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人要籍百部评鉴·

17.李侗与《李延平先生文集》

李侗与杨时、罗从彦、朱熹并称为“延平四贤”，又称“闽学四贤”。李侗师从二程再传弟子罗从彦，以书谒之，从学累年，遂得河、洛之学，为道南学派“南剑三先生”之一，也是洛学向闽学演变过程中的重要中介人物。朱熹遵从父志，从同安徒步到延平，投学于李侗门下。前后十年，朱熹六至延平、五访李侗。由于李侗一生“不著书，不作文”，朱熹将他向李侗问学往来的书信汇编为《延平问答》，成为后世学者研究李侗思想（主要是晚年思想）及其对朱子影响的最具有参考价值的文献。

《李延平先生文集》四卷，（宋）李侗著。

李侗（1093－1163），字愿中，世号延平先生。两宋之际南剑州剑浦（今福建南平）人。与杨时、罗从彦、朱熹并称为“延平四贤”，又称“闽学四贤”。他祖父、父亲皆以儒学起家。年二十四，师从二程再传弟子罗从彦，以书谒之，从学累年，遂得河、洛之学。李侗是道南学派“南剑三先生”之一，也是洛学向闽学演变过程中的重要中介人物。其语录由朱熹编为《延平问答》，清张伯行辑有《延平先生文集》四卷，收入《正谊堂全书》。

《延平答问》一书是记录李侗与朱熹问学往来的书信汇编，朱子亲订时为一卷本。由于李侗一生“不著书，不作文”，故《延平答问》是后世学者研究李延平思想（主要是晚年思想）、以及其思想对朱子思想影响的最具有参考价值的文献资料。在宋人的著录中，此书或作《延平问答》，如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卷五下就作《延平先生问答》一卷，著录云：“右延平先生李愿中之语，而晦庵先生所录也。”在《宋史·艺文志四》中，也作《延平师弟子问答》一卷。而朱子门人曹彦约在《昌谷集》中，为此书作跋，却题为《跋〈延平答问〉》。在黄震《黄氏日抄》卷四十三《读本朝诸儒书》中，也是《延平李先生师弟答问》。在明清时期的刊本中，书名基本上都作《答问》，而罕有称《问答》的。

《延平答问》中主要涉及到的经典有《论语》《孟子》《中庸》《春秋》李侗朱熹师生二人就其中的相关重要命题展开讨论，而朱熹也在此期间开始了对《四书》的诠释工作。从整个文本看，讨论集中在《论语》上，涉及《学而》《为政》《八情》《阳货》《述而》等章，讨论的问题有“孝”“仁”“礼”“一贯之道”等等。《延平答问》开篇论及《论语》的问题就是关于“孝”，而且一连三问。例如第一问，“问：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朱熹首先引述了苏东坡的“可改者不待三年” 一语作为他理解的开头，表明他赞同“可改”之意，但必须遵守“孝道”。如果要改又如何呢？朱子用“隐忍迁就”来解释这个过程，即使改了也要让“人不见其改之之迹”而“谓之无改可也”，朱熹还认为这事与“几谏事”相类似。李延平在这里首先对前辈所论“三年无改” 一句作出判定，认为“类皆执文泥迹，有所迁就，失之。”认为对于“圣人所言”应该“于言外求意”才能理解或解释得通透，并将“道”训解为“可通行”。对于朱子所理解的“隐忍迁就”，“使人不见其改之之迹”提出批评，认为“虽未有害”，但“恐处心如此”，至于对朱熹所谓“与几谏事相类”，李延平也是认为不相类似，并希望朱子继续思考。对于朱熹的疑问，李侗都进行了详尽的解释。李侗以他的“体认工夫”来引导朱子的理解，显然有意让朱子不要拘泥于文字上的理解和训释，而是要用“心”去“里面体认”，这样才会“默识心融，触处洞然，自有条理”。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吸取了大量李延平的阐述，体现了李延平“体认气象工夫”的理路。朱熹还曾就《孟子》“养气”一章与延平先生讨论，他检释《孟子》“养气”章的论述，以前一直未能体认“面诲”为何，直到近日“颇见大体”，又以《易经》中之言为喻，认为与孟子所言“养气”之理相同。李侗首先肯定了朱熹“养气要心与气合”以及对“晬面盎背”的解释，但对“心气合一之象”，其认为还须“体察”，让朱熹“致思”。李侗认为孟子的“养气”是有“端绪”的，需要从“知言处下工夫”，于此体认精审后，真正识得“心与气合”、“不偏不倚”的气象之后，方可看《易》中“直方大、不习无不利”之言。依此，朱熹与李侗对《孟子》的讨论与诠释主要集中在“养气”和“夜气说”，其所讲的也主要是“心”与“气”的问题。朱熹认为“养气要心与气合”，李延平则注重强调心与气须“浑然一体”。于此我们即可看出师生二人在对经典的理解上的不同。至于《中庸》，朱熹只就《中庸》“鬼神” 一章质问于延平先生。朱子理解认为《中庸》“鬼神”章“正是发明显微无间只是一理处”。“鬼神”和“理”都是“无形”的，而人“自然畏敬”是因为“至诚”。再者，朱熹还认为，一有了这个理，即使“无端无方，无二无杂”，但也是“方其未感，寂然不动，及其既感，无所不通”。 李延平对朱熹的“鬼神”章的理解给予了赞赏，“此段看得甚好，更引濂溪翁所谓‘静无而动有’作一贯晓会尤佳。”但又提醒朱熹说“不可滞在一隅也”，要从“会心处”作“体认”方为是。李侗对于朱子的这段理解给予了大力赞扬，可见朱熹于此的体认是合了延平先生“会心处”之方法了。

《延平答问》中李延平与朱熹之间的讨论除《四书》外，也涉及《五经》类的经典，而主要集中于《春秋》一书。李侗教导朱子如何读《春秋》的释读法，其《戊寅七月十七日书》云：“《春秋》且将诸家熟看，以胡文定解为准，玩味久，必自有会心处，卒看不得也。”“积道理多，庶渐见之。大率难得学者无相启发处，终愦愦不洒落尔。”延平先生认为读《春秋》一书，可以熟看诸家的注解，但又强调以胡文定解为准，足见其对胡氏解的推崇，而且还要熟读玩味，并引程伊川语以证言。这样“积道理多”，慢慢就有所心得了。对《春秋》“滕子来朝”的解释，李侗与朱熹有不同意见，朱熹对胡文定和程伊川解“滕子来朝”提出疑问。延平先生首先批评朱熹的“祖世有罪而贬子孙”一解，认为这样理解是“大段害理”。他认为《春秋》是教人“改过迁善”的，是“善长恶短”，还是应从胡氏之说，因为它是“以理道为长”。再次，李延平以“圣人之心”和“常人之心”来讲《春秋》，“圣人之心”是善的，看事都能至“洒然”处，故不会有失，而“常人之心”有“私意”，虽看事“道理可通”，但毕竟未到“洒然”处，故有些是难看通透。李侗就朱子所做的“纪”字的考据问题，他认为《春秋》一书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只须“参考义理之长，求圣人所书之意”即可。其实，这种疑问在《延平答问》中多有存在。而李先生在回答朱子所问及对《春秋》“滕子来朝”的解释过程中，一直提倡他所强调的读经解经的最高境界，即要见“洒然”处，这在其他经典的解释中同样强调，也是他所提倡的“体认”工夫最直接地体现。

《延平答问》中李侗与朱熹除讨论《四书》《五经》外，还讨论了周濂溪的《太极图说》。李侗以“理”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并上承二程、杨时以太极论理。在《辛巳二月二十四日书》中李侗谈到：“太极动而生阳，至理之源。只是动静阖辟，至于终万物始，万物亦只是此理一贯也。到得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时，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李侗认为“太极”是“至理之源”，较之“理”更具有终极意义。然而万物产生的具体过程中都贯串着“此理”，生命与人的产生，也是阴阳二气交感的作用的结果，依然体现着“此理”。这就是“理一分殊”之“理”。

从整个《延平答问》来看，李侗对经典的诠释，注重以“体认”的方式去理解、体悟“圣贤言语”。清人张伯行说：“先生不著书，又不喜欢作文。然读朱子所编答问，解经精当，析理毫芒。至示学者入道之方，又循循有序。理一分殊，彻始彻终。惟先生以是为学，即以是教人，故紫阳渊源有自，得以大广其传，圣学光昌。而道南一脉，衍洛闽之绪于无穷，皆先生贻之也。”李侗虽不留意著书作文却能答问教人，正是其答问使朱熹之学渊源有自，上承洛学，充分反映了李侗在道南一脉中的地位。

李侗在学问上造诣颇深，朱熹、罗博文、刘嘉誉等人是他的门下高足。朱熹的父亲朱松是李侗的学友，尝称其“如冰壶秋月，莹彻无瑕”。朱松生前曾告诉儿子，李侗理学造诣很深，朱熹即遵从父志，于绍兴二十三年（1153）从同安徒步到延平投学于李侗门下，当时朱熹方24岁，而李侗已经61岁了。从绍兴二十三年（1153）至隆兴元年（1163）李侗病逝为止，此间十年，朱熹先后六至延平、五访李侗先生。朱熹评其谓“色温言厉，神定气和，语默动静，端详闲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民恂恂，于事若无可否，及其酬酢事变，断以义理，则有截然不可犯者”（《宋史·李侗传》）。朱熹从学于李侗，在他的指点之下，逐渐感觉到前学之非，并渐渐的转向到“道学”的学术路向上来。从这一点看，李侗是引导朱熹真正踏入“道学”之门的第一人，他将河洛理学传给朱熹，形成了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李侗师从罗从彦，上承龟山、伊洛之脉，立志于接续儒家道统，探求圣学之传。其学说虽师出有门却不泥守，罗从彦曾对同门师友嘉许李延平，《与陈默堂书》说：“近有后生李愿中者，向道甚锐。”在《勉李愿中五首》中亦表示对李延平的期许和勉励。李侗学其师好静坐，认为“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宋史·李侗传》）李侗退居山田四十余年，谢绝世故，终身不仕。授徒讲学，答问不倦，虽身在山野，但心系天下，伤时忧国，认为当世之弊在于三纲不振、义利不分，要求“人主当于此留意”。朱熹称李侗“真得龟山法门，亦尝议龟山之失。”朱熹弟子赵致道说：“李先生之学，不但得于所授，其心造之妙，实有先儒之所未言者。”虽然李侗本人性格如朱熹所说，“为人简重，不甚会说”，李侗也称自己“素来拙讷，发脱道理，不甚明亮”，“语言既拙，又无文采，似发脱不出也”，他与朱熹的答问内容多让朱熹意会，在师徒的叩问与激发中，朱熹受益良多，说：“其后熹获从先生游，每一去而复来，则所闻必益超绝，盖其上达不已日新如此。”朱子于赴任途中始见李侗后，又先后四次到延平向李侗求教，而李侗也十分器重朱子的学品，他在《与罗博文书》中提到：“元晦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鲜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曰：“此人极颖悟。力行可畏，讲学极造其微处。某因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论难处。皆是操戈入室，须从原头体认来。”从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朱子对李侗也非常敬重，在得知其去世的消息后，朱子很悲痛，几度“失声长号，泪落悬泉”。

清代以前，李侗的著述都以《延平答问》行世，而无“文集”之名。到了清初，出现了题为《李延平先生文集》的刻本。最早的是顺治十一年（1654）李孔文在延平刊刻的五卷本。此本即《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四所著录的《延平文集》三卷，《附录》二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的《李延平先生文集》五卷，即据此刻本影印。此《李延平先生文集》卷一、二为《答问》，卷三为书八篇、行状一篇，诗三首，均李侗所撰。后有附录22则，为后人所撰。卷四为朱熹撰《行状》《宋史·李侗传》，祭文、挽诗、朱熹《竹林精舍告先圣文》、汪应辰撰《墓志铭》。卷五为宋、元、明三朝的请谥文、书院记、祠记等。据《福建通志》卷六十八所列，李侗的著作除《延平问答》《语录》之外，还有《萧山读书传》、《论语讲说》、《读易管见》三种，但这三种书均不见于前人，如为李侗写《行状》的朱熹。在宋人的版本目录书，如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等也不见记载，《福建通志》所记出处不明，故只能录此备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