏旨。故今但著其割裂《本义》之失，而仍附原本之后，以备参考焉。”

朱熹的《周易本义》，其大旨在于推本象占，阐发义理，既宗主程颐《周易程氏传》（又称《伊川易传》）之学，亦不废陈抟、邵雍之说。程氏《易》学遵循王弼开拓的道路，并融入其理学思想，成为以理学解《易》的代表性著作。朱熹继承程颐的理学思想，但在解《易》时，并不完全延续程颐的思路，他强调“《易》本卜筮之书”，作《周易本义》就是要还《周易》的“本来面目”。朱熹在关于《周易》创制、卦爻形态等问题上，接受了陈抟、邵雍等人所提倡的“图书”之说。因此，《周易本义》在卷首载有《九图》（即“河图”、“洛书”“伏羲先天八卦次序图”“伏羲先天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文王八卦次序图”“文王八卦方位图”“卦变图”），而在卷末系以《周易五赞》及《筮仪》。这种编排，也是朱熹《易》学观的体现。在《周易本义》中，朱熹的诠释文字力求简短明了，以合于《周易》的“易简”之理。他认为先儒解《易》甚多，不必过分解说，而主张随经句分说，不离经意。因此，《周易本义》对经、传旨意的解说，言简意赅，寓理深切，但此书却对后代的《易》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周易本义》的古籍版本甚多，现代版本也不少。萧汉明先生所著的《周易本义导读》（齐鲁书社2003年10月版），是较好的现代点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