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人要籍百部评鉴·
18.柳永与《乐章集》
柳永是北宋第一个专力作词的人,《全宋词》收其词二百一十二首,有《乐章集》传世。其词作大半以上以男女恋情为题材,为歌妓写生,同情她们的不幸遭遇,也寄寓了作者遭受压抑的身世之感。柳词多表现世俗女子对爱情大胆而直率的追求,表现风尘女子的悲喜,流露出词人对女性的怜惜,以一种自然而悲悯的眼光看待缘起缘灭,是对女性的真正的尊重和理解。柳永以相知相惜的态度描写风尘女子,为其写词,也为其写心,展现她们血肉丰满的形象。柳永为词这一文体由五代词风向宋人格调转变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为词的进一步成熟作了有益的探索。他大量创作慢词,使慢词与小令并驾齐驱。作为词家“正体”之一,柳词在词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乐章集》三卷,(宋)柳永撰。
柳永(约987—约1053),初名三变,字耆卿,后更名永,字景庄。福建崇安(今武夷山)人。柳永生卒年没有明载于史册,据今人唐圭璋、金启华《柳永事迹新证》考证,柳永生年约为雍熙四年(987),卒年约为皇祐五年(1053)。他出生于官宦世家,天性风流,早年即以文辞制曲闻名,因行为放荡不羁,未能早登科第。仁宗景祐元年(1034)始中进士,后授睦州团练使推官,定海晓峰盐官等职,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然其仕途坎坷,因《鹤冲天》一词,言辞愤激狂狷,触怒宋仁宗,遭到斥黜,仁宗批语:“且去填词。”柳永也因此索性更加放纵,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以毕生精力作词。他在汴京出入秦楼楚馆,沉溺于都会生活和旖旎繁华之中,混迹于乐工、歌妓之间,写了大量描写歌妓生活、情感的词作。他在浅吟低唱中寻求心理的寄托,自诩为“白衣卿相”的“才子词人”,将怀才不遇的悲愤情怀同偎红倚翠、恣游放荡的颓废生活融为一体,而这一切成为他词作的源泉。他通晓音律,擅作歌词,教坊乐工、歌妓每得新调新腔,便请为填写歌词,他创作的新声曲子词,有很多是跟教坊乐工、歌妓合作的产物,故其词语言通俗,音律谐婉,流传极广。后长期奔波飘零,流落不偶,郁郁而终,死后家无余财,由友人歌妓合资安葬。
现实中的柳永,并非一意沉溺于风花雪月,虽年过半百才走上仕途道路,历任官职也较低,但他总是尽职尽责,也赢得了民众的好口碑。在任定海晓峰盐官期间,柳永着手改善盐场设施,减轻盐民负担,努力解决官租私租给盐民带来的沉重负担。他体恤民艰,写下了七言排律《煮海歌》,写出了盐民生活的艰辛,揭露了官租私租叠加的赋税之重,提出了去兵、辍征、罢盐铁的主张,表达了对以煮盐为生的百姓的同情。从这首诗作,我们可以看到柳永在词的世界之外的迥异的形象,他是一个有政治良知和政治抱负的儒官形象。
柳永是北宋第一个专力作词的人,有《乐章集》传世,《全宋词》收其词二百一十二首。其中大半以上以男女恋情为题材,为歌妓写生,同情她们的不幸遭遇,如《迷仙引》(才过笄年)等,也寄寓了作者遭受压抑的身世之感。柳词多表现世俗女子对爱情大胆而直率的追求,表现风尘女子的悲喜,如《满江红》以自叙口吻写女子失意后 “万恨千愁”、“无人处思量,几度垂泪”的哀伤;又如《慢卷》(闲窗烛暗)写女子对欢乐往事的追忆和分离的懊悔,十分感人。这类词作字里行间流露出词人对女性的怜惜,以一种自然而悲悯的眼光看待缘起缘灭,是对女性的真正的尊重和理解。柳永以相知相惜的态度描写风尘女子,为其写词,也为其写心,展现她们血肉丰满的形象。柳永笔下,她们丰肌清骨,容态天真,心性温柔,品流详雅。词人欣赏她们“自小能歌舞”、“唱出新声群艳伏”(《木兰花》)的美妙技艺。为她们的不幸和痛苦而悲叹:“一生赢得是凄凉。追前事、暗心伤。”(《少年游》)写出她们对独立人格与自尊的渴望和摆脱娼籍得遇良人的愿望:“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迷仙引)。柳永笔下的风尘女子,不再只是大多数词人词作中供人赏玩的对象。这类词描写大胆,具绮罗香泽之态,风格绮艳,其中也有一些低级趣味的描写,多遭到讥评。《雨霖铃》(寒蝉凄切)是柳永恋情词中的优秀作品。此词写作者离开京城,与恋人作别时难舍难分的场景。把清秋景色与离别之情融为一体,细腻地表达了缠绵悱恻的离怨别绪。全词层层铺叙,前后照应,点染结合,离情别绪表现得淋漓尽致、细腻传神,也透露了作者对自身遭遇的感慨和压抑的心情。
柳词尤工于羁旅行役,约有60首,占其词作的近四分之一。其中或写旅途孤寂,悲士之不遇,如《归朝欢》(别岸扁舟)、《轮台子》(一枕青宵),或写羁旅中吊古怀人之情,如《双声子》(晚天萧索)。著名的如《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通过对萧瑟暮雨的渲染,抒发离人的苦闷,《夜半乐》(冻云暗淡天气)铺写幽美、凄清的景色,寄寓作者的落寞情怀,情调凄苦,色彩暗淡,《倾杯》、《诉衷肠近》、《卜算子》、《归朝欢》等均为《乐章集》中上品。
柳永还有一部分词作,表现了丰富多彩的都市生活和市井风情。从《迎新春》、《满朝歌》、《木兰花慢》、《看花回》诸词中,可以看出北宋汴京、钱塘(今浙江杭州)、苏州、长安、成都等城市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的承平景象,画面活泼而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歌咏杭州的《望海潮》(东南形胜)。此词生动形象地描绘了钱塘江大潮的壮观、西湖景色的秀丽以及杭州的富庶繁华。境界阔大,语言清丽,格调明快,在柳词中别具一格。此词影响广泛,据罗大经《鹤林玉露》载:“此词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把金兵南下原因归结于此词引起的,自不可信。但足以说明此词艺术魅力之强烈。
此外,柳永词还有一些咏物、咏史、游仙等内容。如《黄莺儿》咏莺,以白描手法铺写物态,寄寓深沉,风格清新。《双声子》(晚天萧索),凭吊吴国旧址,借夫差、西施,感叹夫差运筹决战、图王取霸,却因贪图享受,败于范蠡的美人计,为越国所灭,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巫山一段云》五首继承郭璞游仙诗传统,借武夷神话表达对自由生活的向往,有“飘飘凌云之意”(李调元《雨村词话》)。《二郎神》(炎光谢)是一首吟咏七夕的词,描绘了牛郎、织女七夕的美丽神话,“愿天上人间,占得欢娱,年年今夜”表达了对人间爱情的美好祝愿。总之,柳词扩大了题材范围,丰富了词的表现力。
柳永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大量创制慢词。早在敦煌曲子词中就出现了慢词,唐五代文人如杜牧、李存勖等也有《八六子》、《歌头》等少量慢词,但是从唐代到宋初,慢词并没有得到发展。柳永因与乐工歌妓接触频繁,“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叶梦得《避暑录话》),为适应日益繁富的音律发展,他与乐工们共同创制慢词。他善于“变旧声的为新声”,在前人慢调的基础上,增删变化,创造了许多新的长调、中调。在两宋词坛上,柳永是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今存二百多首词,所用词调竟达一百五十调之多,其中大部分词调为其自制或以旧腔改造而成的新调,在宋人所用八百八十多个词调中,有一百多个调是由柳永首创或首次使用。词至柳永,体制始备,令、引、近、慢,单调、双调、三叠、四叠,长调、短令日益丰富,形式体制的完备,为宋词的长足发展提供了动力,也为后世创作者带来更广阔的创作空间。柳永大量创作长调慢词,凡87首调125首,逐步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得以与小令平分秋色,并驾齐驱。同时慢词的发展,扩大了词的表现力,可充分地表达情感,为后来者提供了一种更为舒缓从容的写作方式。如柳永最长的慢词《戚氏》长达212字,足够的篇幅使其情感的表现得以层层深入,曲折缠绵,而词中出现的类似于赋体的铺排与对偶手法,更是伴随着长调慢词的使用而自然而然出现的,也给词的写作带来新的思路,对后世亦有重大影响。柳永奠定了北宋慢词创作的基础,开拓了词的表现形式。
柳永词艺术上的特点首先表现在铺叙手法的运用上。他的大多数词作都采用赋体,层层铺叙,曲直疏密,流转自如,能“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自然”(冯煦《蒿庵论词》)。如《望海潮》(东南形胜)写杭州胜景,从市内到郊外,从“市列”、“户盈”到江堤、怒涛,从秋色到夏景,从湖上到山中,从容铺陈,层次分明,把杭州的内景外观、西湖的日夜阴晴写得有声有色,令人目不暇接。其次,柳永善于写景,以景生情,情景交融。如《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上阕“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三句,情调忧郁,境界悲凉,情景兼到,骨韵俱高。《雨霖铃》(寒蝉凄切)也是情景交融的典范。开头就以“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一系列特定场景的描写,创造了充满离愁别绪的氛围,凄惨的景象,使人愁绪倍增。下阕“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是历来为人激赏的名句,刘熙载在《艺概》中分析:“上二句点出离别冷落,‘今宵’两句乃就上二句意染之。”“杨柳岸、晓风残月”虚拟了一幅凄凉的别后景象,以景染情,融情入景。整首词景语情语、实景虚景,变化交错,组织巧妙,景因情而悲,情借景而生,互相融合、衬托,曲折淋漓地表达了缠绵之情。再次,柳词成功地运用了白描手法,摒弃了唐五代词的雕琢之风,如《黄莺儿》(园林晴昼春谁主)纯用白描,不假故实,清新自然。
柳永在词的语言表达上也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不再拘泥于晚唐五代以来文人词中过于矜持的雅丽之语,而是充分吸收民间口语和俚语入词,明白浅近,从而消弭了文人词给读者带来的距离感。他大胆运用诸如副词“恁”“怎”“争”等,代词“我”“你”“伊”“自家”“伊家”“阿谁”等,动词“看承”“抵死”“消得”等。以这些口语入词,不仅活泼生动,更似直接与人对话诉说,使词作浅切自然,自成一格。使人阅之,觉情真意切,亲切有味。如“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蝶恋花》)、“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忆帝京》)等,都极其口语化,富有表现力,影响了金、元的散曲创作。
柳词在当时流传甚广,风靡一时,“柳三变作新乐府,天下咏之”(陈师道《后山诗话》),“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作为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大词人,柳永对后来词人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手法,影响颇大。在宋词发展史上,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词这一文体由晏、欧到张、柳,无论形式还是风格都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而柳永在这个过程中,有着里程碑的地位。柳永的词流传甚广,对时人及后世都有广泛影响。自他以后,长调慢词渐渐流行,而其中采用口语以及铺叙的手法,多为后人所接受并使用。黄庭坚、秦少观、贺铸、周邦彦等,都在不同的方面受到了柳永词的影响。秦观长调雅词,吸收了柳永的铺叙点染之法,再加以小令的含蓄蕴藉而情韵更显隽永。周邦彦慢词的章法结构,可从柳词中见其原型。近人夏敬观指出:“耆卿多平铺直叙,清真特变其法,回环往复,一唱三叹,故慢词始盛于耆卿,大成于清真。”而苏轼作词,一方面力求在“柳七郎风味”之外,自成一家;另一方面,又充分吸取了柳词在词调创用、章法铺叙、景物描写、意象组合和题材开拓上的创新。北宋中后期,苏轼和周邦彦各开一派,而追根溯源,都是从柳词分化而出,犹如一水中分,分流并进。作为词家“正体”之一,柳词在词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柳永《乐章集》北宋已有流传,版本颇多,由宋迄今已达30多种。今易见者为毛晋汲古阁刻《宋六十名家词》本、吴重熹《吴氏石莲庵刻山左人词》本、朱祖谋《彊邨丛书》本、唐圭璋《全宋词》本。其中明清诸本中,朱本最善,后世所出《乐章集》多以此为底本。今人校注本主要有:高建中校点《乐章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姚学贤、龙建国校注《柳永词详注及集评》,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薛瑞生《〈乐章集〉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初版,1997年修订重印,共收录柳词206首,并辑柳永轶词9首,互见词3首,存目词17首。该本以朱本为底本,并参校各家校注,择善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