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人要籍百部评鉴·

15.胡安国与《春秋传》

胡安国以二程的私淑弟子自居，成为理学的坚定信奉者。与其子侄辈胡寅、胡宁、胡宏、胡宪，均为南宋理学家，被称为“胡氏五贤”。胡安国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著作，就是《春秋传》三十卷。经世济民，感于时事，借《春秋》寓意，不拘章句训诂，成为宋代理学家以义理治《春秋》的代表作。南宋时期，胡安国《春秋传》被定为经筵读本，成了官学。入元后，科举于《春秋》经，规定以胡安国的《春秋传》定经文，与《春秋》三传并行。由此可见，胡安国的《春秋传》影响了几百年的《春秋》学研究与众多的读书士子。

《春秋传》三十卷，（宋）胡安国撰。

胡安国（1074—1138），字康侯，号青山，学者称武夷先生，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人。北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进士，为太学博士，旋提举湖南、成都学事，以不肯附权贵，为蔡京、耿南仲所恶。南宋高宗即位后，拜胡安国为给事中，后又拜为中书舍人兼侍讲。胡安国上《时政论》二十一篇，力陈中兴恢复之策略。后以反对重用朱胜非而去职。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拜胡安国为徽猷阁待制、知永州，胡安国辞不就，诏以经筵旧臣，重闵劳之，特从其请，提举江州太平观，令纂修所著《春秋传》。书成，高宗谓深得圣人之旨。诏命复提举太平观，进宝文阁直学士。绍兴八年（1138）卒，享年六十五。朝廷赐谥“文定”，故后世尊称其为胡文定公。

胡安国与程颢、程颐弟子谢良佐、杨时、游酢等人义兼师友。在太学学习期间，又从程颐之友朱长文、靳裁之，接受了程颐、程颢的学说，以二程的私淑弟子自居，成为理学的坚定信奉者，极力推崇二程是孔孟之道的直接继承人。《宋元学案》中专门为胡安国立《武夷学案》，评价其为“私淑洛学而大成者”。《宋元学案》评论说：“南渡昌明洛学之功，文定几侔于龟山，盖晦翁（朱熹）、南轩（张栻）、东莱（吕祖谦）皆其再传也。”胡安国及其子侄辈胡寅、胡宁、胡宏、胡宪，均为南宋理学家，被称为“胡氏五贤”，清人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三云：“胡氏父子叔侄阐发经旨，绍述儒学，世以五贤并称。”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冬，胡安国为躲避战乱，携带家眷到湖南湘潭，隐居在碧泉，并以住宅为书堂，著述《春秋传》并教授子弟生徒，除自己的子侄胡寅、胡宏、胡宪等外，还吸引了众多湖湘士子前来就学，从游弟子数十人。胡安国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理学派别——湖湘学派的实际创始人。湖湘学派研究传统理学，提倡修身为学，主张经世致用，重教化，讲名节，轻利禄，憎邪恶，对湘潭乃至湖南的人文教化和道德风尚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史》（卷四百三十五，列传第一百九十四）胡安国本传记载，“有文集十五卷，《资治通鉴举要补遗》一百卷”，今已亡佚。胡安国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著作，就是《春秋传》三十卷。

《春秋》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两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作为儒家经典，据传是由孔子根据鲁国史书修订而成，而孔子修《春秋》，蕴涵着他的深刻政治、伦理、文化思想，“笔寓褒贬”中体现出了“春秋大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是阐释经义的著作。出于对儒家经典的尊崇，本着阐释圣人思想的热忱，胡安国毕生致力于《春秋》学的研究和著述，可谓披肝沥胆，呕心沥血。他从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开始，直至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底，历时三十余年，完成了在历史上享有盛誉的《春秋传》三十卷，共十余万字。《宋元学案》引录胡安国语，曰：“某初学《春秋》，用功十年，遍览诸家，欲求博取，以会要妙，然但得其糟粕耳。又十年，时有省发，遂集众传，附以己说，犹未敢以为得也。又五年，去者或取，取者或去；己说之不可于心者，尚多有之。又五年，书成，旧说之得存者寡矣。及此二年，所习似益察，所造似益深，乃知圣人之旨益无穷，信非言论所能尽也。”《四库全书总目·春秋传》中提到，“俞文豹《吹剑录》称其自草创至於成书，初稿不留一字，其用意亦勤矣。”

胡安国《春秋传》的体例，颇具特色。从汉代开始，《春秋》学的研究传统，是就或《公羊传》、或《谷梁传》、或《左传》的三传之一来进行阐释，从中唐啖助、赵匡、陆淳之后，许多唐、宋学者对三传的看法有所改变，从而使解经方法也随之而变，往往从专主一传，变而为弃传从经，兼采三传。胡安国对《春秋》三传都有很深的研究，他的《春秋传》，采取“事取左氏，义兼公谷”的方法，实际上就是兼采三传。他继承了传统的以义例解经的方法，但又有所创新；他也继承董仲舒“从变从义”的方法，于不同的史实之中解读出全新的经义；他同时还兼取百家之说，成一家之言，其经义具有明显的时代意义，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春秋》学史上，有“《春秋》经说”和“《春秋》史说”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春秋》经说”以为经所记之史实阐发儒家“王道”政治的观念，而“《春秋》史说”则以为《春秋》为信史而非经，没有所谓的微言大义。相应地，在解经方法上，“《春秋》经说”重在发掘其微言大义并以义例解经，也用灵活的从变从义的方法解经；持“《春秋》史说”观点的，则更侧重用史事来解读经典。胡安国的对《春秋》这一经典的认识，在《春秋》之“经”与“史”之间，采取了兼取的立场。一方面，他认为《春秋》所记是史实，同时他又认为圣人是“以鲁史而见王法”，亦即“《春秋》立文兼述作”（隐公元年胡氏传），乃“史外传心之要典”。这是胡安国所持的寓经于史、经史一体的《春秋》观。

胡安国的《春秋传》，作于宋室南渡之际，完成并表进于南渡之后，这一时代背景，对该书的写作必然产生直接的影响，这也就是《四库全书总目》所说的“故感激时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于《经》旨”。胡安国也自谓其著书之目的，在于“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大法略具”。

胡安国《春秋传》中所阐发的大义，首先是“尊王”的思想观念。“尊王”，是《春秋》学的传统，胡安国《春秋传》蕴涵着丰富的尊王思想，是宋代《春秋》学的突出代表。其“尊王大义”既是对传统的继承，又为这个传统之流注入新的内涵。胡安国为宋代加强皇权与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服务，阐发了“《春秋》尊君抑臣”、“尊天子抑制诸侯”的经义，其尊王之义的背后，是宋儒重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大一统”秩序的愿望。胡安国对“隐公元年春王正月”的阐释，就反复强调大一统。他说：“元年，即位之一年也。必号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则与天地参。故体元者，人主之职。”这里所谓“体元”就是强调慎始，强调定于一。他又说：“王正月。……加王于正月者，公羊言大一统是也。”“谓正月为王正，则知天下之定于一也。”所谓“定于一”，从政治的角度讲，就是大一统，就是“土无二王”，就是“尊无二上”。胡安国虽然“尊王”,但并不主张“绝对君权”，他继承伊川之说，既尊王权，更尊王道，亦即遵循天理，并以此来制约王权。他期盼君主能秉持“天地之性”，成为“圣王合一”式的理想统治者，这就是他“尊王”并“崇道”的最终目的。

胡安国《春秋传》中，以“崇道”的思想，对传统天命论、灾异论等制约君权思想进行扬弃。《春秋》灾异说，是传统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看似牵强附会，荒诞不经，不过其本意乃在于以天变警戒、制约王权。胡安国承《春秋》各家之学，颇重灾异之说。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和啖赵学派的“举王纲、正君则”大义也对《胡传》产生了重要影响。胡安国重视天人感应，认为灾异是由人君失德、失政所致，人君若不能修德，则必有国亡身弑之祸，从而要使人君“鉴观天人之理”，有“恐惧祗肃之意”；同时，他也认为可以做到“以人胜天，以德消变”。胡安国的灾异之说在系统性上不及公羊，但也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重视灾变而重民命，强调人主分灾救患之职。宋代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民本”思潮比较活跃，在《春秋传》中，胡安国认为，王道政治的立国理念是“国以民为本”，王道的政治境界即是“与民同忧乐”，其治民原则在于“使民以时”、“不竭民力”，他把恤民固本作为政治的根本性问题来加以强调。

胡安国《春秋传》还强调“正人伦”的意义。如，胡安国于《庄公二十年》曰：“礼义，天下之大防也。”于《文公十六年》曰：“三纲，人道之大伦，君臣之义不可废。”于《昭公十一年》，曰：“三纲，军政之大本。君执此以御其下，臣执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于是乎在。”于《僖公十六年》曰：“谨夫妇之道，正人伦之统，明王教之始。”……在《春秋传》中，胡安国“正人伦”的观点还可以举出很多。“正人伦”的观点是儒家的传统观点，而胡安国在两宋理学日趋兴盛的大背景下提出这一观点的，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天理”与“人欲”联系对比，进行剖析和阐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与两宋之际金人入侵中原、北宋覆灭、南宋偏安的历史时代密切相关，胡安国在《春秋传》中，彰显出了严夷夏之防、诛讨乱臣贼子的问题。从《春秋传序》中，从书成以后胡安国的进表中，可以看出：谨夷夏之辨、严夷夏之防，尊王攘夷、以夏变夷，是胡安国《春秋传》的所谓“大法”，亦即撰书的主要宗旨之一。《春秋传》于《僖公二十三年》曰：“《春秋》固天子之事也，而尤谨于华夷之辨。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以礼义也，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人类灭矣。……夷不乱华，成公变之，贬而称子，存诸夏也。”于《宣公十一年》曰：“经之大法，在诛乱臣，讨贼子。有乱臣则无君，有贼子则无父。无父与君，则中国变为夷狄，人类殄为禽兽，虽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胡安国继承传统夷夏观，以礼义为夷夏之辨的标准。但由于身处国家危亡之际，所以胡安国更强调攘夷，并突出公羊“大复仇”大义，力主加强武备，恢复中原。

胡安国志在经世济民，感于时事，往往借《春秋》寓意，不拘章句训诂，成为宋代理学家以义理治《春秋》的代表作。《朱子语录》谓“胡氏《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此论被《四库全书总目》称作“千古之定评也”。

南宋时期，胡安国《春秋传》被定为经筵读本，成了官学。入元后，元仁宗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下诏实行科举，于《春秋》经，规定以胡安国的《春秋传》定经文，与《春秋》三传并行。《四库全书总目·春秋传》曰：“明初定科举之制，大略承元旧式，宗法程、朱。而程子《春秋传》仅成二卷，阙略太甚。朱子亦无成书。以安国之学出程氏，张洽之学出朱氏，故《春秋》定用二家。盖重其渊源，不必定以其书也。后洽《传》渐不行用，遂独用安国书。渐乃弃《经》不读，惟以安国之《传》为主。当时所谓经义者，实安国之传义而已。”可见，胡安国的《春秋传》影响了几百年的《春秋》学研究与众多的读书士子。

胡安国《春秋传》传本较多，宋刊本今较罕见，明代有湖广两地刻本，崇道堂刻本，明正统十二年（1447）刊《六经》本，内府刊《六经》本等，清代有《四库全书》本。现代出版的，则有上海书店1984年出版的《四部丛刊续编》本，巴蜀书社1984年出版的《胡氏春秋传》，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出版的《胡氏春秋传》（摛藻堂四库荟要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