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人要籍百部评鉴·
14.罗从彦与《罗豫章先生集》
罗从彦幼承庭训，学有渊源，以特科恩授惠州博罗县主簿。北宋崇宁（1102—1106）初，罗从彦闻同郡龟山先生（杨时）得洛学真传，遂往见之。后继承龟山所传，肩负传扬洛学重责，时人称为“道南第二人”。罗从彦在伊洛之学的南移过程中，在人格和思想方面对后人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特别是对其弟子李延平及再传弟子朱熹。罗从彦的著述多有散佚，后人将存世的作品辑录编成《罗豫章先生集》十二卷，主要有《遵尧录》、《议论要语》、《豫章集》、《春秋指归》、《中庸说》、《春秋毛诗语解》、《语孟师说》、《台衡录》、《二程龟山语录》等，反映了罗从彦理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罗豫章先生集》十二卷，（宋）罗从彦著。
罗从彦（1072—1135），字仲素，世称豫章先生。宋南剑州剑浦（今福建南平）人。罗从彦幼承庭训，学有渊源，以穷经为学。以特科恩授惠州博罗县主簿，绍兴五年（1135）卒于官，年六十四，淳祐间追谥“文质”。
罗从彦初师事吴国华，至崇宁初，闻同郡龟山先生得洛学真传，遂徒步往将乐见龟山。初次敬听龟山讲学，即惊汗浃背，曰：“不至是，几枉过一生矣!”龟山亦爱其求道诚恳，称赞他曰：“惟从彦可与言道。”及后，由于他资质过人，品性端正，遂继承龟山所传，肩负传扬洛学重责，时人称为“道南第二人”。根据《豫章文集·序》记载：“龟山之门从游者众，求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先生一人而已。”罗从彦本人天资聪慧，为学笃实，不愧为伊洛之学的得力传薪者。明代学者欧阳佑也有言赞曰：“自龟山载道而归也，程师即喜之曰‘吾道南矣。’然或继承匪人，抑何以演其源而扬其波耶？幸有豫章罗先生，受业龟山之门，独得不传之秘。故自有先生之学，一传而为李延平，再传而为朱晦庵，由是海滨邹鲁，于斯盛矣！”罗从彦在伊洛之学的南移过程中，在人格和思想方面对后人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特别是对其弟子李延平及再传弟子朱熹。罗从彦45岁时，李延平来向他学习，大约是在同年，朱熹的父亲朱乔年也曾以师礼见过罗从彦，罗从彦为他作过“韦斋记”。在教书育人这一方面，罗从彦也不亚于自己的老师杨时，他对学生的言传身教，直接影响了李延平和朱乔年。
在罗从彦所有的著作中，《遵尧录》所占的篇幅最长，也是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遵尧录》一共分七卷，外加《遵尧录别录》一卷，一共四万余言。他为写成此篇，花了三年的时间，采集宋朝皇帝的故事（太祖、太宗、仁宗、真宗），外加宰相李沆等和先儒的言行附于后。罗从彦尊崇尧舜，《遵尧录》就直接用“尧”命名，以儒家的“仁”学为本，收纳道、法的思想的合理因素。他说：“尧舜三代之君，不作也久矣。自获麟以来，迄五代千五百余年，惟汉唐颇有足称道。汉大纲正，唐万目举，然皆杂以霸道而已。有宋龙兴，一祖开基，三宗绍述，其精神之运，心述之动，见于纪纲法度者，沛乎大醇，皆足以追配前王之盛，故其规模亦无所愧焉。”罗从彦以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赵灵）、真宗赵恒、仁宗赵祯的事迹为主导，追述王道之治，为现实政治歌功颂德，认为他们“追配前王之盛”，承传了王道之治。记述事迹的同时，罗从彦发表了很多评论，反映了他在政治、伦理等方面的思想。罗从彦认为，自孔孟以后，王道就断裂了。他赋诗道：“不闻鸡犬闹桑麻，仁宅安居是我家。”又说：“圣人不作，自炎汉以来，有可称者，莫不杂以霸道，汉宣之言是也。若唐贞观中，海内康宁。帝曰：‘此魏征劝我行仁义之效也。’盖亦假之者也。”那么应该去哪里追寻王道，遵从王道呢？罗从彦认为，张载、二程“为往圣继绝学”，道统得以延续，王道也得以承传。无庸讳言，罗从彦有关王霸之辨的观念直接继承孟子而来，他说：“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又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皥皥如也。’善乎，孟子之言。昔孔子没，孟子继之，惟孟子为知霸王者也。夫学至于颜孟，则王道其几之矣。故知圣人之学者，然后可与语王道，不知圣人之学，不可与语。不知圣人之学骤而语之，曰此霸道也，此王道也，必惑而不信矣。”和其他儒者一样，罗从彦认为王道不在外求，不在功业，而在正谊明道，他认为“三代之治在道而不在法，三代之法贵实而不贵名，后世反之，此享国与治安所以不同。”罗从彦所主张的王霸之辨的特色，乃在于他多不在空发议论，而是通过即事以见理的方式将其思想及意识传达出来，如批评王安石的改革，他认为王安石“变更祖宗法度创为新说，以取必天下之人茅靡其心，而凿其耳目，流毒后世。”在豫章看来，既认定了三代王道之治，作为一个统治者即必须“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故而，“不以三代之君为法者，皆妄作也。”需要指出的是，从《遵尧录》中论及王霸之辨的思想中可以看出，罗从彦援引了诸多周敦颐的学说，可见周敦颐有关此一问题的论述对其影响颇大。
罗从彦认为确立了王道政治，还必须反对老氏的无为而治。宋太宗推崇老氏“治大国如烹小鲜”的主张，认为人君致理之本当以简易为先。同时，儒家与老氏表面上似乎都主张无为，但是，儒家的无为乃建立在各尽其责，秩序井然的基础上，此自与老氏有天壤之别，罗从彦认为：“孔子称舜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恭己正面南而已。’夫舜之所以无为者，以百揆得其人，九官任其职故也。”由此可见，老氏“以万物为刍狗”之说与三代圣王之治颇有不同。豫章云：“夫故万物不与圣人同忧者，天之道也，圣人则不免有忧矣。若使百姓与万物等而一，以刍狗视之，则亦何忧之有？故老氏之学大者天之则诋訾尧舜，不屑世务，其下流为申韩者有之矣，此不可不辨。”罗从彦以此提倡三代王道政治，其目的要在于敦促统治者常怀忧患意识，以天下生民之幸福为己任，不当虚席其位，荒时度日。其次，罗从彦对佛学的看法是“佛氏之学，端有悟人处，其言近理，其道宏博，世儒所不能窥。”他认为佛学有他自己的优点，有让人受益之处，其理论博大精深，一般的儒者是不能发现它的真正含义的，佛家的学说超乎人伦和世务，并不是尧舜、孔子之道。罗从彦遵从了其老师杨时教导，以圣学为正宗，在朱熹看来：“如萧子庄、李西山、陈默堂皆说禅。龟山没，西山尝有佛经疏追荐之。唯罗先生却是着实仔细去理会。”杨时的其他传人都或多或少受到禅学的影响，只有罗从彦未受影响，而是着实仔细地学习圣学。
《议论要语》是罗从彦对朝廷政治、伦理、人性等方面的评说，只有一卷，一共三千余言，可谓是字字珠矶。《宋史》本传中所引录的罗从彦关于“论治”及“论士行”的几段议论，均录自《议论要语》。如论治云：“天下之变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譬如人之伤气，则寒暑易侵；木之伤心，则风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奸，则外必有禄山之乱；内有卢杞之奸，则外必有朱泚之叛。”《宋史·道学传二》认为此言甚善：“此语中理。君子在朝，则日以危乱为忧，以公心正言夹辅王室，虽殒身破家不恤，惟报国是图，国则日以昌。”国家之存亡，人主之忧患，全在于朝中重臣是君子还是小人。又如论士行云：“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为本。正直则朝廷无过失，忠厚则天下无嗟怨。一于正直而不忠厚，则渐入于刻；一于忠厚而不正直，则流于懦。”凡此种种，皆是罗从彦洞察世事的言论，对政治现实有很强的批判性。
罗从彦认为道德教化是朝廷的“先务”，他的理论更偏重于指导实践应用，因此《遵尧录》、《议论要语》占据其文集的绝大一部分。罗从彦很重视国家的法制建设，这在他那个时代是不多见的。他说：“古帝王理天下，未有不以法制为首务，法制立然后万事有经，而治道可济也。”就理学家而言，更着眼于德治。因此，主张“法制为首务”的罗从彦便显得难能可贵了。清代的柯潜在《罗先生文集重刊序》说“盖其经济之志之所寓”，此说较为公允，罗从彦的理论充分表现了儒学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
此外，罗从彦其他的著作也颇有可观之处。《春秋指归序》是罗从彦对春秋的评说，体现了他对孔子传续的道统的继承。《春秋指归序》中也以崇尚三代之法为主旨，他认为：“《春秋》诛一世子止，而天下为人子者莫敢不孝；戮一大夫盾，而天下为人臣者不敢不忠。”《韦斋记》是为朱熹的父亲朱乔年的书房做的记，称扬他的为学为人之方。《诲子侄文》描述了他的家教思想，家教的理想是达到“入孝出弟，文行忠信，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篇，闺门之内，肃肃如也，闺门之外，雍雍如也”。罗从彦尚有诗作《观书有感》《自警》《示书生》《颜乐斋》《邀月台》《送南剑王守归二首》《勉李愿中五首》《自述》等，共25首。
从罗从彦的著作中，可知他的主要关注在道德修养的工夫上，他的兴趣主要在“正德、利用、厚生”等民生问题上。在学术思想方面，以龟山“观中说”为基础而推进一步，定立“静坐”形式，确立“静中观理”的理论。在理学思想体系中，他主张的伦理思想可谓具有重要地位。罗从彦倾其一生，建立“圣人之道”，但却行不通，到晚年的时候，他自己也感慨道：“颠倒一生浑是梦，寻思百计不如闲。”甚至有时候他也忘记了自己身边的事物，他说“会得懒慵归去路，索然忘鸟更忘花。”如此的潦倒失意，使得他也有很多保守的思想。早年的激情燃烧殆尽，靖康之变时，他做了一首诗，后两句是：“也知邻关非吾事，且把行藏付酒杯。”后来罗从彦“筑室于罗浮山中，绝意仕进，终日端坐，间谒龟山于将乐溪上，吟咏而归，充然自得。”宋建炎二年，罗从彦56岁，辞谢了太守的聘请，毅然赴汀州连城冠豸山讲学，弘扬伊洛渊源之学。他不好张扬、一心著书立说的品性，得到了后人的赞扬，朱熹曾说：“龟山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如罗公者，盖一人而已。”
根据罗郁尧先生在《罗从彦生平及其家族述略》中所说，罗从彦的著述有很多，如《遵尧录》《议论要语》《豫章集》《春秋指归》《中庸说》《春秋毛诗语解》《语孟师说》《台衡录》《二程龟山语录》。但是可惜的是，其中有很多已经散佚于乡里，幸好有一部分被保存下来。现存的著作都被收集于《罗豫章文集》，1944年由王云武主编的丛书集成初编，他们是《遵尧录》《遵尧录别录》《议论要语》《春秋指归序》《韦斋记》《诲子侄文》《与陈默堂书》等，以及罗从彦留存下来的诗作25首。